文革末期我在公安部·施義之 口述 陳 楓 整理
特赦戰犯
公安部在華國鋒部長領導下，進行了“特赦戰犯”的工作。
解 放以後，從1959年開始，我們對於部分國民黨、偽滿高級戰犯已經分別進行了六批特赦。l974年底，毛主席指示：“還有一批戰犯，放下武器已關押二十多 年了，還關著幹什麽。把他們釋放了，可以來去自由。”1975年3月，華國鋒召開核心小組會議，討論貫徹毛主席這一指示，釋放全部在押戰犯。
在公安部、高法、統戰部、中調部、新華社等單位負責人會議上，華國鋒根據毛主席的指示，要公安部摸清戰犯名單，首先搞清國民黨軍隊軍以上、地方局以上戰犯名單，並要求各單位做好特赦前的準備工作和特赦後各地安置的準備工作。
3 月17日，人大常委會開會作出特赦釋放全部在押戰犯的決定。3月18日新華社發布特赦釋放全部在押戰犯的電訊。這次特赦戰犯共293名，其中蔣軍軍官 219名，國民黨黨政人員21名，特務50名，偽滿戰犯2名，偽蒙戰犯1名。釋放後有公民權，來去自由，可以去台灣。3月19日最高人民法院到各個戰犯管 理所宣布決定。3月21日釋放戰犯集中到北京。由華國鋒主持會議，傳達了毛主席指示，宣讀了國務院特赦令。3月22日，組織他們參觀學習，會晤親友，4月 2日分散到各省市安置。其中有10人願意去台灣與家人團聚，4月14日抵香港，但台灣拒不接納，發生了張鐵石（61歲，原國民黨68軍政工處上校處長）在 港自殺身亡事件。
在後來審查被釋放的戰犯名單時，發現調離戰管所到農場勞動的戰犯被遺漏，被遺漏戰犯和自1962年到 1965年竄犯大陸先後被俘的武裝特務和特務船的船員，共144人。中央決定把被遺漏的戰犯和俘獲的武裝特務再作一批寬大釋放。9月22日新華社發布了全 部寬大釋放的電訊。9月25日集中到北京。其中有65人願意去台灣與家人團聚，分批經香港去台灣。其他也分到各地安置。還有日、韓籍特務4名，遣送回國。
第二批特赦工作因華國鋒去西藏，經鄧小平批示後基本上由我主持進行。兩批戰犯的特赦工作於1975年10月結束，在押的國民黨戰犯全部釋放安置。
籌備召開各類專業會議
華國鋒指示公安部除抓好日常業務工作外，多開點專業會議，不開全麵性會議。
1975年上半年，於桑帶了幾個幹部去廣州調查，準備召開偵察工作會議。邊防局的幹部到黑龍江蹲點調查，準備召開邊防會議。我同祝家耀帶幹部到上海、江蘇、安徽等地調查了解治
安工作麵上的情況。8、9月份由鐵道部、公安部聯合召開了有各省、市、自治區公安廳、局長和鐵路係統公安局長參加的全國鐵路治安工作會議，華國鋒講了話。會上反映江蘇宿遷在教育控製盲流人員方麵的經驗好，經華國鋒批準籌備在江蘇宿遷召開現場工作會。
而 偵察工作會議因為於桑和祝家耀二人對文化大革命以來工作的看法分歧很大，文件遲遲起草不出來。到11月後全麵“反擊右傾翻案風”開始，偵察工作會議沒有開 成，其他專業會議做了籌備也因“反擊右傾翻案風”沒有開成。1975年的許多工作因此被擱置而無法完成，又投入到政治運動中。
“反擊右傾翻案風”
1975年全麵整頓方興未艾，公安部正在籌備召開偵察、邊防、宿遷治安工作現場會等專業會議。1975年冬毛主席從支持鄧小平工作轉向批判鄧小平、指示“反擊右傾翻案風”。
1975 年11月毛主席對清華大學黨委副書記劉冰反映遲群、謝靜宜問題的信作了批示後，11月下旬，中央召開了黨政軍各部委負責人的打招呼會議，我參加了。在打招 呼會上華國鋒講話說：“清華大學出現的問題，不是孤立的。是當前兩條道路、兩條路線鬥爭的反映，這是一股右傾翻案風。”接著中央發了23、26號文件，不 點名地批判鄧小平。在全國開始了“反擊右傾翻案風”。
1976年1月8日，周總理逝世。
2月3日中共中央通知：毛主席提議華國鋒為國務院代總理。並批準葉劍英病休，陳錫聯主持軍委工作。
l976年2月5日，打招呼講話要點向全黨傳達。
1976年2月25日，中央召開各省、市、自治區和大軍區負責同誌會議，華國鋒代表黨中央講話，說：“當前主要搞好批鄧，批鄧小平的修正主義路線。”批判鄧小平、“反擊右傾翻案風”的運動推向全國。
1975 年10月到1976年1月由毛遠新整理毛主席關於“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的談話，即《毛主席重要指示》。如：“對文化大革命有兩種態度，一是滿意，二是 要算賬，算文化大革命的賬”；“搞社會主義革命不知道資產階級在哪裏，就在共產黨內，黨內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走資派還在走”等等。1976年3月3 日中共中央發出《關於學習〈毛主席重要指示〉的通知》，和轉發《毛主席重要指示》即中共中央[1976]4號、5號文件。同時在報刊上開展“教育大辯論” 和開展對“論全黨全國各項工作的總綱”、“科學院工作匯報提綱”、“關於加快工業發展的若幹問題”這“三株大毒草”的批判。
從 1975年11月中央23、26號文件（關於清華大學）下發到1975年底，華國鋒曾多次召開公安部核心小組會議，指示“政法幹校不要忙著開學，現在路線 不清，不能把文化大革命中批判了的再去教育人”。當祝家耀匯報籌備偵察工作會議起草文件中與於桑的爭論時，華國鋒表示祝家耀的意見是對的，並說：“右傾翻 案風不僅教育戰線有，各條戰線都有影響。”“公安部有些同誌思想上總是疙疙瘩瘩，要做些調查研究，通過批判右傾翻案風，批判鄧小平修正主義錯誤路線，解決 幹部的思想認識問題。公安部要帶頭，你們批好了，對下麵有影響。”還說：“劉複之寫信說他被保護審查期間，曾威帶人在他的住處安竊聽器，矛頭是對著我的。 批
右傾翻案風要聯係他的實際。”華國鋒指示：你們把今年（1975年）的文件查一下，鐵路治安會議上你們給我起草的講話稿上有“三項指示為綱”，有機會的時候你們要檢討幾句。
中央和華國鋒部長的指示精神，是不能損害文化大革命。仍如部內在算舊賬和反算舊賬的爭論時一樣，首先要維護文化大革命的思想和做法。
按 華國鋒的指示，我們通知不在家的核心小組成員趕回，於桑從廣州、淩雲從江蘇宿遷、楊貴從大寨回部，共同研究如何貫徹華國鋒指示，研究部署公安部內“反擊右 傾翻案風”。原來正進行的幾個專業會議的籌備工作都停頓下來，原定召開治安工作宿遷現場會議也因抓運動是主要的而無限期推遲。
12 月28日，我因發高燒住進醫院。我住院期間核心小組的工作由楊貴代理。有一天楊貴、祝家耀因為在批判右傾翻案風如何聯係實際問題上意見不一，到醫院找我。 楊貴主張聯係批劉複之，祝家耀意見要批於桑。我同意了楊貴的主張，表示要按華國鋒的指示重點批劉複之。另有一次楊貴來醫院說：“有件事要告訴你一下，王洪 文要我和祝家耀把部裏的情況寫個材料給他，已經拖了很長時間了，現在政治部整理了一個材料，我想送一份去。”寫的什麽材料什麽內容以及事前如何安排的都沒 有告訴我。王洪文是黨的副主席，雖然他不是分管公安部的，但他要祝家耀和楊貴這兩個中央委員、候補中央委員弄材料，我是不好問的，我隻有默認。過了幾天楊 貴又來告訴我說：“我想了一下，材料光送給王洪文不好，我給華國鋒也送了一份。”材料最終也沒有讓我看。1976年1月26日我出院後，楊貴再也沒有提起 這件事。我知道華國鋒看了。華是部長，他知道了就行了。
1976年2月25日，中央分批召開了各省、市、自治區和大軍區 負責人會議後，組織到會幹部去清華大學看大字報。過去部裏有人提議組織幹部去清華大學看大字報，因為上麵沒有通知，我沒同意。看到中央組織各地來開會的負 責幹部去參觀，我便同意政治部組織一部分幹部去參觀。後來接到國務院要求各部委組織幹部去清華大學參觀的通知，公安部組織了幹部去參觀，我也去看過。
1976年3月中共中央發了[1976]4號、5號文件，重提了“階級鬥爭為綱”，要“限製和批判資產階級法權”，說老同誌的思想還停留在民主革命階段，以及“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等。
華 國鋒指示“要認真學習領會精神，領導首先要轉好彎子，帶頭進行批判”。還指示“在批判鄧小平修正主義錯誤路線，反擊右傾翻案風中解決公安部幹部的思想認識 問題，使廣大幹部團結起來”。經核心小組討論研究，決定先組織局以上幹部學習，然後全體幹部學習，半天學習半天工作。要求聯係實際開展批判。聯係實際中批 判了劉複之、於桑和幾位老局長。在公安部第一次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大會上，為了響應華國鋒“領導首先要轉好彎子，帶頭進行批判”的指示，淩雲、嚴佑民 帶頭發了言。我也集中了幾位同誌起草我的發言稿。後來因為發生了“天安門事件”，沒有再開大會，發言稿沒有寫成，也就沒有發言。
關於“天安門事件”
1976 年1月8日周總理去世。周總理的遺體告別儀式在北京醫院，我正好在北京醫院住院，參加了守靈和向遺體告別。對於周總理的治喪規格低，許多住醫院的老同誌都 有意見，我也有意見。在醫院裏我見到吳慶彤（國務院辦公廳主任），向他提出我的意見，並請他轉告華國鋒。那時我不知道是“四人幫”在搗鬼。
由於周總理的崇高威望，人民群眾對周總理的逝世無限悲痛。1976年清明節前後，廣大人民群眾在全國範圍內自發地悼念周總理，寄托哀思，同時也發出反對江青、張春橋等的呼聲。
早在3月中旬，華國鋒批轉來王洪文對福建陳佳忠給他來信的批件。王批：“建議公安部派人弄清反動詩詞的來源。”華國鋒批“立即派人協助省委查清反動詩詞的來源”。我派部邊防局幹部侯西斌、黃斌奎去福州進行查處。
這是我最早收到中央要我們辦的這類事的批件。來信是一首古體詩詞，內容是悼念周總理，影射、反對江青、張春橋。王洪文、華國鋒在批件上定了性，也在我頭腦中定了調。
3 月下旬，南京的學生、工人因為對《文匯報》3月5日刪去周總理對雷鋒同誌的題詞，及在後來又發表了指桑罵槐反對周總理的文章表示抗議，舉行了悼念周總理的 活動，貼出責問《文匯報》，反對江青一夥的大字報。江蘇省公安局來電話問我們怎麽辦，我要他們通過省委直接請示中央。後來我們收到中央發的“南京發生政治 事件”的代電，我電告江蘇省公安局，傳達了中央代電的內容。不久江蘇方麵又來電話報告：南京開往北京的火車車廂上寫有“誰反對周總理就砸爛誰的狗頭”等大 標語。
我一直堅信毛主席領導的黨中央是正確的，認定反對毛主席和毛主席領導的黨中央則是錯誤的。早在文化大革命之初，中 央文革小組就和中共中央、國務院、中央軍委並列發號施令。長期以來對於江青一夥的橫行霸道，我是有所耳聞，也有過各種疑問。可江青與毛主席的特殊關係，使 我一直認為她是代表毛主席的。林彪集團垮台後，尤其是“十大”以後，毛主席把江青一夥放在黨中央重要位置上，權力越來越大，他們經常打著毛主席的旗號指揮 全黨，有極大的欺騙性。毛主席關於批評江青一夥是“四人幫”的指示在當時並沒有傳達給我們，隻要不是中央文件和報紙公開確定的我則認為不可信，怕犯錯誤。 對江青一夥控製的輿論工具進行的宣傳，我以為就是黨中央的聲音。在出現一些反常的“混亂狀態”時，我沒能認清這是廣大人民群眾自發的起來向他們鬥爭的行 動，主觀上接受了“有人利用群眾懷念周總理的感情，分裂黨中央”的論斷；也主觀的認為這樣做是違背“安定團結”，是無組織無紀律的行為，隻能起到煽動、擴 大事態的作用。在接到中央發出的代電後，我認為這是一起分裂黨中央的事件。我在來電記錄上批：這些標語是反動的，教育群眾不要受騙上當，並查清幕後策劃者 和為首的。
3月31日，華國鋒在核心小組會上提出：南京發生了政治事件，南京同北京有串聯，你們要掌握情況，要注意天安 門的動態。第一個送花圈的是上訪的公安人員，要查出這個人來，要保證公安部下屬單位不去天安門送花圈，不去湊熱鬧；天安門有鬧事跡象，天安門在你們鼻子底 下，你們有責任及時向中央反映天安門的動態。
我們立即向各局、各部屬單位進行傳達。當我得知部屬329廠送了花圈到天安門，認為廠領導不執行華國鋒的指示，把329廠的負責人找來批評了一通。
從 3月底開始，首都群眾自發到天安門廣場人民英雄紀念碑獻花圈、賦詩詞，悼念周總理。4月4日是清明節，數十萬群眾湧向天安門，有的排著整齊的隊伍送花圈， 有的朗誦悼念詩詞，有的發表演說，同時出現了反對江青、張春橋的詩詞和標語。中央政治局討論，認為這是反革命煽動群眾，借此反對毛主席，反對黨中央，幹擾 破壞鬥爭大方向。當晚，北京市清理了天安門廣場的花圈、詩詞、標語。
“天安門事件”的清查處理是中央交由北京市委和北京市公安局負責的。第一個送花圈的人由北京市公安局找到並拘留。公安部按華國鋒指示，這期間每天派十幾個人到天安門廣場了解動態，核心小組成員也輪流到天安門廣場觀察情況，隨時將觀察到的情況向華國鋒匯報。
4月4日早上，祝家耀告訴我，王洪文在淩晨和他一起去了天安門，並要他把天安門廣場上的詩詞拍下來，以後好破案。祝說他已轉告了市局。我知道他過去在上海是和王洪文一起的造反派兄弟。王洪文是中央副主席，直接找他，我沒說什麽，也沒問什麽。我也不能說什麽。
4 月5日上午，天安門廣場聚集了許多群眾，他們對4日夜裏衛戍區和市公安局收走廣場上的花圈強烈不滿，有攔汽車，砸外國記者照相機等行為。華國鋒來電話，要 我們馬上派人到天安門廣場了解情況並及時向他匯報。祝家耀提議：中央領導不便到現場，我們用攝像機錄下來，如果中央領導要，可以送去。我沒多考慮祝家耀什 麽用意，認為這的確便於掌握廣場動態，便於匯報情況，就同意了。
我把攝像看得很簡單，其實當時的設備落後，這是個邊防用 的遠距離攝像機，很笨重，要安放在曆史博物館樓頂上才能錄。曆史博物館是衛戍區守衛的，要上去必須經過吳忠同意。我們先同吳忠聯係好，又請示汪東興。汪要 我們請示華國鋒，但沒有找到。偏巧機器又發生了故障，需要修理。
我和於桑、祝家耀、張其瑞一起先去了廣場南側的北京市公 安局指揮所，又到了人民大會堂，看到廣場上很亂。午飯後看到指揮所門前的汽車被燒，感到事態嚴重了。我給華國鋒打電話匯報，是他秘書接的。同時我要人民大 會堂的劉健向汪東興報告。從人民大會堂出來，我和祝家耀到了衛戍區，見到了吳德、吳忠、劉傳新。吳忠、劉傳新向我們講述了宣傳車被推翻，送飯車被砸的情 況。他們對我們說，中央有交代，晚上采取行動，吳德正在起草講話稿。我知道晚上的行動毋需我們參加，就回到部裏。
回來後，攝像機已修好，攝錄人員也換上了軍裝，但還沒有找到華國鋒。看看天快黑了，吳德已開始講話，我就同意把機器搬上曆史博物館錄了像。後來錄像帶有人看過，告訴我，模模糊糊什麽也看不清。
4月5日晚6時半，北京市委第一書記吳德發表廣播講話：“天安門廣場有壞人進行破壞搗亂，進行反革命破壞活動……革命群眾立即離開廣場，不要受他們的蒙蔽。”十時半，一萬民兵、警察帶木棍封鎖天安門，清理廣場，對滯留在廣場上的群眾進行了毆打和逮捕。
4 月7日電台廣播中共中央兩個決議：一、根據毛主席提議，政治局通過，華國鋒任中共中央第一副主席，國務院總理。二、“中共中央討論了發生在天安門廣場反革 命事件和鄧小平最近表現，認為鄧小平問題性質已經變為對抗性矛盾。根據毛主席提議，政治局通過，撤消鄧小平黨內外一切職務，保留黨籍，以觀後效”。
追查“謠言”
“天安門事件”後，根據中央政治局決定，華國鋒部署公安部負責追查“謠言”。
當 時把周總理逝世後社會上流傳的“總理遺言”、群眾反映的不滿情緒，以及沒有公布的內部消息都作為謠言進行追查。我考慮到問題的複雜性，請示華國鋒：如果追 謠言追到領導幹部怎麽辦？華國鋒指示，“不管追到誰，一追到底”。核心小組根據華國鋒的指示，起草了“電報通知”稿，經華國鋒簽發。公安部工作以“追謠” 為重點，在全國開始了大規模的群眾性“追謠”行動。
早在3月中旬，王洪文、華國鋒就批示我們追查福建省發生的“反動詩 詞”，從4月到7月，我們先後接到許多由中央政治局委員批來的、中央各部委報來的、北京市公安局報來的“謠言”。有的轉回各部委去處理，有的批到各地公安 部門處理。有上麵批示要我們派人協助的，還有單位要求我們派人協助的，我們也都派了幹部去協助處理。科學院半導體所“追謠”審查馮應章（與鄧楠有關聯）， 紀登奎、孫健批示要我們派人協助，我執行了。三機部303所審查了與鄧樸方有關聯的康輝，是按三機部報來材料，我同意該部自己審查。
在 “追謠”過程中，部屬329廠負責人路群找我反映，該廠傅凝到葉帥家給葉帥送去一份“總理遺言”。這時我才知道329廠有個葉帥撫養大的傅凝。我想此事不 宜擴散，便要路群找傅凝個別談談，不要把這事同別人說。後來路群把談話情況寫信告訴我，我閱後存放在文件箱準備退給路群，因路群到上海治病就擱下來了。這 信沒有給任何人看過，這事也沒有對任何人說過。後祝家耀派工作組到329廠，不知他從什麽地方得到的消息，並把傅凝的情況匯報給王洪文了。
5 月初，核心小組會上向華國鋒匯報了追查謠言的情況，也匯報了群眾對“四人幫”的不滿言論。華國鋒指示公安部以追查“總理遺言”為重點，要日夜加班。我請示 其他謠言還查不查，華說：“抓住查‘總理遺言’這個重點，其他就迎刃而解了。”經核心小組研究，理解為抓住追查“總理遺言”這個重點，帶動對其他謠言的追 查。經過發動群眾追查，我們掌握“總理遺言”的線索目標集中到了杭州。華國鋒指示核心小組成員親自去杭州督促，限期一周破案，說坐火車來不及就坐飛機去。 核心小組決定派祝家耀去杭州。
5月19日，中央通知我和祝家耀去匯報。在政治局會上由祝家耀匯報了到杭州追查“總理遺 言”的情況。匯報到“總理遺言”的執筆人李君旭等已被拘留時，張春橋說：“你們現在查到的都是浮在水麵上的，沉在水底的你們沒有發現。”有人（是誰記不清 了）附和道：“這些人是有後台的。”當匯報到“天安門事件”中出現的一些傳言時，汪東興說：“有些受衝擊的老同誌對發生‘天安門事件’幸災樂禍，楊尚昆買 酒慶祝嘛。”會上決定在杭州逮捕8人，名單是華國鋒提出的。為了保密，決定由汪東興通知鐵道部安排一節包廂列車，把拘留的人從杭州送到北京。
在 這次政治局會上，我請示怎樣處理“追謠”中報來的涉及中央、國務院各部委的有關材料，報請誰批。會上決定：按政治局委員的分工分別報送，國務院各部委方麵 的報送紀登奎；人民日報、新華社方麵的報送姚文元；中組部的報送張春橋；統戰部的報送吳德；軍隊的報送陳錫聯。以後我就是按這樣的分工分別將有關材料報送 過紀登奎、張春橋、姚文元、陳錫聯、吳德。這次政治局會上決定全國繼續批鄧反右，停止群眾性“追謠”，“追謠”轉入公安部的日常工作。華國鋒指示公安部發 個電報通知，我照辦了。
文革後期黨內政治鬥爭愈演愈烈，我這一級幹部雖為高官，但上不知“宮內事”，下不明百姓心，隻為了全力以赴完成黨交給的任務。作為一個衝鋒陷陣的戰士，對自己已經身處懸崖邊沿還渾然不知。
公安局長座談會
1975年10月，軍委擴大會議決定縣市地方看押犯人的武裝警察交公安部門後，決定由公安部和總參召開各省、市、自治區公安局長和各大軍區、各省軍區後勤部長會議，討論武裝警察的供應問題。
1976 年5月5日，華國鋒在部核心小組會上指示：“毛主席關於‘搞社會主義不知道資產階級在哪裏，就在共產黨內……’的最新指示，給公安部門提出了新課題，你們 要好好研究。”同時在會上提出：“同總參一起召開武裝警察供應工作會後，把各省、市、自治區的公安局長留下來開座談會，研究毛主席最新指示，研究敵情。” 並指示座談會首先要組織大家學習中發[1976]4號、5號文件。
為了落實華國鋒的指示，開好座談會，核心小組研究確 定：留下省、市公安廳（局）長參加會議，民警處長回去，調各廳局辦公室主任來參加會議。座談會的目的是研究敵情，貫徹華國鋒關於“會議不要業務性太強，要 有思想性，要學好4號、5號文件”的指示，學習領會毛主席的最新指示，把毛主席關於“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的指示作為會議的指導思想。會議還決定座談會 由核心小組集體領導，淩雲、張其瑞主持會務工作，核心小組成員（隻有楊貴受中央委托帶工作組去河南，不在部內）盡可能參加各組討論，多聽各省、市、自治區 同誌們的發言，多開按地區分組的召集人碰頭會。
1976年6月14日，全國公安局長座談會召開。
首先由我以上述核心小組討論決定的基本內容進行了動員講話，接著就是組織學習中央4號、5號文件，學習討論毛主席關於“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的最新指示。
學習討論中，大家話題多在對“天安門事件”和“追謠”以來社會上的種種情況、現象、傳言的議論上，與會的同誌提出了“這樣泛泛而談沒有重點”，經召集人碰頭會上匯總，秘書組把大家議論中提出的問題歸納為以下5個主要問題：
社會主義革命時期誰是我們的敵人，誰是我們的朋友；
為什麽黨內資產階級與反革命聯係起來；
敵人製造散布謠言，社會上有市場，內部市場也多，為什麽?研究謠言的欺騙性；
公安機關如何適應當前鬥爭形勢，鬥爭矛頭應對準誰，鬥爭手段有哪些變化，同黨內資產階級鬥爭靠什麽，對走資派怎樣實行無產階級專政；
資產階級在黨內，公安機關如何在黨委領導下進行工作。
我在召集人碰頭會上把集中的這些問題念了一遍，讓大家繼續討論。
後來在碰頭會上反映出主要分歧意見是對黨內走資派能不能偵察，怎樣偵察？有人認為走資派成為黨內資產階級了，可以偵察；有人認為走資派的活動影響社會治安，可以在治安範圍內偵察；有人不同意在黨內搞偵察。
我表示：曆來黨內路線鬥爭都是毛主席指出而不是偵察出來的，黨內不應該搞偵察，大家有不同意見可以再討論。
對於怎樣結束會議，祝家耀在核心小組會上提議寫“會議紀要”，大家都同意。我想華國鋒沒有時間參加會議，按期送上簡報後還沒有得到他的指示，可以寫個“紀要”送給他看看，請
他把關。核心小組討論時決定由淩雲負責起草“會議紀要”。
“紀 要”稿起草後，立即送華國鋒審定。送後我又打電話請示華國鋒：“送去的‘紀要’稿行不行。”華國鋒在電話中說：“寫‘紀要’要慎重，過去中央開會搞‘紀 要’都經毛主席審批。你們寫‘紀要’，又沒有好的觀點，毛主席哪有時間審批。你們收到12號文件後，組織大家再學習4號、5號、12號文件。”我請他在會 議結束時作指示講話。他說：“沒有時間，不講了。你們自己講。”還說：“你們做事要慎重。過去慎重做了幾件好事，如特赦戰犯、破獲蘇修特務李洪樞，大家高 興。如果不慎重，以後層層檢討就不好了。”還說：“這些話是同你們商量的，你們把我講的話整理了到處傳達，我就不敢講話了。最後你們可以提提意見，讓各 省、市、自治區自己去研究。”過了三五分鍾，華國鋒的秘書來電話說：“走資派還是人民內部矛盾。”這時我又提出請華國鋒在會議結束時作指示，他說：“你們 自己講講就結束會議。”又說：“華國鋒還兼著部長呢。”我把華國鋒和他秘書的話如實向核心小組傳達。當時大家對“華國鋒還兼著部長”這話都摸不著頭腦。
學 習中央4號、5號文件和以毛主席關於“資產階級就在共產黨內”指示作為會議的指導思想來研究敵情，是華國鋒部長的布置。以這為課題討論已經混淆了對兩類不 同性質的矛盾的認識。我在會議過程中思路始終機械地停留在按華國鋒的指示定了的基調內，思想深處沒有好好琢磨。對於華國鋒及其秘書在電話中突然的變調和含 蓄的暗示，我沒有理解並隨之轉變。核心小組中也沒人提出有新的理解。
核心小組再次共同學習了中央4、5、12號文件，又 討論了怎樣結束會議，當時大家都沒有超脫會議的程序“有開始、有結束”的框框。決定“紀要”不搞，由我在會議結束時講話，講話稿仍由淩雲負責起草。講稿是 在“紀要”的基礎上修改而成的。刪除了“紀要”中“黨內走資派是最危險的敵人”這類的話，但基調沒有變。誰知日後竟成為我“把專政矛頭指向黨內”的罪行。
毛主席把反對“走資本主義當權派”的提法進一步上升到“資產階級就在黨內”，已造成黨內思想極大的混亂。華國鋒又說毛主 席這一最新指示“給公安部門提出了新課題”，要我們召開公安局長座談會。在“天安門事件”被鎮壓之後，“反擊右傾翻案風”經毛主席最新指示推動達到又一高 潮的背景下，核心小組全體成員對以毛主席這一指示為會議的指導思想研究敵情，沒有什麽分歧意見。公安部門是專政部門，華國鋒授意討論這個問題，本就混淆了 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在公安戰線上把黨內走資派與研究敵情連起來，是嚴重的錯誤。當時認識不到，是我政治思想水平低。黨的宣傳媒體天天灌輸“黨內走資派是 最危險的敵人”等極“左”論調，對我影響很大，以致不能謹慎分辨上麵指示中對兩類不同性質的矛盾已經混淆。這是我在公安部十年中最深刻的教訓。
結 尾
1976年9月9日毛主席去世，我參加了治喪委員會，也參加了守靈。這是我最後出現在政治舞台上。
為 了保存毛主席的遺體，華國鋒讓劉湘屏找我，要我向外省市的公安部門找幾個個頭大的死刑犯屍體交衛生部門做試驗。10月2日，我去華國鋒住地匯報，請示對外 省公安部門的來人怎麽講法，華說就講“科學實驗”。接著他問我對“天安門事件”怎樣看，我說：有的是誠心誠意悼念周總理的，大多數是看熱鬧的，鬧事的是少 數人。他說：你的看法和我的看法是一致的。接著他問我楊貴和祝家耀工作的情況，我說：他們的工作都很積極，楊貴工作上較老
練；祝家耀看問題 有些偏激。我建議有機會讓他們出去看看（當時有羅馬尼亞、朝鮮的公安部門邀請我們回訪），過去在基層缺乏對外界的認識，出去看看對他們今後工作有好處。他 說：“不見得。”他又問我是否安心在公安部工作。我因曾數次提出過要求回部隊或者去別的生產部門工作，他都沒同意。隻好說“在一天就兢兢業業幹一天”。
10 月7日，楊貴說同我到秦城監獄看看防震工作搞得怎樣。我早有這個想法，便一口答應“好。咱們去一趟”。楊貴又說“要祝家耀一起去吧”。我心想用這麽多人去 嗎？但他既已說出，就同意了。在秦城監獄吃過午飯，本想再去從外地搬回北京的五七幹校看看，接到紀登奎打來的電話，要我同楊貴立即到國務院辦公室去。我們 到後，紀登奎就問：“街上都傳開了，你們聽說什麽沒有？”我說：“我們一早就去秦城了，沒有聽到什麽。”紀登奎接著問：“祝家耀怎麽樣？”楊貴說：“就是 為了這，我們把祝家耀帶到秦城去的嘛。”我還在莫名其妙的時候，紀登奎說：“前天晚上已經把江青、王洪文、張春橋、姚文元抓起來了。”楊貴忙說“堅決擁 護”，我也表示“堅決擁護”。接著紀登奎哈哈大笑，並說：“你們是公安部，先告訴你們，中央另找時間傳達。”他還告訴我們：中央已叫馬天水、王秀珍等人來 北京，馬表示保證上海不會發生什麽問題。還說：王洪文的對立麵，上海的另一個造反派頭頭某某某表示上海的局勢可以控製。這時紀登奎拿出毛主席手跡“你辦 事，我放心”的複印件給我們看，並說：“這是毛主席寫給華國鋒的，他謙虛，過去一直沒有拿出來。現在國鋒同誌當黨的主席。”最後他說：“你們回去對祝家耀 注意一下。你們可以回去了。”這時我方明白紀登奎早就把粉碎“四人幫”的事告訴了楊貴。
回部後我同楊貴商量對祝家耀如何注意，決定由楊貴的秘書來監視。
第 二天，在5號樓辦公會議上，我才知道於桑、嚴佑民已去中央搞“四人幫”專案了。楊貴接到於桑電話，指名要6個幹部去搞專案。我看到名單，提出是不是還按 軍、幹、群搭配調換幾個，楊貴不同意。後來我放棄了自己的意見，按於桑的提名調走了幹部。這時我竟對中央已經撇開我找他人直接布置工作毫不知曉，甚至還不 在意。
11月初，湖南公安局送來了一份反華國鋒的案件報告。不知為什麽，當我看到這份報告時已送來三四天了。我看後除了 批複他們立即嚴肅處理外，當即電話報告華國鋒。是他秘書接的電話，說“華主席已經處理了”，他狠狠地訓斥了我，說“你心中還有沒有華主席”。我是最遵守組 織紀律的人，一貫尊重領導。這對我的情緒打擊很大，感到壓力沉重。
12月底，紀登奎把核心小組成員叫去，除了討論釋放因 追查“總理遺言”被抓的人外，紀登奎說：“你們公安部有人，如你們辦公室主任田野，對粉碎‘四人幫’有抵製行為，性質是嚴重的。”又問淩雲（負責祝家耀專 案審查）“祝家耀表現怎樣，揭發了什麽問題？”淩雲答：“揭發的主要是楊貴的問題。”紀登奎說：“如果他揭發楊貴的問題，那你施義之的問題就更嚴重了。” 我對紀登奎這樣的推理覺得很奇怪，心想：楊貴和祝家耀是中央學習班的同學，同時被派到公安部，來部後又長期住在一起，相互了解的當然多了，與我有什麽關 係。怎麽祝家耀揭發了楊貴的問題，說明我的問題更嚴重了？
1977年5月，我被停職審查。直到1983年12月公安部才將對我的審查結論處理報告上報中央。報告是劉複之簽發的。1985年1月中央書記處作了批複。
至此，我入黨47年，入伍47年，比生命還看重的政治生命——黨籍、軍籍被開除了。每月給生活費150元。
（責任編輯 黃 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