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瑣記：政治邊緣處的眾生相
啟麥
早請示晚匯報
“早請示晚匯報”是文革初期全國奉行的一種儀式，在所有集體活動之前舉行。比如我們學生。進得校門，迎麵就是一尊毛澤東塑像，每天第一次經過者，要自動站在下麵按規定的格式行禮如儀，然後才能往教室走。這是“早請示”之熱身。
上課前的一套才是正式“早請示”——（大致情形）：
全體人員手持“小紅書”《毛主席語錄》；某夠資格的人站在前麵發出號令帶領：全體起立！首先，讓我們共同敬祝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時稱“四個偉大”）、我們心中最紅最紅的紅太陽毛主席萬壽無疆！
全體人員揮動手裏的《語錄》、以四分之二拍的節奏高聲和道：萬壽無疆！萬壽無疆！萬壽無疆！
帶領人：敬祝毛主席的親密戰友、我們的林副統帥身體健康！
全體人員揮動手裏的《語錄》、以四分之二拍的節奏高聲和道：永遠健康！永遠健康！永遠健康！
帶領人：唱《東方紅》！（領唱）
全體齊唱……
（曾經還要唱《天大地大不如黨的恩情大》等三支歌，後來有所簡化）
據說，各個單位部門和領導，還有各出奇招的：有對著毛主席畫像匯報今天要做哪些工作的；按當天需要選學相應毛主席語錄的；有表忠心、表決心的等等，淋漓盡致地發揮。
晚匯報，則是放學、下班之前的必修課。不免再次揮動《語錄》向毛、林兩位敬祝一番，再由領導簡單小結一下今天“學習和戰鬥”的情況，“總結成績、找到差距、已利再戰”雲雲。
最後是大合唱《大海航行靠舵手》。
這個儀式雖然明顯屬於被批判的“形式主義”。隻因文革那樣顛覆一切的大運動，非“大樹特樹毛主席的絕對權威”不能推行，所以煞有介事地實行了若幹年，乃至殃及來華洋人。
各地各行業最終取消這個儀式，大概是到林彪出事之後了吧？
尷尬的祝禱
前文說到“早請示晚匯報”的最終取消，約因“林彪事件”。但又依稀記得，有過一個隻“祝毛主席萬壽無疆”、拿掉“林副統帥身體健康，永遠健康”的縮略版。看似，林彪出事，是對人們向革命領袖表達敬佩與忠心的兜頭一瓢冷水，很快停辦那套儀式順理成章。其實，即便儀式熱潮期間，也有許多令人尷尬的風險，威脅著所有的人，讓人興味索然。
例如：老師、學生陸續到校。進門第一波的那次“敬祝”沒人組織，隻能各自為戰。一群陌生人，在毛主席像前站得不伍不列，祝辭的起點各不相同，音色、音量、節奏都不統一，結果是呢呢喃喃、嘈雜一片，“很不嚴肅”。
中午，以我們學校為例：許多人到食堂買飯，賣飯窗口對麵牆上貼著巨幅毛主席畫像，此乃飯前“敬祝”點。誰要是想趁著來往紛亂之際，擅自簡化敬祝儀式，早點排上隊、吃上飯，八成是要後悔的。當某莘莘學子若無其事地排到窗口、剛把飯盒往前一伸，早已守在一旁的“值班人員”（多為駐校“工人宣傳隊”的師傅）或冷語一句或大吼一聲“出來，你還沒‘敬祝’呢！”，自作聰明立刻化作當眾出醜。那可是個一切都有政治意義的時代哦。
別說，當眾抓典型的教育方式還真好使，隻一兩次抓了現行，再也見不到什麽人顯得那麽饑腸轆轆了。
恨地無縫 欺軟怕硬
“敬祝毛主席萬壽無疆、祝林副主席身體健康”雲雲，畢竟具有表演色彩，不宜單獨作秀。但是，如果上課遲到，可就慘了。老師會讓全班同學停下手裏的事情，讓你“補課”。原理是“沒做早請示，怎麽開始一天的學習啊？”即便大家“敬祝”之時你就到了，也得等在一旁，集體的儀式完了，你來。
這時，隻見那個同學，獨自一人站在教室進門處，對著牆上的毛主席畫像、揮動手中的《毛主席語錄》，連說帶唱，全班師生鴉雀無聲，眾目睽睽。那可是一個集體主義盛行、個性泯滅的時代。不比現在，孩子們可以借機搞怪，以炫個人的妙想奇思。那時，獨腳戲對於一個初中年紀的學生，這是多麽大的訓練與考驗。若是男生，無論平時多麽大大咧咧，此時也語亂聲顫；本來羞怯的女孩子，就更加難啟櫻唇了。終於熬過“恨地無縫”的幾分鍾，再也沒人會遲到了。
“敬祝儀式”還是對校內“牛鬼蛇神”的額外懲罰。那時，革命師生到食堂買飯，按規距比劃完一通就行了。群眾專政中的各種階級敵人可沒那麽容易就吃得上飯。他們會排列成行，在紅衛兵的押解下，魚貫進入食堂院內，站好，依次報名，自我簡介罪行罪名，並向毛主席像禮拜如儀。此時，腹中已飽、找樂消食的革命師生會聚攏圍觀，看誰口齒不夠流利或哪裏不太順眼，隻消一句“不行，重來！”，那位老兄就得打起精神，再來一遍。如是者無人幸免、重至再三。直到食堂工作人員急著下班了，才會出麵圓場讓他們打掃殘湯剩飯。
落井下石，乃人之常情；欺軟怕硬也是人的本能。當時，排隊來食堂吃飯的還有“流氓學習班”。是學生中的小偷流氓。飯前他們也得完成自報家門、萬壽無疆那一套。但是，圍觀者有之，但“不行，重來！”則從未與聞。卻原來，小偷流氓是“人民內部矛盾”，“學習班”又是“走讀”，他們有可能躲在胡同拐角打悶棒、報複人哦，等閑之人誰敢招惹？
後來，飯前“敬祝”先免了，據說因有外國人見了說：這不是成了基督教、天主教了嘛。此話傳到周恩來耳朵裏，不好意思了,傳令叫停。對著毛主席像揮動語錄、念念有詞，則晚到1971年“9•13”林彪出事，儀式減半、辦不下去了，才在廣大群眾或樂此不疲或意興闌珊中正式取消。
毛主席著作大小本
文革伊始，先是“停課鬧革命”，待到“複課鬧革命”，就有新規矩了。如：校門口站著幾個人，檢查每個學生有沒有帶齊三樣東西：《毛澤東選集》、《毛主席語錄》和毛主席像章，是紅衛兵的還要把袖章戴在左臂。沒帶齊的：回家去取，毫無商量餘地。
《毛澤東選集》和《毛主席語錄》又稱“紅寶書”，早在文革前就被雷鋒奉為“糧食、武器、方向盤”了。據自稱有所研究的人說，《毛澤東選集》一書，在全球範圍內、發行量僅次於《聖經》。若考慮到《毛選》印行之時間集中，那麽同期，《聖經》的需要量恐怕還曾稍遜一籌呢。
《毛澤東選集》初版大概麵世於晉察冀邊區時代，及至文革，已經有過幾個版本了。我們所見到的，先是四卷分開的四大本；後來出現了合訂本，而且是字典紙的，都是32開本，一本的厚度也比四卷本薄。不久，又推出了用字典紙印的64開本，對視力的要求頗高。《毛主席語錄》則一出來就是64開；再出更縮小了一倍。
少不經事的孩子於是開始了攀比，看誰的《毛選》、《語錄》開本小，以至扛著四卷本、裝滿半書包的同學，都羞於拿出來。當年，報紙上說每逢發售《毛澤東選集》，廣大工農兵群眾歡欣鼓舞，漏夜在新華書店門外排隊購買雲雲。我們認為那不可信：《毛選》、《語錄》都是發的，取得的途徑有很多。比如，單位裏發，各種各樣會議、活動上發；各式比賽的獎品是它；同學、戰友分別紀念也是它；要是結婚，還會來個《毛選》、《語錄》大豐收……。
老師批評說：大本小本裏麵都是同樣的“毛澤東思想”，要比應該比誰學得深、領會得透、做得好。而不是多大的開本、白報紙還是字典紙。他們哪裏知道，學生間的攀比另有深意：因為“毛著”的主要來源是父母單位，而發放之先後以按機關層級高低為序：中央機關、軍隊、省、直轄市、地級市、市縣等等。誰的書包先輕了、掏出來的是縮印本了，說明了其出身、背景。
中國固有的“版本學”，於本文無涉，我們哪裏知道，不同版次的毛主席著作，內容依時代需要有所改動。老師也沒想到，比版本根本就不是什麽“形式主義”，而是我們無師自通、自動繼承了被批判得一塌糊塗了的等級觀念，及其連帶的零零碎碎。
混搭舊軍裝
等級觀念之所以那麽容易被孩子們接受，多半與那個時代尚武的氣氛有關。軍隊是一個等級森嚴的係統。令行禁止，威嚴而又震懾，小孩子望而生畏又躍躍欲試。那時，毛主席號召“全國學人民解放軍”。既然學，當然先撿容易上手的——標誌，就是現在的所說的“包裝”。或曰：先求形似，再說“神似”的事吧。
其實，剛解放的時候，京津衛戍區部曾經下令不準市民穿軍服。但是，那時的人太窮，能省則省，所以沒管住。文革前，小孩子穿軍裝，多因家長是軍人，有“省下買衣服的布票和錢”的途徑。一學解放軍，穿軍裝的意義立即提升：體現著家庭出身、政治立場乃至理想和抱負。有了這些鋪墊，當人們看見毛澤東穿著軍裝上天安門了，能不追捧瘋狂？
1966年，軍銜製取消不久，陸軍換上了頗嫌鮮豔的“國防綠”；空軍軍服上綠下藍，了無新意；海軍那一身，則被譏為“耗子灰”。新舊軍裝同時上街。隻見早至蘇式斜襟的女軍裝，五十年代咖啡色的柞（音zuo）蠶絲軍服、斜紋布的黃軍裝、“人字呢” 黃軍裝、深黃色呢子軍裝和的卡布的“國防綠”等，爭相鬥豔。
在青年中間，新軍服一時不敵退役的舊軍裝，原因之一是：質地。它昭示著級別。經查，劉仰東所著《紅底金字——六七十年代的北京孩子》中道：“孩子穿的，都是家長的四季常服。冬裝為呢子。當年的規矩是，校官著粗且厚實的黃呢子，將官是較薄的馬褲呢；大衣的區別在領子，校官為栽絨領子，將官為真皮領子。春秋夏裝的料子為嗶嘰、哢嘰布、柞蠶絲。”“人飾衣服、馬飾鞍”，懂行的人一眼就能由表及裏地看出這個孩子來自什麽樣的家庭。
愛美之心人皆有之，通行標準代不相同。著裝講究的是“搭配”。黃軍裝（時稱“屎黃”，因顏色相近而得名，並無不恭之意）搭配紅袖章和紅色主調的毛主席像章，比柞蠶絲和國防綠都協調，從而成為“老兵”（以高幹子弟為主體的早期紅衛兵的統稱）的標準著裝。乃至天冷了，把咖啡色的將校呢套在裏麵，外層還是“屎黃”。切記，風紀扣和第一個扣子不能扣，讓人們看見：裏麵穿著將校呢呐！
然而，若是一身“屎黃”也不好看，不是適合上下顏色都淺的顏色，犯了美學某忌（淺灰色的海軍軍服終文革全程都沒“受過待見”就是一例）。褲子的顏色要比上衣深。這時，“國綠”可以容忍了，空軍的“藏藍”軍褲差強人意。當然，若是你下穿將校呢軍褲，就最“夠派”了。
那是個普遍貧窮的時代，既使高級幹部和將領，也沒有幾個活錢。“名店新款”從未與聞，自己設計更不可能。孩子隻能翻箱底就地取材、因陋就簡，把有限的資源“混搭”得富有含義。雖然來自部隊大院，幸好不在編製。於是，軍裝在孩子們身上的穿法，恕不沿習部隊陳規，另搞了那麽一套。
正其如此，家有呢製軍裝者當然不屑於“國防綠”（俗稱“國綠”）了——呢軍服的尊稱是“將校呢”哦。“國綠”則隻有四兜與兩兜的幹部、戰士之分，模糊了身份標誌。裁剪縫製上，軍銜製下的軍裝，號碼多些，也不像“國綠”一律鬆垮肥大。
隻此寥寥所及，已經可以看出“衣帽取人”有其實際涵義了吧？畢竟，出身將帥者少，向往紈絝者多，在穿戴上做文章，炫耀門楣的、東拚西湊的、甚至“山寨”，紛紛出籠、為市容增光。攀附之風起自部隊大院，延至部委宿舍。至於大家都以“國防綠”為時尚，則是“平民意識”占上風以後的事了。
老兵、新兵、片湯兵
先來個“提要”：這裏的“老兵”、“新兵”，不是入伍先後的老兵、新兵，而是文革初期兩個階段的紅衛兵。“兵”帶“兒化音”，讀如“兵兒”： “老兵兒”、“新兵兒”。“片湯兵”一語，則“兒化音”在“片”不在“兵”——“片兒湯兵”。不按北京土話讀，意思就完全不一樣了。
加入紅衛兵、戴上紅袖章，看似為當年的孩子人人向往。其實未必。眾所周知，某人某事的社會地位與群眾口碑，往往很不一致。紅衛兵也者，朝野追捧不過文革之初的兩三年，恐怕還要短些。隨著以高幹子弟為主體的“老紅衛兵”（俗稱“老兵”）犯錯誤，（什麽錯誤？一言難盡，不贅），紅衛兵的性質發生了變化。各學校雖然還有這個組織、“兩報一刊”也在正麵報道，但其所指，已經是市民子弟為主的“新兵”了。時間約在1968年。
“新兵”為“老兵”所不齒，佩飾也為他們所不屑，如紅衛兵袖章。“老兵”因居“原創”地位，代表正宗、正統。最初的紅袖章：一塊紅布，簡單地印著從毛澤東手書裏摘出的三個字“紅衛兵”。如宋任窮的女兒宋彬彬在天安門城樓給毛澤東戴上的那種，視為正宗。所有後來衍生出來的附有“零碎”的什麽“毛澤東主義-紅衛兵”，“毛澤東思想-紅衛兵”、乃至“清華井岡山”、“北大……”，都算拾人牙慧。
我住的機關宿舍院裏，有一個北京市內中學紅衛兵的發起人（紅衛兵組織發祥於郊區“清華附中”，被人“引進”到城裏），是一位頗有聲望的“老兵”。雖“犯錯誤”退出了曆史舞台，但其一幹人等暫時還未散夥，不時在我們院子裏聚會。可能是緬懷昔日的輝煌吧，經常上演的一幕是，他們手裏拿著各種質地的袖章比較、議論。我等在家“停課鬧革命”的小學生混在人群裏看熱鬧。
因不明究裏，依稀記得，他們隻認“三字箍”（袖章上隻有“紅衛兵”三個字）；袖章都是紅色織物，但有“黃字箍”和“黑字箍”之別；個中含義今已不考；袖章用料也不相同，有布麵、有綢料、甚至還有天鵝絨的，其中等級昭然若揭。袖章的規格也不劃一，約有“五寸箍”、“八寸箍”和“一尺箍”等等。而“新兵”的“化纖箍”，是不能進入這個圈子的。
“化纖箍”，是“新兵”統一、標準的袖章，上麵還有一說明性小字“首都紅衛兵中學紅代會”，以別於犯了錯誤的紅衛兵。不料，“新兵”裏麵，有許多“老兵”的弟弟妹妹或仰慕者，革命之為何物？理解極為有限，他們的興趣多半圍繞那些表麵現象和恩恩怨怨。落實到“戴袖章”：為了表示勉強，走到學校門口才掏出來、一出校門馬上摘掉；校內，則把袖章套在小臂甚至袖口上。這些舉動沒少被喜歡“個色”、標榜“異類”的孩子們效仿。
至於傳說中的“紅小兵”，前身是小學生裏的“少先隊”，受紅衛兵影響改名而來。一度不戴紅領巾，胸前或左臂掛一個塑料片，上麵印著“紅小兵”，形式也不統一。後來規範為左臂種牛痘位置、橫向棱形軟塑料臂章。“紅小兵”三之子，好像也是毛澤東手書裏輯出來的。因其形狀像北方麵食“片湯”，而被中學生等揶揄為“片湯兵”。再後，不掛“片湯”了，還係紅領巾，但是名稱沒改，仍舊叫了幾年“紅小兵”。
羅貴波的帽子
羅貴波（1908～1995）外交部副部長、“八大”中央委員。文革初期的外交部位於東交民巷原“六國飯店”。一個冬日，副部長先生攜夫人李涵珍離開外交部、安步當車下班回家。突然後腦遭受一擊，瞬間頭頂發涼。原來，戴著的皮帽子被一騎著自行車急速掠過的青年一把抓去了。北京市公安局也在這條街上，離事發地點僅一箭之遙。於是，老羅不免就近報案、警察不免深感丟臉、市局不免限期破案、案子不免茫無頭緒雲雲。
這個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是文革中“飛帽子”現象最精彩的一幕。那時，按一定規格裝備自己的青少年自稱“頑主”，以別於市民出身的流氓。其上下行頭都是軍服。唯冬裝中的帽子引進民品。實因軍裝棉帽無論布麵還是呢麵都是“栽絨”，非外麵一種叫做“羊剪絨”的帽子可比。這種帽子硬殼皮麵、外覆光滑厚實的羊剪絨，形狀規整。王府井建華皮貨商店有售，價格分17和23元兩種。貧窮落後的年代，這是一筆巨款。
一身將校呢、國防綠、海軍藍者，頭上“絕配”非“羊剪絨”不做它想。而“有條件上，沒有條件、創造條件也要上！”不止是那時各行各業的豪言壯語，也是頑主們的行動綱領。在那個暴力、尚武的時代，不言而喻的解決辦法就是搶。但頑主是有身份的，所作所為都是浪漫，所以，那不叫“搶”，叫“飛”。因其方式為騎車與戴帽者擦肩時一掠而去得名。春秋季，他們也“飛”單軍帽。持續多年。
羅大人的故事是這樣收尾的：據說，“飛”他帽子的青年不久要下鄉去當知青，為了置辦行裝，便到“委托商店”（今稱“當鋪”）去賣那頂帽子。因為“飛”到手裏定睛一看，此帽並非“羊剪絨”，與戴剪絨的同夥站在一起，頑主身份會被懷疑。然而，委托行的師傅是識貨的，一望而知那是水獺皮，與區區“羊剪絨”遠隔檔次。遂知此物來路不正、報警處理雲雲。
文革結束後，羅貴波出任山西省長，著有《革命回憶錄》一部。在曆數此生行經的槍林彈雨、險灘暗礁，不知有沒有“落平陽猛虎被犬戲，幹瞪眼獺帽被人飛”一節？
他們的鞋
前麵，衣帽服裝一一提及，下來就到鞋了。北京土話裏也有：“腳上無鞋窮半截”之說。其意，“無鞋”不是光腳，而是要有一雙好鞋，不然，衣服、褲子多麽講究也是枉然。
但是，文革、尤其在早期，人們普遍不講究，穿鞋就更隨便。即便上文中的“頑主”鞋子也頗將就。比如，冬天最“颯”（相當於九十年代之後的“酷”）的裝扮：頭戴羊剪絨皮帽，一身將校呢軍裝，腳上最好是一雙“將校靴”，才相得益彰。試想，若是足蹬大頭靴、老棉窩乃至解放鞋，確實很不般配。
有人說，將靴和校靴是兩種軍靴；還說，為取鶴立雞群之效，有把帥靴也穿了出來的。均不知所本。竟有修鞋店接活給人訂做“將校靴”倒是確有其事。說明腳底之物，在觀瞻效果中所占比例，多麽重要——穿錯鞋則頭重腳輕、枉費心機。
那時的北京，四季分明。春秋天時，最受“頑主”青睞的是“白回力”。這是一種球鞋，不分運動項目可以通用。那時的“回力”還有藍顏色的，因被認為與上麵的軍裝不搭，而無人問津。
夏天太熱，裝宜輕巧，正好市麵上有一種“懶漢鞋”，因不用係鞋帶而得名。塑料底、黑燈芯絨麵，配黃、綠、藍裝都不唐突。男女皆宜。然而，“懶漢鞋”分三種，鞋麵都一樣，鞋底則因顏色白、紅、黑（膠底）叫法不同。白塑料底的，叫“白邊懶”，餘者類推。“頑主”隻穿“白邊懶”，是他們的標誌。另外兩種不在此例。
試想，那鞋黑白分明，黑麵之下、薄薄白底陪襯輕盈，紅、黑鞋底就沒有這個效果。看來，“頑主”一族還有點審美意識。難怪人家說：許多美的服裝飾物乃至動作姿態，是從一些不太正經的人那裏流傳開來的。
手抄本長詩《決裂 – 前進》
前麵幾節說的是文革時北京“頑主”的服裝、派頭。他們刻意顯示其“大院子弟”出身，期與“胡同串子”劃清界線。然而，“形勢比人強”。那十年，如官方所說：整個中國社會大分化、大改組、大動蕩、大轉變。沒有哪個階層和利益團體穩坐釣魚台。小孩子也是一樣，雖然從未跟隨過主流，但他們也因“老兵犯錯誤”、上山下鄉、林彪事件等等而見多識廣，其做派中的軍旅色彩很快消失殆盡，並迅速“墮落”，混同於普通的地痞流氓了。外表，他們“倒追”文革前“老炮”（舊式流氓）的裝束。隻有口吻還是那麽狂妄，姿態還是那麽優越。
約在七十年代初期，有人做了一首記述這個過程的長詩，在北京各部隊大院、部委宿舍中傳抄。詩的題目是《決裂 - 前進》，采取對話體裁，一個走正統革命道路，勸誡那個淪落的“老兵”，抒發各自的價值觀念、行為方式，終因話不投機而分道揚鑣雲雲。
這首詩的基本情況已不可考。提到它的“文化大革命中地下文學”的研究者也不多。所以，作者是誰？有說名叫王靖、一名彭憶東；全文多長？有人說約七百行，目前能看到的約百行；且錯字病句觸目皆是。
從斷簡殘篇中，我們還是可以看到，作者站在玩世不恭者一邊，讓他盡情發揮。雖然不是什麽好詩，卻因直言不諱、恬不知恥，真實記錄了一代幹部子弟的頹廢之態。讓後人看到，那個“激情燃燒的年代”的另外一麵：那些根正苗紅的革命事業接班人，其實不僅從來沒拿革命當回事、且最早背叛其階級和父兄。陳寅恪不是主張“以詩證史”嗎？這首詩裏體現的人性本能、政治無能、革命失敗……頗有社會學、政治學、心理學意義，而具史料價值。
這裏將采集到的、描寫他們穿著打扮變化的部分轉抄如下，供一哂。
朋友，你曾經那樣的英姿颯爽。
黃軍裝、紅袖章
在金水橋頭，
在長安街林道上。
可是今天……
今天又怎樣？
同樣是英姿颯爽！
這頭上，是“四聯”理發師的精創。
開士米的圍巾更使我風流高昂。
告別將校呢、
我換上雪花呢的中式服裝。
長街闊步
為市容增光。
這鞋，請你仔細看：
它尖、
它扁、
它亮、
它翹、
它窄！
這五寸褲腿的線條，
正顯我妙齡正當。
我把它熨得像刀刃一樣。
它使我在人流中穿行，
所向無敵、無人敢擋。
……
還我飛機 紀念章
文革期間，因政治需要而起卻迅速形式化了的東西還有一樣：毛主席像章，簡稱紀念章。因為其他黨和國家領導人，都沒有鑄造像章的資格。過去也有毛主席像章，沒太被人當回事。早期的紀念章，大小不過醬油瓶子蓋大小，有個邊，裏麵鑄著毛澤東側麵的頭像。“文革軍興”，需要更上層樓地特立毛主席的絕對權威，各種輔助個人崇拜的工具都用上了，毛主席像章就成為道具之一。
人們首先發現紀念章個頭變大了。正麵頭像、半身像、全身像都做進去了；像章一大，隻毛澤東一人，會顯得孤單。於是，旗子做進去了、鬆柏做進去了、天安門做進去了、長城、山川也做進去了。早期紀念章形如錢幣，圓圈帶邊。受“毛澤東思想光焰無際”一語啟發，邊框取消了。形狀則圓的、方的、橫的、豎的、多邊形的一應俱全。質地也多元起來，不限鋁製，瓷、竹、漆、塑料都開發出來了。直徑則做到碗口大小，讓人穿繩掛在脖子上。如此等等，給像章賦予了美術價值，成為胸前的飾物。一時之間，每個人都會佩戴毛主席像章，有人甚至同時戴上好幾個。先是為了每天有得換，繼而喚起了收藏意識。一個七億五千萬人口的大國，像章的需求量可想而知。
平心而論，收藏毛主席像章的動機，比現在的“藏寶”單純多了。收藏紀念章，完全不涉經濟利益。除各種途徑免費領取，就是相互交換了。北京飯店後身靠王府井南口一側，北京最繁華的商品街口，出現了交換點：上百人聚集在那裏以物易物、互通有無。那群人營造的氣氛，與當時社會格格不入。那時的北京，人們集中在一起，不是批判會，就是大辯論，一律吵吵嚷嚷，火藥味十足。換像章的人們，則音量適中、和顏悅色，一派祥和。
當然，可以說毛主席像章之沒有物化，是因為全國取締了自由市場的緣故。其實，別說沒人知道如何給像章作價，即便有人開了頭，第二天就會因“大不敬”之罪，場所取締、參與者抓！大家就都沒的玩了。
上有政治需要，坊間大眾追捧，紀念章的花樣日新月異、產量扶搖直上。1969年深秋，我們下幹校是戴著像章走的，一年後回京，驚見紀念章已經從街上消失了。直到文革結束，再也沒人佩戴。唯有周恩來，一枚長方形像章：左側是毛澤東側麵像，右側是毛的手書“為人民服務”，始終在其左胸。真是“忠不忠、看行動”啊。
如此泛濫的、走俏的紀念章熱是怎麽戛然而止的呢？有一個說法：因鑄造像章耗費了大量優質鋁材，毛澤東說了一句：“還我飛機。”不知確否。
換零件的工科男
和“毛主席像章”一樣，可以在和平友好的氣氛中以物易物、比類交換的，還有半導體零件。當年，北京東城區燈市口從“基督教青年會”到“紅星”電影院之間的街區，有一排店鋪。其中之一，是一個半導體器材商店。這個商店的門口，從早到晚聚集著一些年齡約在小學高年級到高中生那麽大的男孩子。一邊交流製作礦石收音機的經驗，一邊交換零件。商店則服務而已，不當生意做的。任憑消費者的大部分需求在門外解決，店方樂得清閑。
那時的Wi-Fi是無線電信號，隻能傳播簡單的信號，接受器也不複雜。電子管和半導體收音機已經算高級的了，而且所費不貲，貴為“結婚三大件（自行車、縫紉機、收音機）之一呢。而我黨我軍向有“自己動手、豐衣足食”的光榮傳統。礦石收音機又結構簡單，正是性喜動手、鑽研的“工科男”施展的可行性項目。幾分錢、毛兒來錢他們沒有；交換和組裝的過程，卻包含不可替代的樂趣。隻見那些工科男，先手工用漆包線纏一個線圈，再拿各種途徑得來的零件，到那個地方去交換，拚湊成套。
“工科男”這個詞雖然是現在的，這類人卻早已行走世間。從他們身邊經過，一望可知：這些衣著樸素、慢語輕聲的孩子，肯定不是新老紅衛兵，一個穿軍裝戴袖章的也沒有。紅衛兵忙於“砸碎舊世界、創造新世界”，根本不屑於鼓搗什麽礦石收音機。應該也沒有“可以教育好的子女”混跡其間。那批孩子需要小心翼翼地避開一切“不突出政治”的嫌疑。
換零件的工科男，多半是文革中的“逍遙派”——出身不錯、雖然對革命大業不夠熱衷，卻也沒有什麽反對之舉。在各方麵“提醒”其革命責任的空檔間，溜過來滿足一下個人愛好。逼急了，則可以“為了收聽毛主席最新指示、兩報一刊社論”詰抗之。人家一時也說不出什麽來。然而，就是這些人，多多少少在學習、在積累，文革之後考大學的成功率明顯高於其他群類。他們同樣也沒想到，當年的遊戲之作，竟成了今天“收藏”的一類，用換來的零件攢成的礦石收音機，遠比當年商店裏擺的半導體收音機值錢
原始Wi-Fi招蜂引蝶
“攢（cuan，北京土話：拚裝）礦石收音機聽社論”之說，即便當年也是盡人皆知的托辭。好在那簡陋的設備聽不到遠處的東西，所以沒有多大政治不軌的嫌疑，上綱上線到“革命意誌消退、玩物喪誌”也就到頭了。但也確有高人，組裝短波收音機,為的是“偷聽敵台”，這可是文革時的一項大罪。如海外反動勢力的對華廣播：莫斯科廣播電台、美國之音和台灣的“自由中國之聲”等。
“敵台”像原始WiFi，大功率發射短波。傳播遠、麵積廣，不易屏蔽。其傳送的“政治資訊”如洪水猛獸，令中共惴惴不安。於是，工廠生產的收音機具有短波功能的極少，有的城市甚至查抄短波收音機；據說，警察開著探測車在大街小巷巡行，車載設備能探知誰躲在家裏偷聽敵台。可見，政府施放的幹擾電波連城市都屏蔽不嚴。到了廣闊的鄉間更加鞭長莫及，“敵台”時斷時續，直至可以正常收聽。
據說，早自1940年，蘇聯就開始對華廣播了。BBC和美國之音的中文廣播則稍晚。那時，插隊知青、下放幹部，用普通的短波收音機，就能清晰地聽到“莫斯科廣播電台，現在對中國聽眾廣播”。其隨伴的音樂尤其令人印象深刻：雄壯的合唱《祖國進行曲》化作“金鍾”似地樂音，從容優雅地奏出，另成一番意境。而內容則與國內的宣傳一樣，不吸引人。
奇怪的是，台灣的“自由中國之聲”，女播音員的音色和腔調，與大陸電影中醜化國民黨的表演一樣，酸軟緩慢，不成調子，與大陸人的審美觀格格不入，效果未見得好。可笑的是，台灣經常在廣播上呼叫其潛伏在大陸的特務，有代號、有聯絡方式等。看似虛張聲勢，沒人當真。
那是一個要求人人自律的時代。“非禮勿視，非禮勿言，非禮勿聽，非禮勿動”。非禮的廣播，政府屏蔽不掉沒有責任，你老人家無意間聽到，就會有革命群眾來給你“洗耳朵”了。若是有意收聽敵對廣播，批判之外，抓去坐牢也說不定哦。其實，“敵台”那些年說不到點上的叨叨絮語，在中國社會所起的反響，遠遠不及林立果一篇《五七一工程紀要》裏的寥寥幾句。對華廣播實際上成了一個招蜂引蝶的陷阱，讓中共額外迫害了許多無辜的人民。下麵的小故事摘自一篇文革回憶錄《告別少年時代》。
那時候，人們之間的交往、每個人的行為都在周圍“革命群眾”的注意之下。校部一個男生通鋪宿舍裏，有人發現一個名叫夏禹文的人，經常夜間戴著耳機用半導體收音機收聽“美國之音”廣播。這在當年可是一項嚴重的政治罪行，叫做“偷聽敵台”。那個連的領導為了“掌握證據，教育群眾”，對公開揭露此事做了周密布置：他們安排與夏頭對頭、隻隔一條狹窄過道、睡在他對麵的一個人向夏發動突然襲擊；再指定幾個人準備好批判夏禹文的發言。一切就緒後的一個晚上，夏像往常一樣脫衣就寢，在被窩裏戴上耳機、打開半導體、在短波波段上找到“美國之音”，悄悄聽了起來。他哪裏知道，自己的一舉一動，都在別人眼裏了。躺在他對麵的突襲者讓夏某先聽上一陣，漸漸入神、放鬆了警惕。然後忽地翻過身來，猛然將手伸進夏的被子、一把奪過那個收音機、一麵喚醒大家、一拔掉耳塞、開大音量，全屋都聽到了“美國人的聲音”，這時幾個膺命在身的人，各司其職地組織起群眾，把個夏禹文鬥得七葷八素。
文革也不是鐵板一塊，中後期逐漸放鬆。不知哪年、但是看似偷聽敵台的人才會發現：美國之音製作了一個教學節目：“英語九百句”，何麗達主播；毫無政治色彩。於是，人們半公開地跟著學了起來。據說，恢複高考，一舉進入英語係的人中，受益於這個“敵台”者，大有人在。
那時住房不用錢
前麵說到“和平集會”、以物易物，交換的紀念章和半導體元件都是小東西。大的也有，而且是房子。那時，當你路過某房管所的時候，就會看到門前有一些人，和顏悅色地認真傾談。與換毛主席像章不同，人數少得多；與交換零件不同，不僅都是中年人，竟有女子點綴其間了。聚集的方式也不是幾十上百人摩肩接踵，而是三三兩兩交頭接耳。探討互惠互利、你情我願的可能性。
如果說“愛情是藝術永恒的主題”；住房就是“生活中永恒的主題”。住房在北京人之“金貴”的程度，從來沒有降低過。據說，有南方人到北京出差，驚訝地發現：北京個個是能人欸，你要是想當副總理他都能給你找到路子！且慢，雖然北京以出產吹牛大王聲動神州，可是，一旦你順勢提出“幫我找套房吧”，保證沒有任何“侃爺”膽敢接茬。
分間房子有多難，居住條件有多差，“傷痕文學”雖有駭人聽聞的描述，其實不及實際慘狀之萬一。幾乎每個家庭的搬家史，都是一篇可歌可泣的故事。在商品房市場出現之前，住房的來源幾乎隻有單位分配。就北京而言，大機關有可能蓋房、分房，這是指中央部委、各軍兵種總部，市屬機關、大中型工廠等。區級以下機構則基本沒有分配住房的可能。因為蓋房子是個大工程，非夠相當級別、能量者莫辦。小單位偶爾也會風傳“上邊給了幾間住房”，但是普通職工想都別想。因為房子是跟著職務走的。
所以，房管所門前的換房者，都是最底層的老百姓。他們大多住在區屬房管處轄下的胡同大雜院裏，機關的房子是不能與外界置換的。所謂換房，以小換大自不可能，換房多半為了上班近一點；或者牆角能搭個小屋、屋簷下能圍個廚房；家有病人、犧牲麵積以求朝向也是有的。至於學區，不是目標：反正學校不上文化課，畢業之後得下鄉。
世事紛擾，機會閃現。文革期間，平民百姓倒是有過兩次改善住房條件的機會。一是初期大抄家，上迄“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下至“地富反壞右”，他們的住房都會遭到剝奪，遷居進去的全是“革命群眾”。可是僧多粥少。不久，“戰備疏散”，市級以上機關單位全部開辦“幹校”，很多職工成為“光榮的五七戰士”，高舉紅旗上山下鄉去了。機關宿舍頓時空了一半。但是，敢於利用這個機會的人不多：向組織伸手、貪圖享受、詆毀社會主義等等大帽子等著你呢。
待到下鄉的人陸續回來，機關的房子恢複緊張。政治成份不夠好的，常常兩家擠住一個單元，鄰裏糾紛蜂起。一個著名的故事是：錢鍾書夫婦攜女兒與一對年輕夫婦同住一套樓房，共用廚房和衛生間。兩家關係不睦。一日，錢媛被隔壁女人訾罵，那家男主人及楊絳立即卷入其中，錢鍾書則“老夫聊發少年狂”，手持木棒從屋裏衝將出來，劈頭向人家打去，傷及鄰居男子手臂，送醫治療雲雲。錢氏夫婦則收拾起卡片和筆記本，搬到學部，住在辦公室裏編寫《管錐編》了。然而，錢楊夫婦是何許人，名歸實至隻在早晚之間。果然，釣魚台國賓館對麵的部長樓一落成，他們就遷進去了。
廣大分房無望的勞苦大眾，還得在房管所門口碰運氣。後來，人們生活好一點了，可以附加錢物，互換住房成交容易了些；再後來，機關的房子也可以參加互換，平添了許多方便；至少到了九十年代中期，住房還在私下交換，而且規模擴大。有人專門組織運作此事：幾十戶人家集攏在一起，交叉拚接，造福的麵積就更大了。
瓦片終有硌牙時
住房既然是“生活中永恒的主題”，豈能“一條就過”？怎麽也得再湊幾句，以襄盛事啊。
房屋之為生活資料中的最大宗，解放後一度允許私人持有。北京土話有“吃瓦片”一語，即指擁有多餘的房產，坐收租金的行為，一向為人豔羨。文革前社會上還頗有其人，文革風暴一來，瞬間掃蕩無蹤。房產全部收歸國有，昔日的房東，都成了房管局的客戶。“瓦片”也一再給主人帶來難堪。
從文革後期起，“各項政策、逐步落實”。抄沒的私人財產按戶退還，房產也在其中。但是，房地產市場遲至上世紀九十年代才慢慢形成吧？發還財產則早在此前約二十年。大言不慚的是，辦理交還手續時，房管部門要與房主結算這些年的修繕費。那時候人們，柴米油鹽之外普遍沒錢。OK，交納不出修繕費的，可以把房子折價賣給國家。但“市價”和修繕費都是房管局訂的，折算下來，大多數胡同裏的破舊平房，所值抵不了維修所費，戶主隻能紛紛放棄。既使個別屋主有能力收回房子，一看以後維修的花費和麻煩，也就不寒而栗了。
那時，政策落實到頭上，忙不迭地感謝中央、感謝黨。至於退回的房子不能接收，隻說：“劫後餘生、自愧無能”；而劫者何人？是誰造成了連還給你的債務都不能收回的局麵？多年被專政的無妄之災，為何不能折抵維修費用等等，則因心有餘悸，無人敢去追究。
文革結束觀察家改革開放之初的那些年，沒有人料想中國的經濟能夠如此持續高速發展，近至十年之前，也沒有人知道北京的房價動輒以天價計。隨便出手幾間破舊、狹窄的市內住房，就能輕而易舉地在美國買下規規整整的洋房花園。那些因怕維修不起、怕文革重來而放棄收回房產的人們，腸子都悔青了吧？
啟功也要擠公交
前述北京的老百姓換房的原因有多種，為了靠近工作地點肯定名列前茅。因為上班的路途太辛苦了。那時，沒有“錯峰上下班”，都是早上八點到單位；一周要去六天呐。要命的是，上班不叫“上班”，稱“抓革命、促生產”，誰也不能遲到。交通工具，則地鐵隻有一條，自行車並非人手一輛，擠公共汽車是許多人的唯一選擇。順便說一句：文革時期，公交係統及其行業叫做“公交戰線”，車輛則稱“公共汽車”。
無冬曆夏，上下班時間，每個公交車站都鵠首站立著幾十上百男女老少，引頸盼望汽車遠來、進站。一旦汽車接近，等車的人就蠢蠢欲動，須得拿出全副精神和氣力才能擠得上去哦。人們本來就站在馬路邊上，再往前湧，汽車就快停在馬路中間了。車門在售票員“先下後上！先下後上！”的呼喊中打開，下麵的人根本不管車上有人要下，立即往上攀登，上下乘客在車門處混戰、咒罵、埋怨。站站、天天，如此這般。全無風度、體麵可言。
其實，擠車是有技巧的。看似那時的公共汽車司機喜歡戲弄群眾，進站不是近靠就是遠停，從來也不停在牌子前麵。上車的人群就要蜂擁而上搶奪車門。這時，你需靠後一點，看清那車將不到站就停、抑或過了站才停；然後在人潮側後方、貼著車身，沿著他們奔跑的方向、跟在最後，車子照例會戛然煞車，就在那個瞬間、順勢把前麵的人用力推到車門那邊去，你則正好留在門前。這著，在汽車與人群相對運動時最易得手！
功夫雖然練就，混亂之中，有時不得機會施展。那也不能被人潮裹挾、手忙腳亂、狼狽不堪；你需幹脆留在最後，這時，車子已經啟動，車門仍然敞開，你就握緊兩側扶手、兩腳卡住車門底部，任車門大開，自有怕出事故的售票員為你叫喊，讓前麵的人“往上踩一蹬！”、“往前貼半步！”給你讓出半尺空檔，也就夠了。
然而，常有這樣的時候，眼看那車：過來了、在減速、往裏靠呢；車站群情激昂、躍躍欲試，不料，那車突然加速、向左轉舵，呼嘯而去。留下驚詫一片（或曰：怒罵一片）。卻原來，每當到站，司機、售票員都會高叫：“XX站有人下嗎？沒人走了啊！”一麵做著進站或甩站的兩手準備雲雲。
中青年人尚有戰鬥力，老弱婦孺無不將乘公共汽車視為畏途。坐不上車、擠得半死，把公交公司罵上千百遍也無濟於事，隻有幽默化解。如啟功先生自嘲的：鷓鴣天八首•乘公交車：
乘客紛紛一字排，巴頭控腦費疑猜。東西南北車多少，不靠咱們這站台。坐不上，我活該，願知究竟幾時來。有人說得真精確，零點之前總會開。
遠見車來一串連，從頭至尾距離寬。車門無數齊開閉，百米飛奔去複還。原地站，靠標竿，手招口喊嗓音幹。司機心似車門鐵，手把輪盤眼望天。
這次車來更可愁，窗中人比站前稠。階梯一露剛伸腳，門扇雙關已碰頭。長歎息，小勾留，他車未卜此車休。明朝誓練飛毛腿，紙馬風輪任意遊。
鐵打車箱肉做身，上班散會最艱辛。有窮彈力無窮擠，一寸空間一寸金。頭屢動，手頻伸，可憐無補費精神。當時我是孫行者，變個驢皮影戲人。
擠進車門勇難當，前呼後擁甚堂皇。身成板鴨幹而扁，可惜無人下箸嚐。頭尾嵌，四邊鑲，千衝萬撞不曾傷。並非鐵肋銅筋骨，匣晨磁瓶厚布囊。
車站分明在路旁，車中腹背變城牆。心雄誌壯鑽空隙，舌敞唇焦喊借光。下不去，莫慌張，再呆兩站又何妨。這回好比籠中鳥，暫作番邦楊四郎。
入站之前擠到門，前回經驗要重溫。誰知背後彪形漢，直撞橫衝往外奔。門有縫，腳無跟，四肢著地眼全昏。行人問我尋何物，近視先生看草根。
昨日牆邊有站牌，今朝移向哪方栽。皺眉瞪眼搜尋遍，地北天南不易猜。開步走，別徘徊。至多下站兩相挨。居然到了新車站，火箭航天又一回。
屌絲乘客售票員
公共汽車服務再差也得買票，票分一次一買與月票兩種。可恨的是，那時的月票隻限一人使用，所以要貼玉照。記得學生月票兩元，職工三塊五，隻能乘坐城區電汽車。城區加某一路郊區車，就四塊一張了。還有“通用月票”，顧名思義，所有的車都能坐，五塊。最貴的是“通用+地鐵”：十塊！
那可是個“一分錢掰成兩半花”的年代。所以，有可能的地方都要省！首先是提高月票的使用率。方法依同謀人的“手藝”分幾種：一曰“晃”。這是個“楞”招兒，手持別人的月票，下車時趁亂在售票員麵前晃動一下，蒙混過關。二曰“換”。換照片。至於照片上蓋的章，首選辦法是找一張一角帶著一道藍色弧線的照片貼上去，不然就隻能用藍墨水描一下了。三曰“畫”。真有“高人”，會畫月票。用不著整張地畫，隻畫表示月份的那部分就行了。
然而，魔高一尺、道高一丈。（那時候不這麽說。表達這層意思的文革標準用語是）“用戰無不勝的毛澤東思想武裝起來的革命”售票員，金晴火眼。經常遠隔一兩米、克服角度刁、光線暗等不利因素，一舉識破投機取巧者的拙劣伎倆。這時，被擒者若是不能及時脫身，就會被帶到公交總站遭受處罰，罪名大約是“偽造有價證券”。後來，“晃、換、畫”的月票使用者總結出一條通用法則，下車之前任售票員怎麽叫著要查票，假裝沒聽見；或者等在後麵、收斂下車行跡、悄悄跟在別人後麵突然跳下；甚至待到車門關了才作恍然大悟狀，要求下車；要點在於腳踩地麵了、才迅速出示、瞬間收回。即便如此，確也見過司售人員棄全車人於不顧，奮而追捕“晃、換、畫”者。
每次買票的話，則根據路途遠近，票價五分、一毛、一毛五不等。當然，蹭車逃票的也時有所見。被抓者隻能乖乖補票，後來，處罰加重，無論哪裏上下，補票要罰全額雲雲。場麵不免尷尬。卻有那麽一回，一屌絲青年，兩手空空、下車就走，被女售票員叫住：
“那男的，票呢！”
“啊？”屌絲青年準備不足。
“跟你要票呢！沒票補票！”女屌絲售票員聲色俱厲語帶不屑。周圍人默默注視。
屌絲青年猛然發飆：“給你，不就五分錢嗎，有什麽了不起，叫什麽叫！”
塞了一枚硬幣給她，揚長而去。伶牙俐齒的女屌絲售票員從沒見過如此理直氣壯、大言不慚，一時語塞。片刻神回，伸出脖子朝那人背影大叫：“五分錢是你爹啊，捏著不撒手！”
蹭車被抓錦上添花
文革時期，“買票坐車”一事，很難讓年輕的人們心悅誠服地接受。因為免費乘車已經成了我們的習慣（這裏主要指火車票）：先是“大串連”，別說車票，許多地方還包吃住呢。後來大一點的孩子上山下鄉，免費火車送到祖國四麵八方；小一點的隨著父母去“幹校”，不但火車是專列，路過毛主席“生活和戰鬥過的地方”，停下來參觀瀏覽（“受教育”）連吃帶住，一分錢也沒花過啊。
實際上，那個年代根本沒有“旅遊”這麽一說。別說吃飯要糧票，糧票隻限本省市流通；根本就沒有長假期。即便你有“全國糧票”、“軍用糧票”，有假期，也沒有那筆閑錢。隻有出差或到外地探親的時候，可以順道“旅遊”一番。遇此機會，要是能把車票錢省下來，不是就能玩得舒服一點嗎！
於是，出自“習慣”、因為“需要”，我們多半有過逃票蹭火車的經曆。此舉在那種時候還有發泄對社會不滿、遊戲人生的成分。同伴均以瀟灑視之，可以公開交流經驗。有過來人炫耀地指點：遇到查票，則脫掉外套、手持一杯熱水，假裝剛從前麵車廂接水回來，大大方方地迎著查票員過去，嘴裏莫忘善意地提醒著“勞駕勞駕、小心燙著”。查票員會以為你的座位在他身後。還有人理所當然地說：“一看查票，你就進廁所，多呆會兒再出來唄。”
其實，這些辦法都不好使。“手持熱水、念念有詞”雲雲完全是想當然，人家都懶得盤問，直接就是一句：“少來這套！回去等著！”當即戳穿。至於躲進廁所，則查票伊始，第一個動作就是鎖廁所門。所以，蹭車能否成功，全憑運氣-----車上有時不查票。
據說，“特快”車上不查票。因為列車員會在車門處看了你的票才讓你上。於是就有了：趁列車員離開時縱身跳上法；讓裏麵的人打開窗戶，直接鑽進去法；跟隨老弱假裝幫他們拿行李、送上車法等等，完全都用不上。唯一可行的辦法是，買一張短途車票，經檢上車。
一次，我們一行兩人，從北京去鄭州探親。訪得特快列車第一站是保定，票價約三塊，買到鄭州就十好幾塊了。便持保定票無障礙地上了車。車行十二小時，以為可以一覺睡將過去。不料，一進河北地界就開始查票。人家一看我們那副灰心喪氣的樣子，就明白了。我們也從列車員揶揄的眼神，看到了自己的下場。怎麽辦？同伴隻大我兩三歲，還不到二十。卻頗有決斷-----跟他們實話實說：我們是插隊的北京知青，父母下放到鄭州了，隊裏掙的工分合不了多少錢……如此這般，打出了悲情牌，打動了列車員。
插隊回來，我上中專，他分到山西鐵路上。再一見麵，那仁兄興奮地跟我說：知道嗎，在我們那兒，鐵路員工坐車買票是個恥辱！我有鐵路工作證了，咱們還得去（蹭車）！那年頭，微薄的薪水之外，人們完全沒有辦法從正規途徑博取一錢一物，普遍具有這種“靠山吃山、靠水吃水”的“遊民意識”，或曰“自助意識”。誠然，上綱上線、故甚其詞起來，就是“挖社會主義牆角！”
時值我放暑假，他回家探親，湊在一起機會難得。於是我們就出發了。同行增加了一位天津朋友，從天津出發、目的地是避暑勝地北戴河。去的一路，暢行無阻。有成功逃票助興，不亦樂乎地遊玩了秦皇島、北戴河、山海關（此處略去4478字）。然而，回來車上又碰上了查票。由於沒買票，上車各自找座，三人分散在兩個車廂。我們倆個“路外人士”坐位接近、躲避無由，一舉被擒。而且剛一被抓車就進站了，員工朋友還不知情，未及施展也許他從同事那裏學到的某種功夫、解救我們，我們就被趕下車了。事後他說，貴為鐵路員工的那位，一沒穿製服、二沒戴徽章。查票員竟然沒找他要票就過去了。
下車一看，站名蘆台。乘警把我們交給站上的鐵路警察，人家隻問了一句話：“有錢補票嗎？”答曰：“沒有。”就不搭理我們了，任我們回到站台。雖然被抓，我們隻覺好玩，一點刺激也沒有，此次出行不就太平淡了嗎？出點這樣鬧不大的事，恰似錦上添花。這時，又有客車進站，我們相視一笑，隨即登上列車。回頭一看，剛才問話的警察就在下麵，列車已經起步，我們朝他揮手：“再見”。他還是那付麵孔，無動於衷、視而不見。
經此一役，我們以為不會再有事了。不曾想，車行不到天津又查票，我們再次落網。行前，那位鐵路員工朋友囑咐過，抓到之後問你到哪兒，你就往遠處說。他們會就近把你轟下去，不會讓你在要去的地方下車。例如：下站是天津，你正好要去天津但是得說去北京，不然，他會把你拉到北京再趕你下車。因為事情不大、不能把你怎麽著，就給你增加點麻煩。而這次，我們要去的是天津，便說成去北京。果然，要進天津站時，乘警過來押我們下車。天津下車的人多，人多一擠，我們與乘警之間就夾了一個人。再一看，站台上那麽多人，事情一下變得簡單：一下車，我們就消失在人群裏了。連警察喊沒喊“給我站住！”都沒聽見。
毛主席教導我們：“錯誤和失敗教育了我們，使我們比較地聰明起來了。我們的事情就辦得好一些。”蹭車也是一樣。靠碰運氣玩不了幾個地方，須爭取盡量“合理合法”。還是那位不想“蒙受恥辱”的鐵路朋友，發現了大幅提高蹭車成功率的辦法。鐵路員工出差、看病、探親等等需要坐火車的時候，單位會給他開一張寫明起止點、說明事由的介紹信、代替車票，隻是不保證座位。
這就是捷徑了！對於他們而言，工作證是現成的，介紹信則憑人緣、拉關係，好歹也能弄來。我們那位鐵路職工就這樣，走遍了內地十八省。回到北京，見我羨慕的樣子，不由動了惻隱之心，拍了拍大腿：“你想去哪兒？”我說：“桂林。”他爽聲應道：“好吧。”我得寸進尺、察顏觀色：“而且帶著女朋友。”他也麵無難色地應承了下來。
下次見麵，一個工作證、一封介紹信拍在我的麵前。我有所不解：“她呢，她怎麽辦？”我問。朋友指著那兩樣東西道：“你看，介紹信都是過期的，名字和工作證上不一樣，要去的地方也不桂林。就別讓女孩子跟咱們冒險了。”無奈，我們給她買了一張票。曆險、刺激還沒了出發就打了折扣。
上路以後，果然又被查票。列車員到他麵前，接都不接他遞過去的東西，就查別人了。到了我這兒，拿著那兩樣東西看了又看。我心裏打鼓、強作鎮靜，下意識地伸出右手，列車員可能以為我不耐煩了，竟順手還給了我。其實，我手心都出汗了。
昔日的民風：按照規定做事，似乎愧對組織、愧對自己。其心氣有點像周作人所言：“我們於日用必須的東西以外，還得有一點無用的遊戲與享樂，生活才覺得有意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