引用
培鈺文苑 的 【轉帖】文革回憶
文革回憶 作者：海棠樹
1962年，我從西安交大畢業，包括我，班上共有五位同學留校在物理教研室當教師。一批剛畢 業的年輕教師，住在學生宿舍，在學生食堂用餐，白天上班，晚上去圖書館看書，生活仍如學生時代一樣。那時年輕氣盛，思想進步，工作積極，在教研室認為是有 銳氣有作為的年輕一代。西安交大位於西安東郊，校門對麵是興慶公園，那裏是唐朝興慶宮的遺址，建有沉香亭，李白有詩“解釋春風無限恨，沉香亭北倚闌幹”。 興慶公園東麵是陝西工業大學，佳就在那裏讀書。月上柳梢頭，人約黃昏後，我們經常在興慶公園會麵。
1966年5月 山雨欲來風滿樓
1966年的國內形勢是：高舉毛澤東思想偉大紅旗，活學活用毛澤東思想，學習雷鋒，突出政治， 又紅又專，抓階級鬥爭。在文化界不斷批判各種錯誤思想，如批判楊獻珍的“合二而一”論、批判吳晗的新編曆史劇《海瑞罷官》。每天的新聞廣播中都有批判文 章，而且批判的腔調一浪高過一浪，直接上綱為“反黨”。我們預感到一場政治的暴風雨即將來臨。早飯後學生們不急著去教室占座位，而是站在校園中專著地聽著 中央電台的新聞廣播。
5月的一天，上海《文匯報》發表姚文元的文章：《批判三家村--《燕山夜話》的反動本質》。 《燕山夜話》是一本談古論今的雜文集，我剛讀過，感覺內容和文筆都好，還向其他同事推薦。怎麽說它是一本反動書籍？我莫名驚詫！百思而不得其解。這其中一 定另有緣故。我每天認真讀報、聽新聞廣播。關注形勢發展。我和周圍的年輕同事以及大學生門都感到新奇而振奮，作好了迎接革命風暴的思想準備。
1966年6月1日 文化大革命的爆發
6月1日人民日報發表社論《橫掃一切牛鬼蛇神》。晚8點，學校廣播台轉播了中央人民廣播電台播發北大聶元梓的大字報。聶元梓的大字報矛頭直指北大黨委書記陸平，批判他壓製學生，反對文化大革命。
聽了廣播，我們高談闊論，議論紛紛。由北大想到交大，西安交大的校長彭康成了眾矢之的。連夜由周先聰執筆寫出了一份大字報，周先聰、龔華仁、劉安福、我等七人簽名。
翌日，6月2日，我七點多就趕往實驗室準備上課，校園裏已經有人開始貼大字報。八點上課鈴響 了，可是沒有一個學生來上課。我到校園裏一看，到處是大字報，人流攢動，學生群情激奮、摩拳擦掌、躍躍欲試。教職工懷著驚恐的心情，回想起1957年的反 右，那時先號召大鳴大放，後來變成“引蛇出洞”，大抓右派，所以今天一定要謹慎小心，不敢輕舉妄動。我們幾個青年教師，初生之犢不怕虎，沒有顧慮，是物理 教研室最早貼出大字報的人。
大字報的內容指向校黨委書記和校長彭康。彭康二十年代在上海搞地下革命，曾加入創造社。郭沫若 文集中兩次提到“彭康後起之秀”。彭康三十年代被捕入獄，關押七年，抗日戰爭爆發，在黨組織的授意下，寫了“自首書”而被釋放，後任華東抗日軍政大學副校 長（校長是劉少奇），解放後一直任交通大學校長。他是一位老革命，今天看見學生的大字報貼到自己辦公室的大門上，十分氣憤，立即召開黨員幹部大會，號召黨 員站穩立場，防止別有用心的人，小心上當受騙。會後出現了部分擁護校黨委的大字報，但是，這扭轉不了大勢所趨。大學生在新聞輿論的鼓動下，文化大革命的烈 火在全國點燃。
1966年6月3日 派進工作組
6月3日，西北局和陝西省委及時向西安交大派進工作組。工作組長由省委書記處書記嚴克倫擔任，成員是在西安開會的西北五省部分縣委書記，共三百人。
工作組剛進校，受到大學生的歡迎。然而不到一天，就受到學生的懷疑。6月4日，學生和工作組的 現場質詢會，向全校廣播。學生提出許多問題，諸如文化革命如何搞？彭康有什麽問題？當前政治形勢有什麽看法？工作組回答似是而非，或者模棱兩可。在學生的 輪番逼問下，嚴克倫惱羞成怒，以勢壓人，引起學生的極大不滿。學生由簡單推理認為，北大-陸平-北京市委是一條黑線，西安交大-工作組-西北局、陝西省委 也可能是一條黑線？！
6月5日，交大校園出現了懷疑工作組的大字報。一石激起千層浪，迎來更多的大字報響應。工作組驚恐萬狀，全力組織另一部分學生圍剿。激烈的辯論，晝夜不停。
六六事件
6月6日上午，部分學生衝出校門，有的到機場，有的到電信局，有的到車站要去北京向黨中央匯報。工作組慌忙阻攔。
下午，學校接連不斷廣播西北局、陝西省委《給交大全體師生員工的一封公開信》。信中說，西北 局、陝西省委是革命的，要警惕一小撮反革命分子的破壞。將六六事件定性為反革命事件。五個帶頭鬧事的學生成了反革命分子。其中有李世英：工程物理係二年級 學生、班長，帶領該班學生首先向工作組貼大字報；王永婷電機係五年級學生，學生會勞動部長，對人熱情，工作積極。
工作組加強領導,大造輿論。學生中懷疑工作組的傾向被壓了下去，反過來矛頭對準幾個“反革命”學生。
6月7日早晨，學校行政摟前新貼出一張大字報，標題是“此地無銀三百兩，可笑！”短短幾十個字 說：昨天學校廣播中聲嘶力竭地反複大喊“西北局、陝西省委是革命的”，這不由得讓人想起此地無銀三百兩的故事，西北局、陝西省委的真麵目不是不打自招，昭 然若揭了。寫這張大字報的是一位個頭矮小、天真稚氣的女學生劉維娜。她一下子成了第六個反革命分子。
事後得知西北局、陝西省委麵對六六事件驚恐萬狀，向西安市各個單位下發文件通報此事，說交大校內有一小撮反革命分子，企圖反黨，顛覆社會主義。
王永婷之死
校內，工作組組織學生向這幾個“反革命”進行批判鬥爭。廣大學生長期接受黨的教育，“共產黨是 太陽、是母親，要聽黨的話，對黨要絕對忠誠，做黨的馴服工具”。大家想工作組是黨派來的，所以不能無根據地懷疑。有些人為了洗刷自己，立即與反革命劃清界 限。一部份人即使有不同意見，也敢怒而不敢言。解放後曆次運動中的批判不是擺事實講道理,而是抓住一點不及其餘、無限上綱，是曆史上“文字獄”的繼承和發 展，到了文革時期姚文元等人的批判文章更是登峰造極。
我們教職工每天按時上班，在工作組的領導下學習毛主席著作及報刊上的文章，下午在校內看大字報，大字報轉向批判六六事件的帶頭鬧事者。
李世英等人在強大的政治壓力下不得不檢討，但是要承認自己反黨，實在有違心願。無可奈何下，李世英服安眠藥自殺，被發現後關進醫院隔離監禁。
6月下旬的一天，學生區暗地流傳一個驚人的消息：王永婷自殺身亡！王永婷怎麽也想不通自己成了 反革命分子，往日的同學朋友都疏遠了，反目成仇來揭發自己，更不能容忍的是，把自己的私人日記和與情人的通信公開亮出，進行人身攻擊，王永婷的人格受到極 大侮辱。她忍無可忍，從宿舍三摟翻身跳下，以死抗爭，結束了自己年輕的生命。
工作組說，一個反革命的死是咎由自取，壓製學生要保密，不準亂說。可是紙怎能包住火，王永婷的 死很快傳遍全校，震驚了廣大學生，把憤怒埋向心間，成為以後爆發的火種。其實工作組也驚惶萬狀，立即決定，停止批判學生，拋出彭康“自首變節“的檔案材 料，召開全校的批判叛徒彭康大會，以此轉移學生對工作組的憤怒。
在被批判的六七個“反革命學生”中，劉維娜年齡最小。她以另一種輕蔑態度麵對同學們的激烈批 鬥，覺得自己忽然變成反革命，往日的同窗好友突然反目成仇，這一切似乎在演戲，隻覺得滑稽而又好笑。她坦然相待，毫不在乎，麵對同學的批鬥嘻笑自若。批鬥 剛一結束，她就去操場鍛煉身體。有一天，她躲過監視回到西安家中，學校立即出現“通緝逃犯劉維娜“的大字報，工作組派人將她押解回校。
資產階級反動路線
這場文化大革命是毛澤東親自一手發起的，6月1日他在上海指使發表聶元梓的大字報，點燃文化 大革命的烈火，此後他到韶山滴水洞修養十二天，靜觀後效。全國高校學生鬧了起來。劉少奇主持黨中央工作，向毛澤東請示後，決定派工作組進校。學生與工作組 發生衝突，工作組鎮壓學生運動。北大、清華、北航都發生了類似西安交大六六事件的情況。結果出了一批著名的學生領袖：清華大學蒯大富，北航韓愛晶，北師大 譚厚蘭，西安交大李世英等。
7月毛澤東來到武漢，7月16日毛澤東橫渡長江，報紙做了大張旗鼓的宣傳報導。1956年，毛澤東就四次橫渡長江，並寫下《水調歌頭-遊泳》：“萬裏長江橫渡，極目楚天舒。不管風吹浪打，勝似閑庭信步“。
7月18日，毛澤東回到北京，說工作組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24日下令撤銷工作組。當天下 午，北京各高校代表在人民大會堂召開大會，我們西安各高校師生也在西北體育場收聽實況轉播。劉少奇在會上作了檢討，說：“工作祖是我決定派的，工作組犯了 錯誤，我應該負責。同學們問我文化革命怎麽搞？我實話告訴你們，我也不知道怎麽搞。”
撤銷工作組學生獲得解放，“救星就是毛澤東”，交大學生痛恨的已不是工作組而是西北局和陝西省委，學生立刻衝出學校，走向社會，到政府門前張貼大字報。文化大革命的烈火已經從學校蔓延到社會。
紅衛兵
1966年8月1—12日，中共八屆十一中全會在北京召開，發表《中共中央關於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的決定》，選舉中央政治局，林彪排在第二位成了副統帥，劉少奇跌到第八位，陳伯達、康生進入政治局。成立了中央文革小組（陳伯達、康生、江青、張春橋）。
8月5日，毛澤東寫《炮打司令部——我的第一張大字報》，矛頭直指劉少奇。
毛澤東為了在全國點燃文化大革命，極力煽動大中學生。給清華附中紅衛兵回信，支持“造反有理”。到接待站會見學生說：“你們要關心國家大事，把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當時我在西安和平門看見中學生貼大標語“革命無罪，造反有理”，感到十分不解，人們也認為，在黨的領導下要造反，不成了反革命。後來聽說這是最高指示，仍是疑惑。
紅衛兵很快在全國出現，年輕幼稚的中學生，如同阿Q，聽到“造反、革命”，新奇而振奮。他們破 四舊，毀文物，燒書籍；抓四類分子遊街，抄家。我家住的巷子名叫龍渠堡，西頭是西安市二中，巷子裏的農民住戶想趁火打劫分些浮財，縱容二中學生抄家。我的 嶽父成分地主，拉去遊街，清掃馬路，家裏的家具、存款被炒，而兩箱古書，認為沒有用處，反而保留下來。
最初起來造反的紅衛兵是北京一批高幹子弟，他們宣揚反動的血統論，有一篇《譚力夫講話》說： “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龍生龍，風生鳳，老鼠生兒會打洞”。他們歧視出身不好的同學為“狗崽子”。起初“地、富、反、壞”統稱四類分子， 加上右派分子稱“黑五類”，文化革命中又出了“反動學術權威”和“走資派”，總稱“黑七類”，排在第八位是資本家，知識分子派到第九位，又稱“臭老九”。
在那動亂年代，形勢瞬息萬變，不久革命幹部成了黑幫走資派，他們的“好漢”子女，反而跌為“狗崽子”。
8月18日，毛澤東在北京天安門廣場首次接見紅衛兵。全國紅衛兵都湧向北京，開始全國“革命大串聯”。
造反派與保守派
1966年8月，當西安交大的學生衝向社會，就交大“六六事件”向西北局、陝西省委討說法之 時，廣大的西安市民不理解、不支持。8月13日下午，政府組織西安各界慶祝八屆十一中全會閉幕大會，會後遊行，交大師生員工的隊伍近萬人，當遊行到鍾樓 時，己是夜晚，大街上圍觀的群眾人山人海，有人喊“交大的學生你們為什麽要反對省委，你們要造誰的反？”，四周群情激奮，人們衝擊交大遊行隊伍，要揪出少 數反革命分子。我們唱著革命歌曲，雄赳赳，氣昂昂，邁步前進。有外校的學生手挽手組成人牆保護著交大的遊行隊伍，我發現我的妹妹也在其中，我叮嚀她一定要 小心。我們的遊行隊伍高唱“紅軍不怕遠征難”，回到學校時已經深夜。
此後西安分為兩派，支持交大的為造反派，反對交大保衛省委的為保守派，亦稱保皇派。一個單位也 因觀點不同而分為兩派。保守派大部分是機關幹部和工人，造反派大部分是學生。西安大街上，今天是保守派遊行，高呼“西北局是革命的，陝西省委是革命的。誓 死保衛西北局、誓死保衛陝西省委！”翌日，造反派遊行，高呼“火燒西北局，砸爛陝西省委！”
8月16日，某校造反派學生受到該校保守派的圍攻，不讓吃飯。他們到交大求援。交大學生義憤填 膺，衝出校門來到和平路金家巷西北局門口絕食抗議，其他高校的造反派聽說後也來支援。當晚絕食學生達到五萬人，占據了整個和平路。我們年輕教師義無反顧， 一些中年教師猶豫良久，經過反複利弊權衡，也加入了靜坐絕食的行列。和平路上學生整齊列坐，紅旗飄展，歌聲起伏。西安人民聽說學生絕食，奔走相告，紛紛上 街觀看。和平路、大差市一帶人山人海，熱鬧非凡。許多市民帶著吃食來到這裏勸說學生用餐。
西北局機關大院內人去樓空，黨政領導沒有一個出來接見學生。學生一直堅持了三天。時令已是夏 末，夜晚寒冷，白天中午炎熱，太陽一曬，不斷有學生暈倒。交大、西工大、西電、冶院等校的學生領袖，以李世英為首組成領導小組，指揮運動。不斷向北京中央 打電報通電話，反映情況。學生唱著：“抬頭望見北鬥星，心中想念毛澤東！”終於北京周總理知道了西安學生絕食，立即命令西北局書記劉瀾濤出麵接見學生。
8月18日晚8點劉讕濤在一群軍人的保護下來到絕食學生中間，在廣播站向學生講話說：我支持學 生參加文化大革命，西安的廣大工農群眾也支持你們。有人說"誓死保衛西北局,誓死保衛陝西省委 ",這種提法是錯誤的,隻能說"誓死保衛黨中央,誓死保衛毛主席!"我奉勸同學們回去吃飯,吃飽飯好參加文化大革命。
劉瀾濤講話後，當晚學生們撤回學校，而學生領導小組的成員，受到群眾的圍堵。北京周恩來不斷詢 問西安學生情況，當得知領導小組被圍，立即命令蘭州軍區派軍隊去解圍，並將他們用飛機送到北京。8月19日李世英等人到北京受到周恩來、江青的接見。毛澤 東看到西安學生絕食的材料，批示“李世英交大學生領袖”。
毛澤東支持學生造反，各級黨委紛紛癱瘓，保守派很快土崩瓦解。
大串聯
9月中旬以後，全國展開紅衛兵大串聯。西安各大、中學的學生也擁向北京，接受毛主席檢閱，然後到全國串聯。全國各地成立紅衛兵接待站，火車免費。不化一分錢，到處遊山玩水，學生何樂而不為。
我們教師不敢輕舉妄動，每天按時上班。學毛著、刻印傳單、看大字報。西安各單位人們都起來造 反，交大成了造反的“聖地”，每天來看大字報，質詢有關問題，朝聖取經者絡繹不絕。學校成立群眾接待站，讓我們教師去做接待員。我做接待員十分忙碌，一日 應接不暇，也不知 “真經”為何，隻能就報紙上的社論文章敷衍應付了事。
11月2 日，我也大膽“造反”，去北京串聯。火車裏塞滿了學生，座椅下躺的、走廊上站的、椅背上坐的，連行李架上也是人，擠得水泄不通，車門不開，上下車隻能從窗 戶跳上跳下。到北京車站有汽車接待，我隨人流上車，被拉至北大附中，教室地上鋪著稻草，我穿著棉衣，晚上席地而臥，開著暖氣，不覺寒冷。吃飯不用掏錢，用 米飯肉菜，招待毛主席請來的“客人”。我白天到各大學遊轉觀看大字報，等待毛主席接見。
11月13日是毛主席第七次接見紅衛兵，這次為了節省時間，改群眾步行為乘車遊行。前一天下午 有解放軍來到北大附中，組織學生編組，講解注意事項。吃過晚飯，我們登上軍用卡車，每車四十人，站成四排，四角有四名解放軍戰士把守。當夜調動8萬輛軍 車，300萬學生，在北京大街小巷穿行，指揮車、報話機忙碌調度。我們在卡車上度過一個寒夜，心情激動也不知疲勞。等到第二日早晨我們的卡車到達指定地 點，前後是長長的車隊。十點，遊行開始，八路軍車並排徐徐通過天安門廣場，接受天安門城樓上毛主席的檢閱。十二點，我們乘的卡車進入天安門廣場，廣場是一 片紅色海洋，幾十萬人揮動著紅寶書（毛主席語錄），唱著歌頌毛主席的革命歌曲，人聲鼎沸，如雷貫耳。那狂熱的場麵勝過今日的追星族，是亙古未有，空前絕 後。那狂熱的氣氛，人處其中，不由全身沸騰。我遠遠望見毛澤東站在天安門城樓中央那魁梧的身影，頻頻向人流揮手，崇敬之心油然而生。我也隨人們一路不斷高 喊“毛主席萬歲！毛主席萬歲！”
到11月底，毛澤東共八次接見紅衛兵1500萬人。
派性與武鬥
11月下旬，我從北京回到西安。這時中央要求各地學生停止串聯，返回本地鬧革命，走與工農相結合的道路。然而學生成了無頭鳥，不聽指揮繼續在全國各地遊蕩茲事，又興起徒步串聯。
我作為教師，乖乖地聽黨的話，在學校無事可幹，就約幾位同事去西安北郊的黃河棉織廠。我們半天 隨工人勞動，半天了解文化革命情況。造反的工人隻是極少數，其中有過去受壓抑不得誌的希望報複一吐為快，有調皮搗蛋不好好勞動的借機看熱鬧圖安逸，有野心 家陰謀家企圖亂世出英雄。大部分工人照樣上班勞動，起初看不慣造反者，後來見中央號召，學生支持，也就隨大流參加造反派。造反派組織名稱五花八門，也無組 織章程，隻要參加其活動就屬於一派。
1966年底，西安的保守派已經消失，紛紛打出造反旗號。工人造反派受到西安各大學的支持和控 製，西郊各工廠造反派“工聯“依附於西工大、西電，鐵路工人和東郊工廠造反派“工總司”依附於交大。這時學生領導小組內部產生分歧，李世英提出“造反不分 先後”，並批評“打砸搶萬歲”等極左口號，西工大等誣之為“右傾”。學生領袖間的分歧很快蔓延擴大，造反派分裂為兩派：交大派和西工大派。兩派之間整日互 相攻擊，昔日風雨同舟的革命戰友今日反目成仇。派性這個怪物侵蝕了社會上每一個人，夫妻之間甚至有因派性而離婚的。
到1967年全國各地都出現互相對立的兩派，文化大革命進入了派性鬥爭，社會混亂，工廠停工。 1月，毛澤東決定派解放軍進駐大學、工廠實行“三支、兩軍（軍管、軍訓）”然而沒有幾天解放軍也陷入派性的泥潭，很難一碗水端平，稍不留意形成支持一派壓 製一派，使矛盾更加激化。一個月後解放軍撤離學校。
1月，上海造反派王洪文奪權成立上海革命委員會。毛澤東要求各地仿效成立由軍隊領導、地方革命幹部和學生領袖三結合的革命委員會。
在成立陝西革命委員會時結合那位革命幹部的問題上，西安兩派意見對立。西工大派支持霍士廉，交大派激烈反對，爭輪勢不兩立。
佳所在學校陝工大與交大相對，中間隻隔一條大路，但是分屬兩派。兩校都安裝高音喇叭互相對罵， 陝工大罵交大為“狡老總”，交大罵陝工大為“傻瓜大”。我去陝工大找佳，她的一群女同學圍著我“辯論”，挖苦嘲諷，無所不用其極，在我身上宣泄對交大的怨 氣。我礙於佳的麵子，強忍不敢發作，因而我也不敢再去陝工大。我和佳在興慶公園的約會也因派性的觀點分歧而常常不歡而散。
陝工大想出新招：“彭康原也是我們的校長（57-58年兩校合一，59年分校），你們不鬥！我 們鬥”。陝工大召開批鬥彭康大會，會場留出一塊空地，“歡迎交大戰友參加”。翌日交大召開更為激烈的批鬥彭康大會，會後不知誰喊了一聲：“拉彭康遊街！” 一群學生高喊口號，推搡著彭康在校園內飛跑。彭康六十多歲，被彎腰罰站一個上午，已經精疲力竭，沒跑兒步就跌到在地，兩名學生上去，架著彭的兩隻胳膊，繼 續飛跑，其實不是跑，而是在地上拖，一隻鞋被拖的不知去向。這樣遊街一小時後，被架回住處，扔在床上，彭康已經奄奄一息。他被單獨囚禁，沒有家人照顧。待 到紅衛兵送晚飯時發現，彭康已經死在床上。彭康這位老革命就這樣不明不白的死去，人們不禁發問，殺害他的凶手是到底誰？
7月20日發生武漢事件。中央文革小組成員王力，支持一排壓製另一派，說群眾組織“百萬雄師” 是保守組織，想借機打倒陳再道。數萬群眾圍攻東湖賓館，抓住王力。當時毛澤東秘密到達武漢，就住在東湖賓館的另一所別墅內，周恩來為了毛澤東的安全，立即 趕到武漢，安排毛澤東飛往上海。江青宣揚“文攻武衛”的口號。全國兩派武鬥升級，動用真槍實炮，血腥屠殺。
8月5日，西安工總司向陝西駐軍示威，引發在大差市附近的“八五靜坐”，持續五十多天。交大給於支持。毛澤東看了有關材料，批示：“李世英是個蠻子，不講道理。”
8月下旬，西安西郊某工廠的工總司派受到圍攻，消息傳到大差市，工總司立即派幾卡車戰友去支 援，當卡車進入廠區，受到工聯派的開槍伏擊，死傷數人，其他人大部分是中學生，嚇得報頭鼠竄。從此西安進入持槍武鬥，兩派都去搶槍，西安有許多國防工廠， 軍械庫的槍支彈藥被洗劫一空。
死者的幾具屍體被運到大差市，無人認領。我的同事小崔出麵，將屍體擺放在一所小學教室，自發的有人運來冰塊，有人貼出挽聯，有人拍照著文，參觀者絡繹不絕。這就是西安有名的《屍體展覽》，一直傳到國外，國際著名的幾大報刊轉載。以後追查這件事故的責任，小崔受到牽連。
67年夏，武鬥流血事件全國到處發生。西安有西工大汽車爆炸事件、夜襲西安搪瓷廠事件，大街上 不時有送葬遊行隊伍，武鬥隊員荷槍實彈乘坐一輛輛卡車呼嘯而過，高音喇叭的吼叫聲晝夜不停，流言四起，人心惶惶。我們普通人開初對文化革命的熱情已經煙消 雲散，轉而成為對時局的深深憂慮。
這年8月27日，我和佳結婚，婚禮簡單而倉促。婚後第三天，佳去學校被阻攔，不準回家 ，每人發一支槍，晝夜守衛學校，傳言某某組織要圍攻、洗劫陝工大。我不見佳回來，心急如焚，騎車到陝工大校門口遠處觀望，校門戒備森嚴，圍牆上站滿持槍的 學生，校內槍聲不斷。幾天後沒有發現一個“敵人”，反而自己開槍誤傷了自己，學校這才取消警戒，新娘子準許回家了。
67年7-9月，毛澤東視察大江南北，說“形勢大好”（？！），又說“幹部大部分是好的，要團 結大多數”。本年各省市陸續成立革命委員會，各單位也成立革委會。造反派頭頭進入各級革委會，李世英成為陝西省革命委員會副主任。10月，中央通知要求 大、中、小學複課鬧革命，然而大學內一片混亂，大學生在社會上闖蕩，無心上課。隻有一些小學開始上課。
派性與武鬥一直延續到68年底。我在派性鬥爭中還遭遇過一次驚險經曆。1968年夏，學校清理 階級隊伍，委派我去西郊某職工業餘大學，找一姓張的教師了解一些情況。張原來是交大的教師，後來調動到現在的學校教書。前一天我給張打電話預約。西郊是另 一派的天下，有人叮嚀我要多加小心。翌日上午我騎自行車到達該校，找到張某，坐下，倒茶，剛寒暄兩句，突然一夥人推門而入，氣勢洶洶，不顧張的解釋，將我 強行帶走，轉入另一樓五層的一間屋內。對我進行全身搜查，將眼鏡、手表、證件一律拿走。塞給我紙和筆，讓我老實交待。一群人圍著我，謾罵攻擊。大樓對麵是 一個工廠，空中傳來陣陣哀樂聲。這群人說，這是為武鬥而犧牲的“烈士”開追悼會，你如果不老實，就將你拿到追悼會上去做“祭品”。他們進進出出如臨大敵， 麵對這些人性扭曲的暴徒，沒有道理可講，我靜默，不求饒，以示抗議。直到中午飯時，一個帶頭的進來，揪我的頭發，打我的耳光，又在地上撿起一塊木板，打我 的臉。折騰一會兒後，他們在我的胸前掛一個牌子，寫著“交老總，滾回去！”一群人拿著棍棒押著我，走上大路，路上行人圍著觀看。他們怕影響不好，這才釋放 了我。我騎上自行車，趕快離開這是非之地。回到家中，佳懷孕正準備臨產，聽到我的經曆，唏噓不已。傍晚，交大幾個同事慌慌張張來到我家。原來我被押走後， 張某也不知道我的去向，他悄悄讓一個朋友立即去交大報告，“一位交大教師被人綁架，下落不明”。交大革委會將這情況反映到陝西軍區，讓協助查找。教研室同 事到我家想說明情況，安定人心。現在見到我平安歸來，大家才放下心來。
1967年冬，社會流傳有“紅色恐怖隊”、“五湖四海”等流氓組織，搶劫行凶，殺人放火，無惡不作，嚇得人心惶惶。街巷居民自發組織起來，晚上巡邏察訪。折騰月餘未見異常，人們才放鬆了。這一年食品雖然都憑票供應，但是供應基本正常，人們衣食溫飽未受多大影響。
學校鬥批改
1968年4月，1966屆大學畢業生分配工作，當時造反派掌權，佳出身地主，隻能分配到條件最差的地方，結果分到河南鞏縣一個正在籌建的化工廠。此後1967屆大學畢業生也離校。
1968年7月，毛澤東命令工人宣傳隊進駐大學，所謂“摻砂子”，打破知識分子獨霸的一統天 下。人民日報發表姚文元文章《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毛澤東還將外國人贈送給他的芒果轉贈個首都工宣隊。首都工宣隊又將這些芒果分送各個大城市的工宣 隊。當這一隻芒果到達西安時，身價倍增，西安車站和大街上數十萬工人敲鑼打鼓的歡迎，並舉行了聲勢浩大的遊行。那場麵比一千多年前長安街上的迎佛骨場麵壯 觀多了。
文化革命開初，大中學生吃香，被譽為革命小將、紅衛兵、左派，毛澤東接見、支持，利用他們的年輕幼稚、單純熱情，打開了文化革命的局麵。而現在學生鬧派性，是“蠻子”，不聽使喚，於是又抬出工人階級“必須領導一切”。工人受寵若驚，歡呼雀躍，要登上曆史舞台。
工宣隊進校，開始了大學的鬥批改，清理階級隊伍。我們物理教研室來了三位發電廠老工人，他們樸實，文化水平低，不了解高等學府的複雜性，難於駕馭，真正的領導還是原來的文革小組，教研室文革小組成員是造反最早的龔、出身貧下中農的劉和“革命幹部”吳百詩。
吳百詩五十年代初畢業於上海交大，黨員，留校講授理論力學。他教學有方，很受學生歡迎。58年 交大成立工程物理係，任命吳百詩為係主任。他年輕有為，提升很快，認為是黨培養的新一代紅色知識分子。我在工程物理係當學生時，吳百詩給我們講授核物理， 是我很崇敬的一位老師。61年曾以專家身份赴蘇聯杜布納聯合核子研究所工作。63年回國後到物理教研室當主任。我和吳百詩，原來是師生關係，現在成了同 事。
在吳百詩能否參加文革領導小組，群眾意見發生分歧。我根據毛澤東思想，分析認為，吳百詩屬於資 產階級知識分子而不是革命幹部，“資產階級知識分子統治我們學校的現象再也不能繼續下去了”。我想象的革命幹部是經過革命戰爭出生入死、浴血奮戰的人。於 是我寫了一張大字報，標題是《是革命幹部？還是資產階級知識分子》，某日早晨貼在教研室大樓內的牆壁上。這張大字報引起的轟動和後果是我始料未及的。不僅 在教研室引起議論，有人說這是一顆重磅炸彈，擊中要害。當天上午有人將這張大字報重新抄寫貼到校園裏的顯著位置，引起廣大教師幹部的關注。校廣播台的記者 來采訪我，該大字報又在廣播台播放。工宣隊決定對吳百詩隔離審查，抄家，批鬥。工程物理係也拉吳百詩去批鬥。我得意的同時又感到不安，我的一張大字報使吳 百詩變成“敵人”，遭受批鬥，並非我的原意。這事雖然已經過去幾十年，然而常縈繞在我的心中，感到深深的歉疚。
經過改組的文革小組，增加了一個出身貧農的葉。鬥爭對象有走資派（黨支部書記、教研室主任）、 反動學術權威（知名老教授）、右派分子。文化革命開始到現在，學生都到社會上去造反，這些人無人過問，逍遙自由了一年多，今日輪到他們受批挨鬥了。這些人 被關入牛棚，不準回家，每日檢查交待罪行。繼續深挖又發現一些“敵人“：有人與海外親屬通信，被查有汙蔑社會主義的言詞；有人是漏劃右派；還有一位老教師 解放前在上海交大入黨，解放時在上海敵偽檔案中發現一人姓名與他相同，因而就懷疑它是暗藏的特務，現在被當作真特務批鬥。
教研室文革領導小組和專案組在工宣隊的領導下，決定批鬥的對象和批鬥會議的安排，我與其他青年 教師作為外圍的積極分子，中老年教師是隨大流的群眾。對每一個“牛鬼蛇神”，輪流召開批鬥會。會上大家發言踴躍，知識分子能說會道，語言犀利，慷慨激昂， 批判深刻，上綱上線。那個時期，大家模仿報刊上的批判文章，學會一套假大空的時興語言、激烈言辭，以備發言使用。教研室原來人多心不齊，曆次運動互相揭發 批判，積怨很深，知識分子又有文人相輕互不服氣的惡習。文化革命中的批鬥，有人相信毛澤東的革命理論，有人借機報複，有人幸災樂禍，大部分人隨大流以求自 保。批判會上，有多少是真心話，多少是應付語，真假難辨。
我們教研室共有78人，已經揪出20名“牛鬼蛇神”。工宣隊在教研室會上威脅說“你們有問題要 早日老實交待，看誰要當這第21名”。中老年教師嚇得人人自危，惶惶不可終日。1968年夏、秋，陰沉恐懼籠罩著交大校園。校內不時傳來教職工自殺的噩 耗，某係一對中年夫妻及一個小孩在衛生間煤氣中毒全家自殺身亡；某老年教師在公路上撞車自殺致殘；數學教研室一中年教師，為人老實無人批評，突然跳樓，未 亡而精神分裂；一位老幹部正準備“三結合”進入校革委會領導班子，突然在興慶公園上吊身亡。1968年交大三千多名教職員工中，自殺的就有十三人。
文化革命時期，由於毛澤東的讚許，林彪、江青一夥的極端吹捧，對毛澤東的個人迷信達到登峰造極。
工宣隊進校，帶來的另一活動是大搞“忠字化”。每個會議室、辦公室的正麵牆上，要掛毛主席像 （畫像、繡像、剪紙），兩旁是對聯，四周配以花環、“忠”字剪紙，裝飾的像廟宇或教堂裏的神壇。每天早晨八點，上班的第一件事是“五首先”。大家麵對毛主 席像，肅然起立，手舉紅寶書，由一人帶領大聲朗誦：“首先敬祝我們心中的紅太陽，我們最最偉大的領袖、偉大的導師、偉大統帥、偉大舵手毛主席萬壽無疆！” 大家齊喊：“萬壽無疆！萬壽無疆！”（領）“敬祝我們的林副主席，身體健康！”（合）“永遠健康！永遠健康！”接下來向毛主席像三鞠躬。接著齊唱《大海航 行靠舵手》，然後朗誦幾段毛主席語錄。儀式完畢，坐下，開始每日一小時的“天天讀”。
工宣隊又帶來“忠字舞”，每日下午，大家圍在空地上，唱著語錄歌，跳著集體舞，權當休息娛樂，苦中求樂。
另一個熱潮是修建毛澤東塑像。西工大派在西安新城廣場修建一座毛主席全身塑像，交大派在車站廣 場又修建一座更高的毛主席塑像。大學及較大工廠在門前廣場都修建了毛主席塑像。一個單位如果分為兩派，在修塑像上也要打派仗，一派修一個塑像，另一派要在 該塑像前麵又建一個更大的塑像。城市中毛主席塑像林立。到了七十年代，這些塑像大部分被坼除，現在個別大學門前還保留有毛澤東塑像。除了塑像外，大街上、 校園裏到處是毛主席的語錄牌和標語口號，如同現在的廣告牌一樣泛濫。
那年代，毛澤東的話是最高指示，要絕對服從，理解的要執行，不理解的也要執行。人們講話、寫文 章都要引用大量毛主席語錄，這成為一種時尚。就是兩派互相攻擊，罵仗，也是引用毛主席語錄。毛澤東思想、毛主席指示被簡單化、庸俗化到處濫用，人們已經沒 有自己的真正思想，盲從於毛澤東的最高指示。右派分子不斷挨批，在強大的政治壓力下，為了早日擺脫“右派帽子”這個沉重的緊箍咒，整日檢察，真的以為“我 有罪！我要認真改造，從新做人。”
1968年10月，毛澤東指示，廣大幹部下放勞動，走“五七”道路。北京各大學、科研單位、機關都在外地農村建立五七幹校，將大批閑置幹部下放勞動。西安交大沒有建五七幹校，隻是到69年冬，下放到陝南山區勞動接受“再教育”幾個月。
1968年10月31日，中共中央八屆十二中全會閉幕，強行給劉少奇戴上“叛徒、內奸、工賊” 的帽子，並永遠開除出黨。據說中央委員隻有一人（一位女老革命）舉手反對。當時劉少奇不在會場，不讓他辯白。劉少奇被關押在開封，受到殘酷折磨。1969 年11月12日劉少奇死去，終年71歲。
這一年，各地革命委員會全部成立。中央下發通知要求 “抓革命，促生產“，製止武鬥,但是收效甚微。大批中學生還在社會上遊手好閑，尋釁茲事。這年12月，毛澤東大手一揮說：“農村是一個廣闊天地，知識青年 到農村去，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很有必要”全國掀起上山下鄉的高潮。一千多萬中學生響應毛主席的號召，有的興高采烈，有的隨大流，有的無可奈何，都紛紛 下鄉落戶。戶口離開城市再想回來就難了，一下就是八年，直到1976年文化革命結束，知識青年才全部返城。我的三個妹妹，都趕上上山下鄉，失去了上大學的 機會。
回想文化革命開初，毛澤東鼓動中學生造反，中學生被譽為革命小將、紅衛兵。現在中學生在城市不上課，沒事幹，惹麻煩，一下又變成了知識分子，要下鄉接受貧下中農的再教育，來改造自己。中學生上山下鄉，雖然受苦，但是也有好處，能了解社會，磨煉意誌。
1969年
1969年1月，中央發出通知，強調清理階級隊伍要注意政策，嚴禁逼供信，“對犯錯誤的好人， 要多做教育工作，在他們有了覺悟時，要及時解放他們。”根據中央指示，我們覺得教研室被揪出的“牛鬼蛇神”，也找不到確鑿的“罪證”，其實就是好人，因而 停止了批鬥，有的解放，有的掛起。
1969年4月，中共召開第九次代表大會，林彪作為毛澤東的接班人被寫入黨章。
6月，中央發出指示，對毛主席不要搞“忠字化”，不要搞“早請示，晚匯報”。這些形式化的東西人們早已經討厭，趁著中央指示，“忠字化”煙消雲散，隻留下一些殘破的標語。
這年3月在黑龍江中蘇邊界發生了珍寶島事件，中蘇關係更趨緊張。毛澤東發出“深挖洞，廣積糧”，“備戰、備荒、為人民”的指示，不知是真的要打仗，還是故弄玄虛。城市裏緊張起來，挖防空工事，疏散人口，搞防空演習。
我的嶽父早年公派留學日本，回國後曾在富平創辦立誠中學，任校長，倡導新思想，支持學生抗日救 國，習仲勳是他的學生。解放後土改時劃為地主，1955年經習仲勳介紹，安排在西安文史館工作，家亦從華陰遷到西安。1965年，城市社教，又因習仲勳的 問題而受到株連，失去工職。文化革命初被紅衛兵抄家，拉去遊街、打掃街道。1969年城市下放人口，龍渠堡街巷工作組找不到下放對象，便看中嶽父是地主， 被逼下放合陽農村。一家五口，三個六、七十歲的老人，兩個未成年的孩子，在農村沒有勞動力，缺吃少穿，貧病交加。1973-1974年，嶽父母相繼在農村 去世。十年浩劫結束，1979年平反昭雪，娘和兩個弟妹才又回到西安。
我69年9月亦到陝南山區勞動接受再教育，小東一歲寄放在一位保姆家。1970年一個偶然的機會，我離開了西安交大，調動到鞏縣，在中學教書。
（本文轉載自《海棠樹的博客》http://sunxjl.blog.163.com/blog/static/873013720077132429343/）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