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朝霞》是上海市委主辦的文藝刊物,由肖木和陳冀德負責。1973年肖木調到北京任王洪文的秘書,《朝霞》雜誌就由陳冀德全麵負責。1973年5月,《朝霞》叢刊第一輯出版,寫作組召開大型座談會以示慶祝,擴大影響。
1974年1月,《朝霞》月刊創刊。創刊號送到姚文元處,姚文元很欣賞,立即指示:“朝霞是一種高卷雲,它吸收陽光中的各種顏色,隻反射紅色,所以是紅的。”姚文元在會見外賓時,把《朝霞》雜誌吹捧為全國文藝刊物的“樣板”。
《朝霞》的編輯和作者隊伍一律由寫作組自己培養,上海原有的文藝編輯和作者隊伍幾乎全部排斥在外,其中包括50年代和60年代上海湧現出來的一批工人作者。這引起文學界大多數人的不滿。但《朝霞》編輯部有恃無恐,依然我行我素。
《朝霞》月刊出到第三期,一場軒然大波驟然而降。
1974年2月13日,上海市總工會召開區縣(局)工會負責人會議,還邀請了犯過錯誤已經下台的老造反派頭頭,動員批林批孔。徐景賢在會上作報告,主題叫一月革命精神,還談到“老造反正確對待自己”。第二天,這篇講話的內容被《文匯報》以“評論員”的名義發表了。
總工會頭頭們看了這篇評論員文章很不以為然,把文章給了王秀珍。王秀珍看過文章,說,文章有問題,對一月革命的評價不對。一月革命最根本的經驗是奪權,文章卻沒有講。
於是,王秀珍要總工會整理一份材料批評徐景賢。材料整理出來後,王秀珍覺得還不夠尖銳,又讓他們修改補充。然後,王秀珍以“群眾來信”的名義報送張春橋。張春橋看後在材料上寫了批語,是批評徐景賢的。為此,徐景賢在市委常委會上作了檢查,大家都批評他,說他好出風頭。總工會的頭頭們覺得整了徐景賢很解氣,也算報了寫作組不重視工人作者的仇,於是他們繼續找寫作組的岔子,想更狠狠地整整他們。
這時,正逢《朝霞》月刊第三期出版。這期雜誌的頭條小說題為《紅衛兵戰旗》,講紅衛兵打破山頭主義,搞大聯合的故事,其中有個細節講到一派紅衛兵張羅成立半周年紀念活動。
總工會的頭頭們看了這期雜誌後說,這篇小說有問題!裏麵重提半周年這件事。
有的人拍著桌子大罵,這是影射攻擊我們總工會。
工總司成立半周年時,王洪文搞半周年紀念活動,被徐景賢報告張春橋。張春橋諷刺道:“難道連一周年都等不及了嗎?”王洪文為此與徐景賢大吵了一場。當時張春橋立足未穩,還需要工人造反派的支持,所以,他反而批評了徐景賢,這件事便不了了之。
總工會的頭頭們拿著《朝霞》雜誌去找主持上海工作的馬天水,說要批判《朝霞》。他們又打電話給王洪文的秘書廖祖康,要廖向王洪文匯報這件事。這一切都在秘密地進行中。
《朝霞》編輯部還蒙在鼓裏。他們正在忙著第四期雜誌的定稿工作。
第四期的稿件中有一篇文藝短評,作者是工人文化宮文藝評論組頭頭,他在校閱文章清樣之後,加上了一段話,說上海近來有些作品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紅衛兵運動和工人運動,為林彪路線翻案。
陳冀德審讀清樣時提出要刪掉這段話,作者一反平時謙和的態度,堅持己見,寸步不讓。陳冀德感覺奇怪。
這是寫作組得到的第一個信號。
總工會那邊則早已做好準備對付寫作組的辦法。他們從三期《朝霞》雜誌上找出三篇“大毒草”。《紅衛兵戰旗》是“影射諷刺工人造反派”;《初試鋒芒》是“汙蔑工人民兵”;《閃光的軍號》是為“林彪路線招魂”。當然,“半周紀念活動”的事隻能意會,不必言傳。
首先發難的是總工會一個頭頭戴立清,在他掌管的後方基地工廠裏召開了批判《朝霞》大會。緊接著,團市委,婦女聯合會,民兵指揮部這些工人造反派掌權的群眾組織聞風而動,紛紛召開批判會。工人文化宮團結的一批工人作者這下找到了宣泄不滿的機會,又是開會又是寫大字報,十分起勁。
《朝霞》編輯部借住在上海人民出版社院子裏,他們平時盛氣淩人,獨來獨往,群眾敢怒不敢言,現在批判《朝霞》的大字報一下子覆蓋了出版社的大字報欄。一時間出版社的院子成了全市文藝界關注的中心。
這時總工會也出麵召開批判會。寫作組得到消息後派人去會場探聽,結果被人認出而趕出會場。此後,總工會正式給中共上海市委打報告,要求對《朝霞》進行全麵清查。
作為市委書記的王秀珍首先批示:“《朝霞》問題很嚴重,要好好清查。”
馬天水見王秀珍態度如此強硬,還摸不著底,但知道工人造反派這一頭不能得罪,便批了兩個字:“同意。”
對此事,徐景賢頗感為難,他和陳冀德關係密切,工人造反派人所共知。他心裏明白工人造反派整《朝霞》,實際是衝著他來的。況且他與王秀珍爭權奪利,由來已久。但王秀珍的態度從來沒有如此強硬,工人造反派更是全線出動,氣勢洶洶,連穩健老練的馬天水也站到王秀珍一邊,在市委書記的三票中他們已占多數,形勢對他極其不利。此刻,他如果站出來保護《朝霞》,承擔責任,矛盾的焦點勢必立即轉到他身上來。弄不好他就會垮台。他左右為難。這時他隻能自保,無法保寫作組了。他在王秀珍和馬天水的批示下麵寫道:“同意秀珍同誌意見。”
徐景賢的批示既出乎王秀珍的意料,也出乎寫作組的意料。寫作組的人沒想到徐景賢在關鍵時刻把老朋友們都出賣了,他不僅沒有保護他們,反而把他們拋了出去,自己卻溜了。
三位市委書記的指示使寫作組和《朝霞》所有的人都怔住了。就連朱永嘉也十分緊張,一時沒了主意。
朱永嘉跑到王秀珍那裏去打招呼,表示願意檢查錯誤。王秀珍卻毫不客氣地對他說:“你不用檢查,我不要聽你檢查,你們知識分子要寫檢討還不容易嗎?!”
顯然,這一次工人造反派不肯善罷甘休了。而在上海,已經沒有能夠製約工人造反派的力量。朱永嘉把惟一的希望寄托在張春橋、姚文元身上。他指定人每天寫一份簡報,向張、姚報告事件進展情況,他又要王知常出麵,每天給姚文元寫信,反映寫作組成員的看法。
但是,接連幾天,發往北京的簡報和信件都沒有反應。
這一下,寫作組驚慌失措了,以為他們的張春橋、姚文遠在工人造反派的壓力下也要拋棄他們了。
朱永嘉已經穩不住陣腳,他想到自己苦心經營的這支隊伍將毀於一旦,幾次黯然流淚。他強迫陳冀德向工人造反派讓步,爭取妥協。王知常更是頂不住,在總工會頭頭的追逼下,把肖木拋了出來,說這三篇有問題的小說從主題到構思都是肖木的主意。《朝霞》編輯部的編輯開始清理抽屜,準備關門。而寫作組的秀才唇亡齒寒,不覺惶惶然。隻有陳冀德一個人態度強硬,不肯向工人造反派低頭。
工人造反派見寫作組和《朝霞》內部已分化瓦解,更是乘勝追擊,準備以勝利者姿態接管《朝霞》雜誌。據說,他們已經擬出了奪權後的領導班子名單。他們心裏很清楚,這次他們如果能夠壓倒寫作組,上海就是工人造反派的一統天下了。
4月9日,清晨。朱永嘉突然通知寫作組一個年輕人去上海人民出版社門口等候張春橋的秘書何秀文,讓他陪同何在出版社看大字報。
何秀文按時來到出版社。看了大字報後匆匆走了。
當天半夜,肖木從北京打電話給朱永嘉,說張春橋要他打電話告訴朱:“我是上海的第一書記,《朝霞》是上海的刊物,《朝霞》有問題,我應該負主要責任,而且,據我看沒有什麽問題,陳冀德不用檢查。”肖木還告訴朱,過幾天,張春橋會有批示給上海市委。
朱永嘉接電話時,陳冀德也在場。以後陳冀德給張春橋寫信時曾這樣描寫他們當時的心情:“當時我和朱永嘉一邊聽電話,一邊熱淚直流,我們又一次感到‘革命方知北京近,造反倍覺主席親’。”
陳冀德對《紅衛兵戰旗》的作者說過:“沒有張春橋,你我都完了!”
第二天早上,朱永嘉立即召集寫作組所屬文藝組成員,傳達肖木的電話精神。他情緒激動,流著眼淚,邊哭邊講。
此時,總工會還不知道形勢的變化,還在起勁批判《朝霞》。市工人文化宮組織了一次工人作者批判《朝霞》座談會。但是,他們沒有想到這個會議的通知,被寫作組竊去了一張,作為總工會整寫作組的“罪證”。
過了兩天,馬天水來電話請朱永嘉去,給他看一份張春橋的信,就是肖木電話中提到張春橋要給上海市委的批示。
張春橋在給馬天水的信中,還附了一張字條:
天水同誌:
此件本來是想答複朱永嘉同誌,現在考慮還是寄給你,請你約秀珍、景賢、朱永嘉三同誌一談,不要再擴大範圍了。
春橋
一九七四年四月九日
張春橋的信是在談工作,也不提《朝霞》事件,但信中第四條給這個事件下了結論:
天水同誌:
請市委考慮:
1.朝霞、學習與批判、文匯報、解放日報,都不要發表批評外地報刊的文章。
2.如果要批,需請示市委。
3.這期朝霞準備批解放軍文藝的文章,不要發表。
4.這些報刊的領導責任在市委,市委應負責,不要推給寫作組。
如同意,請告朱永嘉同誌。
張春橋
一九七四年四月九日
張春橋在信和紙條上簽的日期是4月9日,實際上是4月12日才發出的。他讓秘書何秀文轉告馬天水。他還給何秀文寫了一張條子:
何秀文同誌:
材料收到。請你把總工會的刊物從創刊號寄給我一份。團市委的那個簡報也找一份。如果你能夠找到有關批《朝霞》的其他材料,我都要。事情來得突然,事先我一點也不知道。希望你能把來龍去脈打聽一下。老馬在電話裏吞吞吐吐,說不清楚。當然,你要謹慎。隻聽不說。
張春橋
一九七四年四月十二日
又是這個日子!
“又是這個日子”是什麽意思呢?原來,張春橋最忌諱“四一二”。1967年4月12日,上海發生過第二次炮打張春橋事件,他對此記憶猶新。他認為總工會批《朝霞》是又一次“炮打”他。上海的造反派最忌諱“炮打”的罪名,過去兩次“炮打”,凡有牽連者都遭到了毫不留情的清洗。
王秀珍看到張春橋的信後,立即下令總工會停止一切批判《朝霞》的活動。總工會的頭頭聽到“炮打”的傳聞,哪裏還敢輕舉妄動。
現在是王秀珍去找朱永嘉打招呼了,他說總工會一幫人不是對寫作組有意見,而是對徐景賢不滿,想不到徐耍滑頭,一個批示把矛頭轉向了寫作組,自己溜了。
過去一個月裏,寫作組秀才們擔驚受怕,現在可以揚眉吐氣了,他們也不輕易繞過工人造反派,指責他們搞寫作組是假,其實是炮打張春橋。
王秀珍也慌了,在一次工人造反派的聚會中,王秀珍說著說著哭了起來:“我們怎麽會炮打張春橋呢?”
一向霸道逞強的工人造反派這次栽了大跟頭,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這些人過去動輒對別人上綱上線,小題大做,妄加罪名,現在輪到他們自己被別人揪住小辮子不放了。
今天我上你的綱,明天你上我的綱;今天我鬥你,明天你鬥我。誰一朝得勢,大權在手,便重複別人整自己時的方法和手段。這成了曆次運動乃至十年文化大革命中任何一派也跳不出的政治怪圈。
在張春橋的幹預下,《朝霞》事件總算平息了下來。
1974年1月,《朝霞》月刊創刊。創刊號送到姚文元處,姚文元很欣賞,立即指示:“朝霞是一種高卷雲,它吸收陽光中的各種顏色,隻反射紅色,所以是紅的。”姚文元在會見外賓時,把《朝霞》雜誌吹捧為全國文藝刊物的“樣板”。
《朝霞》的編輯和作者隊伍一律由寫作組自己培養,上海原有的文藝編輯和作者隊伍幾乎全部排斥在外,其中包括50年代和60年代上海湧現出來的一批工人作者。這引起文學界大多數人的不滿。但《朝霞》編輯部有恃無恐,依然我行我素。
《朝霞》月刊出到第三期,一場軒然大波驟然而降。
1974年2月13日,上海市總工會召開區縣(局)工會負責人會議,還邀請了犯過錯誤已經下台的老造反派頭頭,動員批林批孔。徐景賢在會上作報告,主題叫一月革命精神,還談到“老造反正確對待自己”。第二天,這篇講話的內容被《文匯報》以“評論員”的名義發表了。
總工會頭頭們看了這篇評論員文章很不以為然,把文章給了王秀珍。王秀珍看過文章,說,文章有問題,對一月革命的評價不對。一月革命最根本的經驗是奪權,文章卻沒有講。
於是,王秀珍要總工會整理一份材料批評徐景賢。材料整理出來後,王秀珍覺得還不夠尖銳,又讓他們修改補充。然後,王秀珍以“群眾來信”的名義報送張春橋。張春橋看後在材料上寫了批語,是批評徐景賢的。為此,徐景賢在市委常委會上作了檢查,大家都批評他,說他好出風頭。總工會的頭頭們覺得整了徐景賢很解氣,也算報了寫作組不重視工人作者的仇,於是他們繼續找寫作組的岔子,想更狠狠地整整他們。
這時,正逢《朝霞》月刊第三期出版。這期雜誌的頭條小說題為《紅衛兵戰旗》,講紅衛兵打破山頭主義,搞大聯合的故事,其中有個細節講到一派紅衛兵張羅成立半周年紀念活動。
總工會的頭頭們看了這期雜誌後說,這篇小說有問題!裏麵重提半周年這件事。
有的人拍著桌子大罵,這是影射攻擊我們總工會。
工總司成立半周年時,王洪文搞半周年紀念活動,被徐景賢報告張春橋。張春橋諷刺道:“難道連一周年都等不及了嗎?”王洪文為此與徐景賢大吵了一場。當時張春橋立足未穩,還需要工人造反派的支持,所以,他反而批評了徐景賢,這件事便不了了之。
總工會的頭頭們拿著《朝霞》雜誌去找主持上海工作的馬天水,說要批判《朝霞》。他們又打電話給王洪文的秘書廖祖康,要廖向王洪文匯報這件事。這一切都在秘密地進行中。
《朝霞》編輯部還蒙在鼓裏。他們正在忙著第四期雜誌的定稿工作。
第四期的稿件中有一篇文藝短評,作者是工人文化宮文藝評論組頭頭,他在校閱文章清樣之後,加上了一段話,說上海近來有些作品否定文化大革命,否定紅衛兵運動和工人運動,為林彪路線翻案。
陳冀德審讀清樣時提出要刪掉這段話,作者一反平時謙和的態度,堅持己見,寸步不讓。陳冀德感覺奇怪。
這是寫作組得到的第一個信號。
總工會那邊則早已做好準備對付寫作組的辦法。他們從三期《朝霞》雜誌上找出三篇“大毒草”。《紅衛兵戰旗》是“影射諷刺工人造反派”;《初試鋒芒》是“汙蔑工人民兵”;《閃光的軍號》是為“林彪路線招魂”。當然,“半周紀念活動”的事隻能意會,不必言傳。
首先發難的是總工會一個頭頭戴立清,在他掌管的後方基地工廠裏召開了批判《朝霞》大會。緊接著,團市委,婦女聯合會,民兵指揮部這些工人造反派掌權的群眾組織聞風而動,紛紛召開批判會。工人文化宮團結的一批工人作者這下找到了宣泄不滿的機會,又是開會又是寫大字報,十分起勁。
《朝霞》編輯部借住在上海人民出版社院子裏,他們平時盛氣淩人,獨來獨往,群眾敢怒不敢言,現在批判《朝霞》的大字報一下子覆蓋了出版社的大字報欄。一時間出版社的院子成了全市文藝界關注的中心。
這時總工會也出麵召開批判會。寫作組得到消息後派人去會場探聽,結果被人認出而趕出會場。此後,總工會正式給中共上海市委打報告,要求對《朝霞》進行全麵清查。
作為市委書記的王秀珍首先批示:“《朝霞》問題很嚴重,要好好清查。”
馬天水見王秀珍態度如此強硬,還摸不著底,但知道工人造反派這一頭不能得罪,便批了兩個字:“同意。”
對此事,徐景賢頗感為難,他和陳冀德關係密切,工人造反派人所共知。他心裏明白工人造反派整《朝霞》,實際是衝著他來的。況且他與王秀珍爭權奪利,由來已久。但王秀珍的態度從來沒有如此強硬,工人造反派更是全線出動,氣勢洶洶,連穩健老練的馬天水也站到王秀珍一邊,在市委書記的三票中他們已占多數,形勢對他極其不利。此刻,他如果站出來保護《朝霞》,承擔責任,矛盾的焦點勢必立即轉到他身上來。弄不好他就會垮台。他左右為難。這時他隻能自保,無法保寫作組了。他在王秀珍和馬天水的批示下麵寫道:“同意秀珍同誌意見。”
徐景賢的批示既出乎王秀珍的意料,也出乎寫作組的意料。寫作組的人沒想到徐景賢在關鍵時刻把老朋友們都出賣了,他不僅沒有保護他們,反而把他們拋了出去,自己卻溜了。
三位市委書記的指示使寫作組和《朝霞》所有的人都怔住了。就連朱永嘉也十分緊張,一時沒了主意。
朱永嘉跑到王秀珍那裏去打招呼,表示願意檢查錯誤。王秀珍卻毫不客氣地對他說:“你不用檢查,我不要聽你檢查,你們知識分子要寫檢討還不容易嗎?!”
顯然,這一次工人造反派不肯善罷甘休了。而在上海,已經沒有能夠製約工人造反派的力量。朱永嘉把惟一的希望寄托在張春橋、姚文元身上。他指定人每天寫一份簡報,向張、姚報告事件進展情況,他又要王知常出麵,每天給姚文元寫信,反映寫作組成員的看法。
但是,接連幾天,發往北京的簡報和信件都沒有反應。
這一下,寫作組驚慌失措了,以為他們的張春橋、姚文遠在工人造反派的壓力下也要拋棄他們了。
朱永嘉已經穩不住陣腳,他想到自己苦心經營的這支隊伍將毀於一旦,幾次黯然流淚。他強迫陳冀德向工人造反派讓步,爭取妥協。王知常更是頂不住,在總工會頭頭的追逼下,把肖木拋了出來,說這三篇有問題的小說從主題到構思都是肖木的主意。《朝霞》編輯部的編輯開始清理抽屜,準備關門。而寫作組的秀才唇亡齒寒,不覺惶惶然。隻有陳冀德一個人態度強硬,不肯向工人造反派低頭。
工人造反派見寫作組和《朝霞》內部已分化瓦解,更是乘勝追擊,準備以勝利者姿態接管《朝霞》雜誌。據說,他們已經擬出了奪權後的領導班子名單。他們心裏很清楚,這次他們如果能夠壓倒寫作組,上海就是工人造反派的一統天下了。
4月9日,清晨。朱永嘉突然通知寫作組一個年輕人去上海人民出版社門口等候張春橋的秘書何秀文,讓他陪同何在出版社看大字報。
何秀文按時來到出版社。看了大字報後匆匆走了。
當天半夜,肖木從北京打電話給朱永嘉,說張春橋要他打電話告訴朱:“我是上海的第一書記,《朝霞》是上海的刊物,《朝霞》有問題,我應該負主要責任,而且,據我看沒有什麽問題,陳冀德不用檢查。”肖木還告訴朱,過幾天,張春橋會有批示給上海市委。
朱永嘉接電話時,陳冀德也在場。以後陳冀德給張春橋寫信時曾這樣描寫他們當時的心情:“當時我和朱永嘉一邊聽電話,一邊熱淚直流,我們又一次感到‘革命方知北京近,造反倍覺主席親’。”
陳冀德對《紅衛兵戰旗》的作者說過:“沒有張春橋,你我都完了!”
第二天早上,朱永嘉立即召集寫作組所屬文藝組成員,傳達肖木的電話精神。他情緒激動,流著眼淚,邊哭邊講。
此時,總工會還不知道形勢的變化,還在起勁批判《朝霞》。市工人文化宮組織了一次工人作者批判《朝霞》座談會。但是,他們沒有想到這個會議的通知,被寫作組竊去了一張,作為總工會整寫作組的“罪證”。
過了兩天,馬天水來電話請朱永嘉去,給他看一份張春橋的信,就是肖木電話中提到張春橋要給上海市委的批示。
張春橋在給馬天水的信中,還附了一張字條:
天水同誌:
此件本來是想答複朱永嘉同誌,現在考慮還是寄給你,請你約秀珍、景賢、朱永嘉三同誌一談,不要再擴大範圍了。
春橋
一九七四年四月九日
張春橋的信是在談工作,也不提《朝霞》事件,但信中第四條給這個事件下了結論:
天水同誌:
請市委考慮:
1.朝霞、學習與批判、文匯報、解放日報,都不要發表批評外地報刊的文章。
2.如果要批,需請示市委。
3.這期朝霞準備批解放軍文藝的文章,不要發表。
4.這些報刊的領導責任在市委,市委應負責,不要推給寫作組。
如同意,請告朱永嘉同誌。
張春橋
一九七四年四月九日
張春橋在信和紙條上簽的日期是4月9日,實際上是4月12日才發出的。他讓秘書何秀文轉告馬天水。他還給何秀文寫了一張條子:
何秀文同誌:
材料收到。請你把總工會的刊物從創刊號寄給我一份。團市委的那個簡報也找一份。如果你能夠找到有關批《朝霞》的其他材料,我都要。事情來得突然,事先我一點也不知道。希望你能把來龍去脈打聽一下。老馬在電話裏吞吞吐吐,說不清楚。當然,你要謹慎。隻聽不說。
張春橋
一九七四年四月十二日
又是這個日子!
“又是這個日子”是什麽意思呢?原來,張春橋最忌諱“四一二”。1967年4月12日,上海發生過第二次炮打張春橋事件,他對此記憶猶新。他認為總工會批《朝霞》是又一次“炮打”他。上海的造反派最忌諱“炮打”的罪名,過去兩次“炮打”,凡有牽連者都遭到了毫不留情的清洗。
王秀珍看到張春橋的信後,立即下令總工會停止一切批判《朝霞》的活動。總工會的頭頭聽到“炮打”的傳聞,哪裏還敢輕舉妄動。
現在是王秀珍去找朱永嘉打招呼了,他說總工會一幫人不是對寫作組有意見,而是對徐景賢不滿,想不到徐耍滑頭,一個批示把矛頭轉向了寫作組,自己溜了。
過去一個月裏,寫作組秀才們擔驚受怕,現在可以揚眉吐氣了,他們也不輕易繞過工人造反派,指責他們搞寫作組是假,其實是炮打張春橋。
王秀珍也慌了,在一次工人造反派的聚會中,王秀珍說著說著哭了起來:“我們怎麽會炮打張春橋呢?”
一向霸道逞強的工人造反派這次栽了大跟頭,搬起石頭砸了自己的腳。這些人過去動輒對別人上綱上線,小題大做,妄加罪名,現在輪到他們自己被別人揪住小辮子不放了。
今天我上你的綱,明天你上我的綱;今天我鬥你,明天你鬥我。誰一朝得勢,大權在手,便重複別人整自己時的方法和手段。這成了曆次運動乃至十年文化大革命中任何一派也跳不出的政治怪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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