現在文革在網上炒得很熱，可在老薑看來，網上發表的不少關於文革的文章，無論是批判文革的，還是讚美文革的，犯有大而不當毛病的不少。這些文章著眼的主要是文革中出現的大事件，各種大的政治活動，一波一波的政治動蕩，一個接一個的政治花招，卻對文革中國的社會結構鮮有涉及，更缺乏社會學層麵的實證分析。政治事件、式樣和花招是什麽?是一場政治運動在水麵上蕩出的浪花和水泡，至於這些水花泡沫是否真正衝擊了一個社會的深層結構，很少有人說到點子上。
我之所以扯出社會結構來，是因為文革自詡是一場革命，而革命是什麽?就是改變社會的結構。至於改變的範圍有多大，程度有多深，那是另一回事兒。文革雖然榜上了文化兩個字，可按照毛的意思，無非是說：第一，這場革命首先從文化領域開始;第二，革命的手段是文的，而不是武力，或者如馬克思所言，是批判的武器，不是武器的批判，除此之外，在毛的心中，文革就與文化扯不上邊了，它就是一場社會革命。順便說說，毛發動這場革命的目的，至少從他公開的言論看，是一場自我革命，他要改變的是自己建立起來的，已“嚴重脫離群眾”、已喪失“社會公平”、“站到了勞動人民的對立麵”、由“官老爺”把持的“變修”了的官僚結構。
毛做到了這一點嗎?沒有做到，他的力也沒有朝這個方向使，似乎走的是另一個方向。結果，一場文革下來，官僚體製並沒有打破，社會等級仍然存在，而且被強化了。
現在有些左派人士，他們在那裏天天說文革的好話，其中有一條理由，就是文革創造了社會平等的奇跡，勞動人民的社會地位大大提高了，農民尤其是工人階級當家作了主。可我要說的是，這不是事實，這是黑色幽默。文革製造了一大堆的農民尤其是工人當家作主的政治泡沫，這事兒沒錯，可在實質上，在文革期間，中國“勞動人民”的社會地位並沒有提高，他們仍是中國社會中身份最低賤的階層，在很多方麵，他們作為社會最底層的一群，其低賤的社會身份認同並沒有被削弱，更沒有被剔除，反而進一步被強化和固化了。
我先說說農民。農民總是“勞動人民”吧?可自上世紀50年代以來，一紙城鄉分割的戶籍製度，卻把這些“勞動人民”打入了另冊。從此伊始，在神奇的中國，農民這個概念就不僅僅指的是一種職業了，它還表示一種社會身份，並且是中國除刑事犯罪人員之外的最低賤的一種身份。說當時的中國農民身份低賤，我不是在作一種價值判斷，而是在陳述一種殘酷的事實。又因為它是一種事實，所以，在最最革命的文革時代，農民被當成下等人看待，也就成了當時的一種社會共識，大家心知肚明，隻是不說出來而已。即使是那些成天把農民當成偉大的“勞動人民”掛在嘴上的當權者，骨子裏也沒把農民當回事兒，更不可能把他們看成與自己平等的社會成員。那時的人犯了罪或“政治錯誤”，又不打算判他們的刑，往往就會遣送到農村去。為什麽會這樣?因為在這些農民的當家人、“勞動人民”的領導者心中，農民生存的農村，不就是一座巨大的準勞改農場嗎?
農民是一種身份，不準進城謀生，不準在城裏找工作，不準在城市長期居住，他們要想到城市走走看看，唯一的合法理由就是走親訪友。農民中也有極少數的人進城找了工作，實現了鯉魚跳龍門的夢想，主要是兩條路，或者參軍，退伍時僥幸碰上了企業招工，或者自己的母親在鄉下，可父親卻是城鎮職工，父親退休後頂了職。除此之外，農民要想改變自己的身份，難於登火星。
農民不能在城市生活，隻能以走親訪友的名義在城市短暫停留，這不是文革期間的創新，文革以前就這樣了。這種身份歧視是野蠻的，更與執政者標榜的理念南轅北撤。但文革前的中國農民，雖然也無法擺脫自己低賤的身份，他們偶爾想以探親的名義去城裏走走時，卻好呆不算太難。他們動了這個念頭，隻需選擇農閑季節，跟生產隊請個假，就能成行了。可文革期間的農民，他們想辦成這種事兒，除了請假之外，還得上生產大隊去開證明，他們隻有懷揣這種證明，才能坐上車，住上旅店，才能在自己親戚家安心住下。我不否認文革期間，中國農民也過了一段逍遙日子，這期間的農民，可能不僅能隨便進城探親，還能參與城裏的造反，浩浩蕩蕩的進城喊口號刷標語。但這段時間非常短，也就從1966年下半年開始，到1967年上半年止。過了這段時間，農民就仍是農民，進城得開證明。我有次去舅舅家玩，就看過他收藏的一張1968年去看望我母親的證明。這種張由他所在的生產大隊開具的證明上，寫有舅舅的姓名、性別、年齡、所屬生產隊、出身、政治麵貌，出行目的地，出行原因，出行時間等。一群中國農民，隻有懷揣一紙這樣的證明，才能離開自己的家門，才能外出看望自己的親人，你還說他們在這個國家當了家做了主，胡扯罷。我還要說的是，文革修憲時，幹脆把遷徒自由這一條也給取消了。
文革期間，農民沒多少自由，他們的民生總有所改善吧?也沒有任何改善。文革十年，給農民整體性減過稅嗎?沒這回事兒;取消過農業稅嗎?更是天方夜譚;給農民發過什麽補貼嗎?做你的美夢去吧。相反，在經曆過50年代末的饑荒，66年前短暫的一兩年的休養生息之後，一進入文革時期，當權者又加緊了對農民的搜刮，對包括糧食在內的農業實物稅的征收，在“備戰備荒”的借口下，幾乎逼近了農民養家糊口的極限。整個文革期間，中國農民不但貧窮，而且總體而言處在半饑半飽的狀態。
農民不行，工人老大哥總可以吧?文革十年，不是“工人階級領導一切”的十年嗎?這也是大忽悠。不錯，文革中的中國工人，是有點“地位社會”，但那是相對於農民和城市無業人員而言的;況且工人對農民的這點“優越性”，在很大程度上又是因為農民的生存狀況不斷惡化凸顯出來的。50年代初期，中國的農民還有自由，溫飽不成問題，許多農民就不願進城當工人。後來農民的日子如王小二過年，一年不如一年，工人老大哥就成了香餑餑。但除了農民和城市無業人員外，在城鎮階層中，當時的中國工人的社會地位是最低的。中國工人的低賤社會身份，並沒有因為文革中震天價響的“工人階級領導一切”的口號聲，得到絲毫改善。
文革期間，中國實行的也是計劃經濟，“一大二公”更是達到了前所未有的程度。在這種體製下，擠進了體製內的人，包括工人，生活有基本保障，看病有公費醫療，不用擔心失業，這些都是事實。但這種保障隻能說是極低水平的，僅僅在生存線之上而已。根據這樣一種低水平的保障，就推導出工人的社會地位有多高，實在有點誇張，這也從一個側麵反映出當時的民生之窘迫——隻要最低生存有了某種保障，就成了一種引以為傲的職業，還與社會地位的高低扯到了一起。至於說工人成了領導階級，就更是扯淡，那時的中國工人，領導了什麽?誰能說出哪怕一件事來?文革期間工人階級的領導作用，隻不過是一張畫餅，永遠在畫上。
還要說的是，即使是工人老大哥的這點保障，也不是文革賜予的，這種計劃經濟下的低保障，文革前就存在了，存在十幾年了，文革也沒有給它增添任何東西。另一方麵，工人作為一種社會身份，在體製內的地位是最低的。這種身份等級製雖然文革前就已存在，文革作為一場自詡的革命運動，卻沒有對它進行過任何形式的革命。
如同農民這個詞，在改革開放前的中國，工人這個概念也有雙重含義：它既是一種職業，也指稱一種身份。作為一種身份的代稱，在計劃體製內，工人是與國家幹部對應的一個概念，並且它的社會等級低於國家幹部。在計劃體製內，中國人也是分等級的，這種等級不是由收入區分的，也與人的工作職務或職業不完全對應，它在很大程度上就是一種純社會身份的區別，是社會等級製度的產物。在體製內的這種社會等級製中，工人處在最下端。
什麽是國家幹部?它指的是某些職業，又不完全是這麽回事兒，甚至主要不是指職業，而是某種社會地位或等級的指稱。改革開放前的國家幹部，包括了現在所說的國家公務員，又在企業內廣泛存在。國家幹部的來源主要有兩類：一是“早期參加革命”的人，他們在1949年前，或者“土改”、“抗美援朝”、“三反五反”時“參加了革命”，構成了非技術類國家幹部的主體;二是技術型知識分子，主要是大學畢業生。文革前，隻要有一紙中專畢業文憑，基本上就會成為國家幹部;文革後期，中專生貶了值，變成了可工可幹的一群，許多人就做了工人。但大學(包括大專)生畢業就成為國家幹部，這一條一直沒有發生變化。
除“老革命”之外，國家幹部的主要來源是大學畢業生。與此相對應的是，工人成了幾乎世代相襲的一種身份。對於個人來說，如果他(她)是一位工人，又再沒有機會讀大學，這輩子更是很難榮升為國家幹部，一輩子基本上就是工人身份了。
與這種身份或等級製相配套，在那時的人力資源管理中，存在著兩個部門：勞動工資處(科)管理工人，負責工人的檔案管理，工資的發放，工人工作職務的安排、調動和辭退等，人事處(科)則專管企業裏的國家幹部，被稱為幹部之家。
與農民有所不同，如果說在當時的語境中，農民這個詞還具有實在的雙重含義，既指人的職業，又涵蓋了人的身份，那麽工人的概念，則在很大程度上指的是人的身份，而職業含義則是次要的。由於這樣，在當時的企業中便出現了一種怪相：一些大學畢業生，進了車間，下了礦洞，幹起了工人的活兒，身份卻是國家幹部;而工人中那些當上了車間主任，技師，科長，甚至廠長礦長(通常是副職)的人，身份卻仍然是工人。他們中的極少數人，碰上了好運氣，或許能轉成國家幹部，但大部分人一輩子的身份就是工人。他們是工人，卻當上了領導，職業是企業的管理者，就有了一個特殊的、不倫不類的稱謂，叫做以工代幹。
以工代幹的意思，就是以工人的身份或名分，代理幹部的活兒，身份是工人，職業或職務是幹部。文革時期，這種不論不類的以工代幹人員，更是構成了企業中低層管理人員的主體，原因是文革的很長一短時間裏，大學停止了招生，大中專畢業生斷了檔，企業管理人員也出現了青黃不接的現象，於是許多工人頂了上來，擔任了車間主任、工段長、各科室的科員科長，甚至技術部門的負責人(這跟“工人階級領導一切”扯不上邊)。以工代幹滿天飛，當時的統治者也意識到了問題的嚴重性，突擊搞過幾次工人正式轉幹的活動，一部分以工代幹的工人變成了國家幹部。但終究大多數以工代幹過的工人沒碰上這種好福分，最後還是以工人的名義退了休。
這種事兒很重要嗎?非常重要。尤其在文革那種重社會身份、政治地位、政治名聲或虛榮的環境中，一個有“事業心”、抱負和追求的工人，能否奮鬥成為國家幹部，簡直可以決定此人一生的成敗感。在一大二公的體製下，國有與“集體”企業的工人和管理者都是體製內的人。但體製內中又有體製內，隻有國家幹部才是體製的中間力量，才是毛所說的“穩坐釣魚船”所依托的那個核心階層。就如一個特權家族，在這個家族內服務的所有人，包括被雇傭者、家奴等都屬於該家族，但隻有那些與該家族有血緣和姻緣關係的人，才是這個家族真正的主子。國有和“集體”企業的工人，如果他們這輩子不能轉型成為國家幹部，充其量就隻是體製內的被雇傭者和家奴，哪怕他們曾經代理過這個體製的某些管理類事務。
我父親就是這種人。我父親這個人，工作非常勤奮，能吃苦耐勞，他也因此幾乎年年被評為先進工作者，勞模也當過好多次，並在後來當上了企業的中層管理者，成為以工代幹一族，直到他在勞動工資科而不是人事科以工人的身份退休。父親以工代幹，旗下卻管著好幾名國家幹部。搞笑的是，這些人當中，有摘帽的右派，“帽子拿在群眾手中”的準右派、右傾分子、壞分子等，這些人曾經屬於地富反壞右之列，但因為沒有判刑，也沒有開除公職，又都有大中專畢業文憑，所以都是國家幹部。父親以工人的身份當領導，還是能管住這些國家幹部的。這些人都有“政治汙點”，平時都很低調，點頭哈腰的，父親也能因此產生一點點優越感。不過這種事兒終究不靠譜，關鍵時候就會露出馬腳來。比如，那時經常有些“中央文件”傳下來，這些文件都有傳達的範圍，哪些人有資格聽到這些文件，哪些人沒有，才真實反映出一個人當時的社會等級、身份和政治地位。其中有些文件，規定隻傳達到國家幹部，這時就出現了尷尬的情景：當領導的父親隻是以工代幹的工人，不能去聽文件，那些準右派、右傾分子等，因為是國家幹部，都跑去開會了。當然，山高皇帝遠，有時企業的頭兒也會做出變通，假裝不知道國家幹部是怎麽回事兒，把父親這類以工代幹者也叫去聽文件。但走進會場的父親，看到那些國家幹部們，早已正兒八經地聚集在一起，再聽到“本文件傳達至國家幹部”之類的宣讀詞，心中終究不是滋味。
父親也因為種種此類現象而終於頓悟了，晚年他回憶這段經曆時，就多次對我們說：毛主席真聰明，他老人家把工人捧得高高的，又是帶紅花，又是發獎狀，又是要我們到處做報告，但他還是把我們當成了外人，用過之後就不管了。結果，工人還是工人，幹部還是幹部，連右派這種人，隻要沒坐牢，也比我們強多了。父親還說，這也能理解，現在修個橋要畫圖紙，造個機器要搞設計，會畫圖會設計的人，終究比我們強，毛主席為什麽要重用我們，不重用他們?不怪毛主席，隻怪自己沒讀書。大概因為這些事兒的刺激，父親對我們的讀書看得很重，一心希望薑家也能出幾個知識分子。我現在讀了一些書，成了知識分子，不能說與這些事兒無關。
應該說，這也是當時的工人們的普遍心態。中國的工人並不愚蠢，他們自己的身份值幾斤幾兩，自己心裏都有數;中國工人也很精明，他們雖然也懂得跟著時髦的政治口水走，把“工人階級領導”也經常掛在嘴邊，但腦子裏想的卻是另一碼事兒。他們中的精英，希望能以工代幹，最終還是希望去掉代字兒，憑一紙紅頭文件脫掉工人的外衣，轉型為國家幹部。文革後期，大學開始恢複招生，工農兵大學生成為香餑餑，為能被推薦上大學，走後門拉關係一時熱火朝天。已經是工人階級了，已經以工代幹了，為什麽還要爭著讀大學?熱愛讀書是假，借此脫掉領導階級的外衣才是真。
再重複一下，無論是通過戶籍製度把農民打入另冊，或是把工人變成一種低等級的身份，都不是文革的創舉，這些東西在文革之前，50年代中期之後就存在了。還要說的是，這些包含了明顯的身份歧視、社會等級區分的製度，雖不是文革的創造，卻是毛澤東的作品。國外沒這些東西，中國幾千年的王朝專製時代也沒有這些東西。王朝時代，中國有些朝廷限製過農民拋棄土地，並進而限製農民離開故土，比如明王朝的一段時期。但古代朝廷這樣做，主要還是為了防止土地荒廢，朝廷稅賦減少，身份歧視的因素不多，實際的限製也並不嚴厲。而50年代以來的這種身份區隔和限製，則創造了一種空前絕後、唯我獨有的等級製度。尤其是在企業中把人分成三六九等，分成工人和國家幹部，這種劃分又與人的實際職業或職務脫鉤，就成了一種赤裸裸的身份歧視。按照這種身份等級劃分的邏輯，現在有些農民工(這種稱呼本身也那個時代遺傳下來的身份歧視的稱謂)做了CEO、董事長、甚至私企的老板，是不是也該稱他們為農民工CEO，農民工董事長，農民工資本家?
為什麽要把這些東西與文革扯在一起?不為別的，就因為文革一直在吹牛皮，說這是一場革命;就因為現在還有些左派在胡侃文革，認定文革取消了特權，創造了社會平等的神話。其實文革根本沒做到這一點，因為它根本沒有去做這些事兒，它的的興趣根本不在這裏。城裏人還是鄉下人，工人還是國家幹部，與宏大敘事的革命相比，當然隻是小事兒一樁。不過，這些雖是小事兒，卻直觀地反映著一個國家的某種社會結構，凸顯出這個國家的人與人之間的關係。文革不是標榜要革特權的命嗎?毛不是希望通過文革創造一個平等的社會嗎?那麽請從這些小事兒做起吧。尤其是在企業中搞出工人和國家幹部兩種身份來，這些身份又與人的實際職業和職務脫了節，已徹底淪為身份等級製度，就更該革它的命。這一製度既然已經淪為純粹的身份等級製，改起來也不難，憑毛當時的衝天威望，他想取消之這一製度，動動它，更是舉手之勞。但這一切都沒有發生，文革之風沒吹到這件事上來。這種身份等級製不僅沒有在文革的風暴中崩塌，反而以以工代幹的形式發揚光大起來。有了這些事實，說文革是一場以追求社會平等為目標的革命，很難叫人相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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