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的幹部子弟學校昨天和今天

    新學年開學在即，優質學校的大門為誰而開，成為社會一大議論熱點。

　　在很大程度上，上好學校已經成為家長經濟實力和社會背景的競爭。誰是優勝者？

　　新中國成立初期，曾短暫存在過一批為官員後代集中提供教育的“幹部子弟學校”，但這種特殊的學校形式旋即就在1955年被通令取消，原因是與“教育向工農開門”的方針相抵觸。

　　然而，取消幹部子弟學校的設置，並不意味著完全取消了幹部子弟的教育“特權”。實際上，優質教育資源一直是權力尋租的重要對象。在幹部子弟學校被取消半個多世紀後的今天，坊間依然流傳著“某某學校是公認的高幹子弟學校”之類的說法，而那些被提及的學校往往是同級別學校中的佼佼者。

　　從幼兒園到留學的子弟路徑

　　新中國成立初的幾年裏，幹部子弟大多遵循著一條明晰的求學路徑——該上什麽幼兒園，升哪所小學、中學，進哪所大學，乃至去哪裏留學，都有著確定的選項。

　　這條軌跡的前半部分，由各種各樣的幹部子弟學校繪就。在官員紮堆的京城，這些學校包括：六一幼兒園、育才小學、育英學校、八一小學（今八一中學）、101中學等等。

　　上述幼兒園和中小學均是在解放戰爭勝利後，由延安、西柏坡等革命老區遷入北京。按照“幹部子弟學校模式”的提出者徐特立的想法，在戰爭年代創設這些學校是“為了使前方浴血奮戰的將士能解除後顧之憂，安心抗戰救國，也為了把革命的後代、烈士的遺孤培養成才”。

　　戰爭勝利後，這一模式被保留下來，包括毛澤東女兒李敏和李訥、侄子毛遠新在內的核心領導人後代，亦在跟隨父輩進京後就讀於這些學校。與此同時，地方政府和軍區也紛紛創設自己的幹部子弟學校，比如名字響亮的“北京小學”就是北京市委幹部子弟學校。此外，“育才”、“育英”是這類學校的常用名，比如東北局和沈陽軍區的東北育才小學，湖南省軍區的育英學校。

　　此類學校大多聚集了大量名師等優質教育資源。中央政府發布的1954-1955學年度的統計數據就曾顯示，幹部子弟小學學生與員工的比例平均為6∶1，而一般大城市普通小學的比例為28∶1，農村小學為35∶1。

　　作為惟一一所由中共在老區創辦並遷入北京的中學，101中學的校友包括劉少奇的兒子劉允若，曾山的兒子曾慶紅、伍雲甫的兒子伍紹祖等許多中共高幹後代。

　　這所選址在圓明園遺址內的學校，從郭沫若作詞的校歌中即可一窺特質：“我們是革命的兒女，我們從風暴中誕生，醞釀著優越的本領，鍛煉著不屈的精神，要建設共產主義的社會，要創造人類持久的和平。”

　　另一個足以證明其地位的細節是這所中學在1952年至1982年的校長——王一知。她是中共屈指可數的第一批女黨員，是張太雷烈士的夫人。擔任校長前，她的工資是行政8級，相當於副部長，而當時中學特級校長的工資也隻能是行政12級。在王一知的多次要求下，她的工資也降為12級，一時傳為佳話。

　　從中學畢業後，幹部子弟們報考哪一所大學也基本上是確定的——中國人民解放軍軍事工程學院，因校址在哈爾濱，簡稱“哈軍工”。這所由陳賡大將創辦於1952年的軍工學校吸引著老幹部和他們的後代，朝鮮戰爭的爆發更增強了這種吸引力。

　　導彈工程係和核物理係是幹部子弟們最熱門的去向。

　　“經曆過戰爭生死考驗的老幹部，焦急地盼望新中國有自己培養的軍事科技幹部，就像1927年盼望共產黨有自己的武裝力量一樣。他們希望自己的孩子進入哈軍工，掌握尖端的國防科技，實現富國強軍的夙願。”《哈軍工傳》作者滕敘兗這樣解釋幹部子弟們的選擇。

　　導致幹部子弟雲集哈軍工的另一個原因是，從1957年開始這所學校實行保送招生，幹部後代的政治條件占有絕對優勢。在一段時間裏，哈軍工的幹部子弟是如此之多，以至於父母親屬夠不上副部級或少將以上的，都隻能自視為普通學員。

　　還有一批幹部子弟留學蘇聯，學習先進科技。早在東北全境解放前夕的1948年9月初，中共就曾派出21名年輕人留蘇，當時的選拔標準是“軍級以上烈士和幹部子弟”，入選者包括葉挺之子、葉劍英之女等。

　　此番前奏之後，留蘇於上世紀50年代常規化、製度化。1951年，教育部發出《急速選拔留學生的指示》，要求選定“政治上可靠”的學生派往蘇聯。盡管後來留蘇學生的背景漸趨多樣化，但幹部子弟仍是重要的組成部分。

　　取消的和沒有取消的

　　從1955年開始，幹部子弟學校向其他家庭背景的學生敞開了大門。

　　這一政策的改變源於毛澤東等最高領導人對幹部子弟特殊化的警惕。毛本人曾多次對子女說：“幹部子弟是一大災難。”據官方史料記載，在幹部子弟學校，有學生“不聽老師的話，和老師頂嘴，甚至罵老師。有的學生還說：‘反正老師不能開除我，我爸爸還管著學校哩！’”

　　1953年，周恩來視察101中學時明確提出：幹部子弟不能變成提籠架鳥的八旗子弟。兩年後，所有幹部子弟學校被通令逐步轉型為普通中小學。中央政府直屬的子弟學校紛紛劃歸地方。

　　101中學也從中組部直屬改為地方管理，同時，這所曾經隻為紅色貴族服務的學校也開始“摻沙子”。一開始，學校招收了不少周邊北大、清華教授的子女，“高幹”和“高知”學生們成了主要的家庭背景；1962年，從郊縣錄取了一批學習成績優秀的農民後代；1964年，又招收了第一屆“貧下中農子弟班”。

　　在教育學者楊東平看來，這一轉型是打破“北京特殊論”的先例——作為中央政府所在地，北京有一個龐大的“上層建築”，因此實現教育均衡發展異常困難，但1955年的例子證明：取消優勢階層的特殊利益並非完全不可為。

　　但簡單地取消幹部子弟學校不可能真正消除由於家庭的社會資本、文化資本差異造成的教育不公。

　　事實正是如此。一方麵，以哈軍工為代表的學校在招生政策上有意向幹部子弟傾斜；另一方麵，排名靠前的學校錄取過程中不乏走後門者。更有甚者，雖然幹部子弟學校被取消，但一些學校將在校的幹部子弟集中起來，組成“幹部子弟班”。

　　李銳之女李南央曾回憶，當她1963年考入女十中時，就和其他幹部後代一起被編入了幹部子弟班，班主任由少先隊大隊輔導員親自擔任。當時中蘇關係惡化，學生們普遍對俄語失去興趣，但普通班依然以俄語為外語課內容，而幹部子弟班則學英語。

　　進入初二後，李南央班上一位元帥的女兒轉入了在女子中學中排行第一的師大女附中。“我模模糊糊地感覺到，‘分數麵前人人平等’似乎對軍隊幹部的子女們是不適用的。”李南央回憶說。

　　隨著政策的改變和資源的流動，101中學等傳統意義上的幹部子弟學校已不再是唯一的寵兒，一些曆史更為悠久的名校吸引了不少紅色後代，女校即以師大女附中為代表，男校則以北京四中為典型。北大附中等1960年代新建的高校附屬中學，由於調入了一大批大學老師前去任教，亦受到追捧。

　　景山學校則是一個年輕的特例。這所靠近紫禁城的學校創辦於1960年，以教改實驗為核心目標，實行中小學九年一貫製。由於當時教育工作由中宣部歸口管理，這所學校的創辦由中宣部主導，學校第一任校長是中宣部教育處幹部方玄初，中宣部係統的幹部子弟亦大量進入景山就讀。

　　這所學校享有的資源亦少有能與之比肩者，首批中學特級教師即出自景山，遍布全國各地學校的標語“教育要麵向現代化，麵向世界，麵向未來”則是鄧小平為景山學校的題詞——實際上，領導人參觀和題詞的數量在很大程度上正是衡量一所學校地位的重要標誌。

　　興衰變遷的和不變的

　　“文革”給教育界造成的混亂，令大量中小學重新站在了一條起跑線上，也令官員後代的求學選擇有了新的變化。

　　在新一輪的賽跑中，101中學已不再享有最高的地位，教育資源和生源亦隨之流失。人大附中是新晉的黑馬——“文革”剛結束時，這所學校既不是市重點，也不是區重點，而是海澱區的薄弱校，連人民大學的子弟也優先選擇北大附中等其他學校。但隨著學校的冒險改革，學生高考成績突出，頻出狀元，迅速成為京城名校，也成為幹部子弟青睞的學校之一。

　　實際上，不管具體的學校如何興衰變遷，官員後代始終沒有改變對優質教育資源的追逐，這是普遍認可的事實。

　　這種追逐往往並不基於升學考試成績的優勝，或機會均等的隨機入學分配，而是與權力尋租有關，尤以基礎教育階段為甚。“條子生”和“共建生”即是最廣為人知的尋租方式，前者通過領導幹部給學校負責人“遞條子”的形式為子女擇校。

　　而“共建生”則是通過單位與學校達成“共建協議”的形式為本單位子女集體擇校。起初，這樣的“共建”不乏合理性。例如，外交部的許多工作人員常年在外，需要委托一所學校集中管理他們的子女。然而，如今的共建已經多與利益有關。21世紀教育研究院發布的《促進義務教育教育均衡發展治理擇校熱的建議》中就指出：“重點學校與權勢部門以‘共建’的名義招收‘共建生’，是權勢部門典型的以權謀私的行為，也是擇校生政策難以革除的重要原因。”

　　從更廣的視野來看，官員後代對優質教育資源的追逐已經相當多樣和分散，並不囿於共建學校，也不囿於公立學校，甚至不再囿於中國學校。

　　北京一所私立學校的負責人在接受記者采訪時就透露：學生中有多位省級高官的孫輩，甚至有不少教育部官員的後代。“這些高官有能力把孩子送到北京任何一所學校去，但他們不認同讀死書的教育模式，而是欣賞我們的理念，就願意讓孩子過來。我們的很多做法順應了社會變化趨勢，吸引了這些家長。”這所學校的負責人說。

　　中外合辦的學校是官員後代的另一種選擇。北京中加學校招生辦樊主任說：學校超過一半的學生來自公務員家庭，家長中不乏高級官員。這類學校最重要的吸引力在於它們為學生的出國留學鋪就了一條良好的通道。

　　還有的官員後代則幹脆就讀於國際學校，這往往是由於他們出生在國外，具有外國國籍。

　　利益共同體

　　盡管今日的求學選擇已經相當多樣化，但北京四中、八中等傳統名校依然保持了領先的地位，也依然聚集著不少官員子女。有觀察者指出，這與學校獲得的優惠政策及教育部門的巨大投入分不開，而這種優惠和投入又往往與就讀於此的官員子女有關。

　　權力擇校加劇了已經存在於同級學校間的教育資源配置和教育質量不均衡，形成強者愈強、弱者愈弱的“馬太效應”。

　　這種因子女教育而形成的利益共同體引起了許多人的警惕。當前基礎教育的階層差距拉大，資源集中在優勢階層既得利益者手裏，他們對重點學校的支持投資建設肯定不是為了農民工子弟的教育。而且，在集中優勢資源之後，他們會擔心少數重點學校的教育質量被稀釋或降低，從而成為阻礙教育資源均衡化的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