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後門”一詞最早見於南宋吉水羅大經所撰的《鶴林玉露》一書，書中提到“留後門”，文曰：“今若直前,萬一蹉跌，退將安托？要須留後門，則庶幾進取有據。”這裏所說的“留後門”，是指辦事要“留退路”。
由於十年“文革”經濟破壞，生活物資供應緊張，有段時間連肥皂、牙膏、火柴、香煙等基本物資也缺乏。走後門買東西更成了家常便飯。在這種環境下有權比有錢管用，售貨員比銀行行長還頂用，軲轆一轉給個縣長也不換。小老百姓也挖空心思地動用一切手段來設法改善自己的生活：
記得一九七六年春節，我父親為了買上定量的二斤豆腐，從早上四點排隊一直排到下午才買到，把豆腐放回家，又排隊買肉……買回的都是瘦肉，受到母親的責怪。有人肯定會驚奇地問：賣給你瘦肉還不好？我就喜歡吃瘦肉啊！現在的年輕人有所不知，那時的人們既缺肉、又缺油，喜歡買肥肉解饞或者煉油，跟今天的情形恰好相反。那些賣肉的、賣豆腐的，簡直成了上帝，不管你是大學教授還是工程師，人人都得向他們陪笑臉以巴望能弄點肥肉解饞。因此肥肉都被“走後門”的人買回去了。父親回憶起這段曆史，吃驚地說：“人的適應性可真強，當時那麽苦的日子，真不知道是怎麽挺過來的？現在想想都後怕，當時就為了吃上一口肉，不知哪裏來的那麽大勁頭排十幾個小時的隊？”
1970年我找到單位的食堂管理員老李，十分難為情地說：老人生日沒買到肉。看在師兄弟的麵上給幫幫忙。他說“可以從機關食堂給你勻一點”。於是他悄悄地給我包了一點肉，並再三囑咐：千萬別叫人看見。為了兩塊錢的肉，我們像做賊似的。
我的兒子八十年代初進呼市第一幼兒園，是電管局生產處的老徐給幫得忙，那時老徐的老婆在一幼當保育員。老徐家養了許多隻雞，為了報答他，我的愛人多次從包頭的糧庫給他弄沙糧來，一麻袋沙糧也就幾元錢。因為我的內弟在包頭糧庫工作，給老徐弄的沙糧，裏麵的土很少，如果有辛苦把麥子簸出來，人吃一點問題也沒有。
那時姐姐在醫院工作，經常有人托她給開病假條，我的一個同事老婆血壓低，想買點紅棗補血，但是必須要有醫院的診斷書才行，我為此去求表姐，表姐又找到相好的大夫，才把此事辦成。我的同事的妻子是個列車員，病好後，從北京給我的表姐和那位大夫多次捎大米來。
鄰居劉叔叔是個很靈活的人，有一次他對我說，他的母親從老家來了，肉票剛好用完，他隻好去副食商店碰碰運氣，看看有無處理的下腳料。那天適逢人不太多，他向別的櫃台打聽好賣肉的女孩的名字，然後徑走到肉食櫃台，熱情地向那個女孩打招呼：小李，今天是你的班呀？你的父親身體好嗎？你家還在那裏住嗎？我好久沒去看你的父親了，你向他問好呀！
小李不知所以然，臉色羞紅地地連連點頭。此時劉叔叔低聲說：我母親來了，我走的著急忘記帶肉票了，請給通融一下好嗎？
於是小李給他割了一大塊肥肉，劉叔叔樂哈哈地拎著回家了。
以上是小老百姓的走後門事例，到了一九六四年後 “走後門”的現象不多了。但到了一九六八年底後，由於知青上山下鄉。那些知青的家長由於想將自己的子女想方設法弄進城找個工作，由此“走後門”又重新抬頭。而有知青的農村中公社和生產隊的幹部們，也想乘招知青進城之機將自己的子女塞進城，所以城市農村都出現“走後門”進城現象。以後又發展到“上大學、參軍”走後門進城。
1974年2月15日，毛澤東在給葉劍英的2月13日來信回複中說： “劍英同誌： ……開後門來的也有好人，從前門來的也有壞人。……批林批孔又夾著走後門，有可能衝淡批林批孔。小謝、遲群講話有缺點，不宜向下發，我的意見如此。”
毛澤東對王、唐說：“走後門的人有成百萬，包括你們在內，我也是一個，我送幾個女孩子到北大上學，我沒有辦法，我說你們去上學，你們當了五年工人。現在送她們去上大學，我送去的，也是走後門，我也有資產階級法權，我送去，小謝不能不收，這些人不是壞人。”
原來這五個女孩毛主席在杭州修養期間認識她們的，後來毛要她們去工廠做工人，做了五年工人之後，她們提出了上大學的要求，毛澤東欣然同意，並通過謝靜宜安排到北大曆史係學習。
連偉大領袖都要走後門，走後門之事從茲就愈演愈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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