重慶，又名山城，被民國政府定為“永遠的陪都”，新政權來了，當然沒有好果子吃。現在是繼北京上海後的又一個直轄市（如果天津還算的話）。咱不說湖廣填四川，也不表抗戰八年，隻回憶重慶的一幢大樓。----上海大男人
見證曆史滄桑的重慶交電大樓
－－作者：何蜀
圖：重慶交電大樓（七十年代修複後）
重慶市最繁華的中心區解放碑周圍，現在已經是高樓林立了，而在“文革”前，這一帶則有一個不成文的規定：所有樓房高度不得超過解放碑的高度。因此，當年這裏所謂的“大樓”，最多也就是三四層樓的房屋而已。
那時，解放碑周圍的這種“大樓”中，最有名的是交電大樓。
大樓原址本是“福地”
交電大樓，是由交電公司與化工公司於1956年建成的四樓一底共五層的建築，在當年周圍那眾多的矮小房屋之中，交電大樓的確是令人羨慕的大樓。它的底層是水磨石地麵，樓上都是木地板，主要經營燈泡、電扇、小蘇打、檸檬酸等交電、化工產品，其中一二樓分別為零售、批發，三樓以上是辦公室。
交電大樓所在地，其實應該算是一片“福地”。
抗日戰爭時期，這裏是著名的四川美豐銀行老板康心如的家，當時門前這條街名為柴家巷（後並入鄒容路），因此人稱柴家巷康公館。康心如從清朝末年的反清誌士、同盟會員，走上“實業救國”道路，通過艱苦奮鬥，誠信待人，成為聞名中外的金融家，並在抗日戰爭時期被蔣介石提名為重慶臨時參議會議長，在擔任議長期間，他倡議定重慶為陪都，並為發展大後方經濟、推進抗戰大業作了不少貢獻。當年陪都商界、政界、甚至軍界都有不少名流來此做客。
1939年“五三、五四”（即5月3日、4日），日本侵略軍對重慶實施疲勞大轟炸，市內居民死傷無數，許多房屋、街道變成廢墟、瓦礫，慘不忍睹。康公館對麵的國泰大戲院，就被炸壞了房屋，柴家巷、蹇家橋等街道及附近許多房屋都被炸毀。為了讓後人不忘5月4日的那次大轟炸，在廢墟處新修的街道就取名為“五四路”（現在不少人以為這路名是紀念“五四”青年節，大謬）。在這次大轟炸中，柴家巷康公館居然沒有受到什麽損失，公館院內沒有掉一顆炸彈，隻在公館旁邊康家的防空洞外掉了一顆炸彈。因康家的防空洞比較牢固，洞內條件也比較好，當時附近的電影戲劇界人士常來康家防空洞躲避空襲。
大樓成為武鬥廢墟
然而，就是這樣一片在當年日本飛機狂轟濫炸中都未受到損失的“福地”，卻在“文革”中的“全麵內戰”時期慘遭戰火劫難。
1967年7月，重慶的“文革”群眾組織八一五和反到底兩大派已經展開大規模武鬥即“全麵內戰”。反到底派為宣傳自己的主張，以軍工井岡山重慶無線電廠的人員為主，在解放碑附近交電大樓設立了一個廣播站，取名“完蛋就完蛋”廣播站。這個名字，取自當時流傳甚廣的一段林彪語錄：
“在需要犧牲的時候，要敢於犧牲，包括犧牲自己在內。完蛋就完蛋。上戰場，槍一響，老子下定決心，今天就死在戰場上了！”
當時這段以“完蛋就完蛋”為中心詞的“林彪語錄”很鼓動了一些熱血青少年在武鬥中去拚命。有些地方的紅衛兵、造反派還將這段語錄譜成了歌曲。清華大學與井岡山兵團對立的“四一四”一派，甚至將這首歌當作了自己的“戰歌”。
據親曆者回憶，“完蛋就完蛋”廣播站當時還有一首自己的專用歌曲，歌詞是：
完蛋就完蛋！
反到底戰士鋼鐵漢，
心最紅，誌最堅，
打不垮，壓不彎！
打不垮壓不彎壓不彎！
熱血滿山城，日月換新天！
為毛主席而戰，完蛋就完蛋！
為紅十條而戰，完蛋就完蛋！
為毛主席而戰，完蛋就完蛋！
為紅十條而戰，完蛋就完蛋！
當時，反到底派因在2、3月間的“鎮反”中受過打擊、壓製，在[宣傳中常以“受害者”姿態出現，很能博得一般老百姓的同情。這個廣播站，以其名稱的特別，也以其廣播內容的強烈煽動性，每天都吸引了很多市民駐足聆聽。它自然被八一五派視為眼中釘肉中刺。
1967年7月下旬，兩大派開始動用槍支進行真槍實彈的武鬥，戰火迅速燃遍城內及郊區各地。
8月中旬初，就發生了八一五派攻打交電大樓的一場大戰。
八一五派為什麽要攻打交電大樓？除了要拔掉反到底派設在市中心的“完蛋就完蛋”廣播站這個“釘子”，打掉其輿論喉舌外，還因為在一周前，發生了一件重慶大武鬥中最為莫明其妙的流血慘案。
8月4日，原設於中華路財貿工人俱樂部的財貿工人八一五戰鬥團總部搬家。搬家是為了防備遭到武鬥襲擊，因財貿俱樂部房屋矮小，無險可守。該組織決定搬到臨江門外貿大樓。那裏對麵就是八一五派學生控製的二十九中學，周圍還有八一五派控製的重慶醫學院第二附屬醫院、重慶市公安局、重慶市曲藝團、東方紅電影院等。為了防止在搬家時遭到襲擊，財貿八一五總部負責人王紹川還特別提出要趁午飯時迅速行動，一下子搬完。
然而，事情往往發生在意料之外。第一趟車把東西搬到外貿大樓後，有人認為不會有什麽危險，就再次返回去搬第二次，又叫上了二十九中毛澤東主義戰鬥團的學生去幫忙。
慘劇就在瞬間發生了。正當二十九中的學生們嘻嘻哈哈地（有人嘴裏還吮著冰糕）在財貿俱樂部門前幫著往車上裝運東西時，一支反到底派的武鬥隊突然奔襲而來，亂槍齊發……當場打死二十九中學生六人，其中年齡最小者是個14歲的初中一年級女生。
當年二十九中毛澤東主義戰鬥團的成員，改革開放年代成為重慶市電視台著名編劇的張魯，後來在《紅衛兵武鬥懺悔錄》一文中回憶了他親眼看到的那次血案的慘狀。他在事件發生前，剛從學校的“造反大樓”出來，要回家去吃中飯，正看到一夥同學自己開著解放牌大卡車去幫財貿八一五搬家。他回家走的路線正要經過財貿俱樂部。當他還未走到那裏時，慘案的槍聲已經響起。他隨震驚的路人跑過去：
“隻見財貿工人俱樂部門口街邊上，一輛解放牌大卡車橫著，車廂後板打開著，正搬了一半的文件櫃歪斜倒地，車廂上下，幾個學生模樣的人橫七豎八俯著仰著，……駕駛室一側的門開著，駕駛員雙腿還卡在車內，上身卻倒吊著仰在車外，後頸窩正好枕在上車的踏板上，男孩子18歲剛剛開始發育的喉包因此顯得格外突出，頸子上，比一分錢硬幣還小的一個洞，像今天的娃娃們吹泡泡糖一般吹出泡泡來，是血泡，吹到極大，就爆了，緊接著又吹下一個。倒掛著的臉上，那雙本來就又圓又大的眼睛因為倒掛顯得更圓更大，極圓極大……”
事前沒有任何衝突起因，沒有任何磨擦或爭執，反到底派武鬥隊為什麽要進行這次襲擊？為什麽要對那些手無寸鐵的中學生大開殺戒？此事後來連反到底派的一些負責人也說不清楚，弄不明白。
這一事件使重慶市民大為震驚，事件發生當天，人心惶惶中，位於解放碑旁邊的重慶市三八百貨商店（當時為全國十大百貨商店之一，即今重慶百貨大樓）停止營業。市中區除個別營業點堅持半天或一兩小時營業外，各大小商店大部分都停止營業……
這一事件，也激起了八一五派的二十九中毛澤東主義戰鬥團對反到底派的深仇大恨，成為一周後八一五派攻打交電大樓反到底派“完蛋就完蛋”廣播站的重要原因。因為那支突襲財貿俱樂部的反到底派武鬥隊，就是從“完蛋就完蛋”廣播站裏出來的。
於是，8月11至13日，以二十九中毛澤東主義戰鬥團為主力的八一五派武鬥人員，猛攻設於交電大樓的反到底派“完蛋就完蛋”廣播站，八一五派從馬路對麵的東方紅電影院（“文革”前的和平電影院，抗戰時期著名的國泰大戲院）與交電大樓的反到底派交火。反到底派是從軍工廠成品庫房取出的全新半自動步槍，武器好，火力強，但勢單力薄，陷於孤立狀態，八一五派武器雖差一些，但人多勢眾，幾麵包圍，因此雙方打得一時難分難解。
圖：和平電影院（文革中更名東方紅電影院）
在重慶市中心的解放碑地區發生這樣大規模的槍戰，實屬“史無前例”。
激戰至13日晨6時，交電大樓三層樓內起火－－起火原因眾說紛紜，有人說是八一五派用反坦克火箭筒發射燃燒彈引起大火，有人說是八一五派射去的信號彈起火，有人說是八一五派用土製燃燒瓶（玻璃罐頭瓶中裝有易燃易爆物品）扔進樓內起火，還有人說是反到底派為給八一五派栽贓而自己放的火（為此“完蛋就完蛋”廣播站的負責人被關押審查多年）……不管是什麽原因，反正大樓內燃起了大火，又正值重慶酷熱的“秋老虎”逞威時節，大樓內的木地板及其他易燃物迅速燃成一片火海，燒至緊鄰的化工原料公司、針紡公司等處，整幢大樓被毀，附近數十家民房也遭火災。
據知情者回憶，在那次武鬥中，反到底派財貿井岡山總部的一個負責人（那時叫“勤務員”），重慶市第一商業局的共青團幹部，見交電大樓頂上反到底的“戰旗”被槍打倒了，奮不顧身跑到樓頂上去重樹大旗，腹部中彈，腸子都打出來了，不過他被搶救過來了，至今健在。反到底派的一批增援人員從中華路繞過來，在實驗劇場外麵與從區交通局出來的八一五派人員遭遇，反到底派被打死了兩三個人。而東方紅電影院這邊，八一五派二機廠的一個工人（開車技術很好，他教會了二十九中不少學生開車）胸部中彈身亡。另有知情者回憶，八一五派二十九中毛澤東主義戰鬥團當時預料反到底派武鬥人員會從交電大樓後麵往青年路方向撤退，事先在學校圍牆欄杆處布置好了封鎖道路的機槍火力點，幾挺機槍對準必經通路，紅了眼的中學生們一心要為財貿俱樂部門前的死難同學報仇雪恨。但守候到13日晨，天都亮了，卻一直未見到反到底派撤出來，八一五派學生們疲憊不堪，便收起機槍回重慶賓館駐地去了。誰知就在他們走後不到半小時，交電大樓內的反到底派人員就從那條路撤離了－－若八一五派晚走半小時，或反到底派早撤半小時，很可能又是一場死傷慘重的血案。
重慶市中心繁華地帶著名的交電大樓，就此化為一片廢墟。一位從四川忠縣來重慶探親被阻於武鬥無法回家的幹部陳懋智，在當年9月11日的日記中記下了他看到的情景：
“下午同隔壁老六步行進城。……臨江門城外一些房屋毀於炮火中，解放碑交電公司一片瓦礫，不少殘牆獨柱欲墜欲傾，昔日富麗建築而今已成廢牆。解放碑一帶商店幾無一家開門。行人不多，隻是大字報貼得舉目皆是。”
當年重慶市國慶節遊行時，從解放碑觀禮台上拍攝的照片中，即可見遊行隊伍左側與紅旗交相輝映的交電大樓黑色廢墟。
大動亂中的各種“運動”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大聯合、三結合、清理階級隊伍、“批清”（批判極左思潮，清查“五一六”、“三老會”）、“一打三反”……因為忙於應付各種“運動”，重慶的當權者無暇顧及處理交電大樓廢墟有礙觀瞻的問題。這座武鬥廢墟，竟在重慶市中心繁華地帶“屹立”了將近三年。直到1970年5月，重慶市革命委員會辦公會議才通過決議，重建五金、交電大樓。
“民辦十大宣傳隊”占據大樓
新的交電大樓建成營業後不久，“文革”又掀起了新的動亂高潮。
在1973年中共“十大”召開後，重慶有少數人員，有的是原造反派組織中的成員，有的是一些單位因各種原因受過打擊、壓製或自感不得誌的人員，受到“十大”政治報告中強調的毛澤東號召“反潮流”的指示鼓舞，同時也受到上海市造反派頭頭王洪文當上了中共中央副主席的鼓舞，自行組織了一個類似於“文革”前期造反派組織那樣的“十大宣傳隊”，借宣傳毛澤東提倡的“反潮流”精神為名，想要再一次發動群眾性的造反運動。為了擴大影響，他們強占了市中心交電大樓上麵的房間，從對麵的和平公寓搶來了被蓋，擺出一副要“長期抗戰”的樣子，並在交電大樓上架起廣播喇叭，大聲疾呼，鼓動市民起來“反潮流”。
當時在交電大樓前圍觀者眾多，但響應者寥寥，因為畢竟形勢不同了，經過幾年的動亂折騰，人心思定，誰還願再去“受騙上當”？更何況，“十大宣傳隊”還舉起左手打倒“走資派”，舉起右手打倒造反派兩大派進入革命委員會的代表，這就使“十大宣傳隊”把自己孤立起來了。原造反派兩大派進入革命委員會的代表們也對其所作所為十分反感。
1973年12月26日，中央領導人葉劍英、李先念等在中南海接見包括重慶四九七廠、四五一廠和大足汽車廠代表在內的四川重點企業赴京匯報會全體代表，中央領導人在接見時指出，重慶有人搞“民辦十大宣傳隊”，還宣傳“四川特別是重慶，從上而下是宗派主義統治”，這是完全違背十大精神的。另據記載，1974年3月10日，周恩來總理就重慶市“民辦十大宣傳隊”作出指示：如果群眾已經公憤，能奪回他們搶去的武器，救了他們抓走的民兵，他們在群眾中已經孤立，正是作工作的好機會。（見《中國共產黨重慶曆史大事記》，重慶出版社2001年10月第一版123、124頁）
於是，1974年3月12日，中共重慶市委、重慶市革命委員會提出對“民辦十大宣傳隊”的處理意見，指出：該“宣傳隊”不宣傳“十大”精神，不批林批孔，脫離黨的領導和生產工作崗位，應自動解散。各級黨委及本單位負責人要多作思想政治工作，動員其成員返回本單位。隨即，市委、市革委就出動民兵，由省革委常委、原八一五派負責人陳萬明指揮，把“十大宣傳隊”的活動據點查封了。
大樓前貼出白智清大字報
交電大樓恢複平靜沒有多久，新的動亂高潮又掀起了。
1975年底，毛澤東發起了“批鄧、反擊右傾翻案風”運動。1976年1月周恩來逝世後，這個運動更是進入了高潮。然而，與“翻案不得人心”的最高指示相反，對於廣大人民群眾來說，是“運動不得人心”，許多人對這場運動都是冷眼旁觀，甚至冷嘲熱諷。交電大樓臨街的外牆上，又成了各種人物張貼大字報和傳單的一個好地方。
1976年2月18日，在交電大樓臨街牆上張貼出了一篇讚揚鄧小平功績、鋒芒直指“四人幫”的大字報《我愛我的祖國》，作者是重慶鋼鐵公司的青年技術員白智清，他在大字報中曆數那些“喪盡天良的牲畜們”弄得這幾年“多少個煙囪停止冒煙，多少部機器停止運轉，多少輛火車停止運行，鋼產量大幅度下降，國家財政赤字上升”，熱情頌揚鄧小平主持工作的1975年“鋼產量是近十年來淨增最多、上升最快的一年，是國民經濟、人民生活全麵恢複的一年”。他尖銳提出：“是誰，到底是誰，葬送了國家的富強，民族的昌盛，人民的幸福，並且連國家和民族賴以生存的經濟條件也不放過？”他在大字報中大聲疾呼：“我們是中國人，我們熱愛自己的祖國！”大字報末尾，他毫無畏懼地寫上了真實身份和姓名：重鋼職工白智清。當年，筆者周末從郊區工廠回到城裏，也跑去看了那張引起轟動的大字報。它貼在交電大樓臨鄒容路一麵的大櫥窗下靠牆根處，長長一排。
後來，白智清又到成都鬧市區貼出了點名抨擊張春橋的大字報，引發了觀看大字報的不同觀點人群爭論、衝突的“三五事件”。白智清於是成了被公安部全國通緝的“現行反革命分子”。他被逮捕後押回重慶，1976年5月8日，在重慶大田灣體育場召開了萬人公判大會。他遭到批鬥、遊街，關押至“文革”結束後才平反出獄。
數十年彈指過去。到了20世紀90年代初，在改革開放大潮中早已顯得過時的交電大樓終於拆遷，在這片黃金寶地上建起了高出原“大樓”數倍的重慶商社和新世紀百貨大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