曾經有人煞有介事地說毛澤東之所以“戰無不勝”，因為他深通命理之學、會推算滄桑之變。用現代語言說，大約相當於他能看準社會潮流、曆史規律，因勢利導、順水推舟吧。老毛這方麵能力到底如何，人見人殊，發動文革正逢其時，則有星火燎原般的史實為證。
現在稱之為“權力之爭”的黨內高層鬥爭，那時的用詞是“路線鬥爭”，意思是一樣的。路線也者有兩條：資本主義或社會主義。從時間上看，1966年的中國，離基本屬於資本主義製度的民國、北洋時期不遠，前清遺老遺少健在的也不少。那時的中國是個什麽情景，中年以上的人記憶猶新，連製度的受益者都說那樣的社會乏善可陳。至少，1949年之後的中國，貧富差距大為縮小、社會麵貌比較新鮮、經濟建設頗有成就、文化生活比較健康，國際地位大為上升-----不為人忌是庸才，被人圍堵說明受到重視。所以，社會主義為稱作“陽關道”，資本主義則是深淵上的“獨木橋”，人們避之唯恐不及。整個社會的道德觀念、價值取向、行為方式，均以社會主義為標準。個人思想與之有所偏差的，不免極力修正、掩飾。
現在有人說，毛澤東欺騙甚或逼迫全國軍民執行他的旨意，幹下那些不可思議的暴行的隻是一小撮人，其實不確。過來人心知肚明，我們都曾爭當毛主席的革命戰士、與封資修堅決鬥爭來著。就像歐洲地理大發現時代，白人殖民主義者以奴役亞非拉土著為榮；希特勒治下的德國人，以殺戮猶太人為己任；種族歧視的美國，有色人種長期遭受社會意識迫害；斯大林的清洗，日本鬼子侵略……，無一不是背景厚重社會主流、理直氣壯的正義事業。一如延續到後來的冷戰雙方；纏鬥到今天的文明衝突，前赴後繼、義無反顧。因其出於信仰，絕非一般犯糊塗、幹壞事可以比擬。故“正義之師”的戰鬥力之強，常常令人瞠目。
也許物質與精神的關係不僅是互相轉變、還能相互替代、總數持平吧？與目前的中國大體相反，上世紀五十至七十年代的中國，物質生活非常枯燥，精神生活卻十分活躍。用現在的眼光看文革前後政治與生活的關係，有點像青藏高原上的喇嘛教之於牧民，沒有期許未來的精神寄托來轉移注意力，遊牧生活簡直打熬不下去。看似毛澤東認為，豐富的物質生活會消磨人們的革命意誌，“窮則思變”，才能保證無產階級專政條件下繼續革命。廣大民眾，則因服膺於毛澤東、共產黨那時所取得的社會改造成就，“見賢思齊”似地，以緊跟不悖、深刻領會、堅決執行毛主席的教導等，為最高準則與境界。並沾沾自喜於有所發明、有所創作呢。
比如，林彪提出“四個偉大”（偉大的導師、統帥、領袖、舵手），民間就說“毛主席是我們心中的紅太陽”，而且“永遠不落”；林彪說：“毛主席的話句句是真理，一句頂一萬句”，百姓就說還是“糧食、武器、方向盤”；林彪說：“毛澤東思想是馬列主義的頂峰”，下麵接道“一天不學問題多，兩天不學走下坡，三天不學沒法活”；不一而足。全社會有了“毛主席熱愛我熱愛，毛主席支持我支持，毛主席指示我照辦，毛主席揮手我前進”的共識，毛澤東想打倒誰、想做什麽，不就是一句話的事了嗎。這是開展文革最堅實的社會基礎。當然，這個鋪墊解放前就開始了，源頭則不遠於延安的窯洞。
獨立思考的概念本不出自中國；多元、多樣化等意識西方直到近年才清晰起來。過去，國人隻知道“齊心合力、萬眾一心”。毛澤東深知統一意誌是成功的前提，政治掛帥就成了他的常規武器，事無巨細地用了起來。正好，中國文化中有企盼聖主 明 君的傳統、百姓普遍謙卑的民情，推行個人崇拜、劃一價值觀念既順理成章又水到渠成。或許是從眾心理與奉獻精神同時發作吧，普通民眾常常會因覺悟不夠高、表現不夠好而自責，進而積極主動地向黨表衷心、為革命做貢獻雲雲。毛主席的革命路線就是在這麽堅實的基礎上，大展宏圖的。也有民主和自由：黨的一元化集中領導下的民主，歌頌黨和毛主席、社會主義的自由，對那個時代的人們，這些已經足夠。現在叫畫地為牢、作繭自縛，那時的人卻以此自期、樂此不疲呢。
其實，人民大眾崇拜的，說到底隻是毛澤東頭頂上的真理和正義，而不是那個“兼具虎氣和猴氣”的人。心甘情願一致皈依，是希望聚散沙為鐵塔，撐起民族背脊、合力振興中華。而共產黨的宣傳、教化確與先前的宗教、主義不同。在百年積弱、屈辱、落後、彷徨的曆史進程中，社會主義製度、共產主義理想，對那時的中國人，有過柳暗花明、振聾發聵的刺激。其宣教、組織、行為，對各自為政的小農散戶，拔高了他們的境界，提升他們的價值，寄他們以重托。一時間，不論虎頭山上耕種，還是鑽井台上采油，好像都關係著祖國的前途、人類的命運。而使命感最能催人負起責任、做出犧牲。當億萬人民滿懷崇高理想尋求貢獻的機會之際，毛澤東給了他們施展的舞台——把無產階級文化大革命進行到底。
與目前的社會氣氛相反，那時，政治敏感度極高，一切的標準為是否有利革命事業。一旦有人指出：某某公款吃喝、某某宣揚封資修、一旦複辟將三餐不繼、流離失所等等，能不一哄而上，“把走資本主義道路的當權派打翻在地再踏上千萬隻腳，讓他永世不得翻身”？群眾的政治興奮點低得像是散落在地的幹柴，毛澤東的啟動令便是烈火，頓成烽火燎原之勢理所當然。所以，文革初期才呈現出“無產階級司令部”發號施令，“億萬革命群眾”推波助瀾的轟轟烈烈。一時間，革命群眾的主動性、創造性，使革命運動迅速高漲，革命手法推陳出新，紅色恐怖無遠弗屆，打擊力度史上空前。一派上下呼應、誌有一同、互相啟發、各取所需的因緣際會。運動之興雖然不是自發，勢頭之猛卻超出了毛等的預期和需要。
現在看來，那時的情形非常戲劇性。無論什麽地位、身份、職業的人，都可被以革命的名義剝奪尊嚴。貴為國家主席的劉少奇，低著頭任中南海的工勤人員批鬥，罔論省軍部地市縣局科處，大大小小的走資派。可笑或曰可悲的是，遵循同一政治標準，受到衝擊批判的人，也都自責確曾違規，辯解僅限“錯誤的程度和性質”。同在“牛鬼蛇神”之列，還要互相攀比：他們是真的反動，而我罪不至此。如毛澤東的“大警衛員”羅長子瑞卿，曾經對女兒道：“不應該把我和彭德懷關在一起，他還是做過幾件反對毛主席的事情的，我拿什麽和他比？”疑惑乃至質疑現行政策者也曾有過，則無一逾越“真假馬列主義、執行政策、理解毛主席指示正確與否”的境界。這就是人們常說的：無人能夠超越時代。
心理學上有一則定律：真正的愛與迷戀首先在深度上是不同的，淺深的標準在於持續時間。群眾政治信仰與此類似。狂熱的往往短暫，因為，維持政治信念需要利益澆灌。但是，暴力革命不是雨露甘霖，“紅太陽”隻能把禾苗烘烤成幹柴。幹柴易燃，易燼也易折。平民百姓獻身精神畢竟有限，沒有收獲就不再付出了。“林彪事件”恰似兜頭一瓢冷水，政治熱情逐漸冷卻。文革中期及後，任毛澤東、四人幫如何煽風點火，運動日漸氣息奄奄。人們的興趣慢慢轉到安排日常生活、搏取物質利益上去了。“改革開放”以來，社會性的信仰危機、紙醉金迷，實乃肇始於文革後期。
民間缺乏革命熱情，中央就煽動不起政治運動。文革之後，清除精神汙染、反對資產階級自由化等等都無甚可觀，也是一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