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社情 zt

文化大革命開始以後，社會上風雲變幻、流行的東西也越變越快，老百姓們緊跟“潮流”，許多東西著實風行了一番，有些東西到現在也有很高的收藏價值。 

文革一開始的時候，“紅寶書”是當時最流行，最吃香的東西。一開始，有一本64開本的《毛主席語錄》，那就是很吃香的事情了。會受到很多人的羨慕。隨著文革的深入，各類版本的《毛主席語錄》都出來了，以後又改版成100開的小紅書。扉頁上的的林彪題詞也變了。過去是“讀毛主席的書，聽毛主席的話，照毛主席的指示辦事。”現在增加了“做毛主席的好戰士”。林彪為此重新書寫。再晚些，又在毛主席語錄扉頁上增加了林彪手書的“四個偉大”，即：“偉大的導師，偉大的領袖，偉大的統帥，偉大的舵手，毛主席萬歲，萬歲，萬萬歲”。除了紅寶書以後人手一冊以外，各種文字的紅寶書都出版了，發行到全世界。90年代，我從事外貿工作以後，就遇到過這樣一位當年在美國大力推銷英語版“紅寶書”的台灣商人。他向我們津津樂道地談起了當年在紐約地攤上銷售“紅寶書”的熱鬧場景，以及如何同警察鬥智鬥勇的故事，我們聽了，連稱不容易，對他的本事充滿欽佩。那時候做這種生意，一本萬利，但是需要勇氣，他就是在這件生意上掙了第一桶金。以後成了千萬富翁。除此以外，紅封麵的書多了起來，有毛主席詩詞，毛主席照片集、毛主席自傳等。相應的，城市裏也變成了紅海洋，大街小巷都是用紅漆寫上毛主席語錄，以後考究的，還畫上了邊框，畫上了毛澤東頭像。

在此以後，毛澤東的像章開始興起來了。那是毛主席接見紅衛兵以後，經過電影紀錄片，紅衛兵小將戴著毛主席像章的鏡頭傳遍了大江南北、長城內外。全國人民紛紛效仿。一開始毛主席像章是一個比一分錢硬幣還要小的圓的頭像。顏色是金黃色的。那是在文革開始以前就有的，隨著文革的無政府狀態越演越烈，製作像章又不是什麽高科技活。於是各大工廠紛紛製作，一家比一家做的大，做得好。做到每家每戶老百姓家裏都有很多很多。想方設法覓新式像章又成了那段時間的時髦。用掉了國家大量的戰備物質—鋁。而且屢禁不止。以至於以後毛澤東都氣憤地大聲呼籲：還我飛機！上海幾年以後，這些東西又不時興了。想不到1970年我下鄉以後，到老鄉家裏去，竟然每家每戶都有一個大鏡框，鏡框裏嵌滿各式像章，真讓我大吃一驚，仿佛有時光倒流的感覺。再一仔細想想，當時還在文革中，老鄉們哪有上海城市裏那麽像走馬燈似的趕時髦啊，這些東西一旦被他們尋摸到，當然會像寶貝一樣珍藏著的。

文革開始不久，又出現了一件“新生事物”，那就是語錄歌。詩詞歌。音樂家李劫夫可就紅得發紫了。他譜寫了一大批什麽“下定決心……，”“領導我們事業的核心力量……”“革命不是請客吃飯……”等等。一時間，毛主席語錄歌唱遍了大街小巷，廣播裏語錄歌，再晚些時候的毛主席詩詞歌大放特放。全國一片高亢的聲音。再配上當時大街上不時響起來的高音喇叭，“緊急呼籲”，鬧哄哄成了當時社會的主旋律。

有了語錄。有了像章，再有了語錄歌，有了遍布大街小巷的毛主席語錄。全國各地的早請示，晚匯報水到渠成，立即風行。並且慢慢地形成了“格式”。不少人在某塊毛主席語錄牌下，唱起了《大海航行靠舵手》，拿起紅寶書，先放在胸前，然後向上舉，先敬祝毛，再敬祝林，然後唱語錄歌、讀語錄，最後還要唱《東方紅》，早上一次，晚上一次，虔誠的很。以後到農場，還聽說了他們老老少少都要跳“忠字舞”。這我們當時在上海沒有遇上。機耕連我的趙世勇師傅，繪聲繪色的描繪了當時的滑稽相。他說，當時男男女女、老老少少都得跳忠字舞，誰敢不跳啊，我冷眼看到那些七老八十的老太太，也得跳，跳的那個難看啊，簡直就是一個“僵屍鬼”，心裏好笑，又不敢笑。描繪出當時的那番愚民景象。

再就是革命歌曲大家唱了。六六年夏天以後，各類文藝小分隊應運而生，一開始在大街上是配合文革氣氛而創作出的歌曲。什麽“老子英雄兒好漢，老子反動兒混蛋，要是革命的你就站過來，要是不革命，就滾他媽的蛋。滾滾滾，滾他媽的蛋。”這些粗話、髒話都進了歌了。讓我們驚詫不已。以後大概不少宣傳隊都經過了高人指點，經過了反複排練。水平明顯就上去了。不論是街頭表演，還是專場演出，都水平很好。那時候的宣傳隊裏，京劇清唱《都有一顆紅亮的心》。英雄兒女裏的插曲《烽煙滾滾唱英雄》，還有《亞非拉人民要革命》等幾個節目，那是每個文藝宣傳隊的保留節目。這時候，這些節目比較吸引人，男女老少看得津津樂道，眉開眼笑。在那段文化沙漠時期，著實給了我們一些快樂的時光。

那是在1966年8月18日毛澤東接見紅衛兵以後，毛主席本人罕見地穿上了軍裝，戴上了紅衛兵袖章。從那以後，穿軍裝、戴軍帽成了全國人民的時髦服裝。無論大街小巷，一下子湧出了無數戴著軍帽、穿著軍裝的男女青年。就像今天穿牛仔褲那樣普遍。這種現象持續了整個文革，甚至在文革結束以後的多年裏，一些地區由於生活水平低的原因，也始終穿著這些淘汰的軍服。在當時，凡是高幹子弟，或者是與軍人有關的人員，都想方設法地得到這些東西為榮。為了這頂軍帽，我也動足了腦筋，好不容易從二哥的同學那兒得到了一頂軍帽、一條武裝帶，神氣地戴在頭上，扣在腰上。可是，好景不長，一次，我到上海火車站去送親戚。武裝帶就在人擠人的過程中弄丟了。心疼了我不少天。再到冬天時，上海刮起了一股搶軍帽的風。這些搶軍帽的頗有水平，真假軍帽一眼就能認出，專搶真軍帽。於是我那頂軍帽也在一個晚上不翼而飛。搶帽子的人像一陣風一樣從我身邊跑過，還沒有等我回過神來，頭上的帽子就已經沒有了。再等到我感覺頭上一涼時，搶帽子的人已經無影無蹤了。於是，我文革中跟風學戴軍帽的日子就一去不複返了。

停課以後，無所事事的小青年對文革初期的恐懼過去以後，上海街頭練石鎖、練摔跤的人多了起來，摔跤技藝不斷提高，摔跤圈子裏也出了不少圈內“名人”。大家對待這些人崇拜有加，就像今日的粉絲崇拜明星。我們班裏也有不少人學起了摔跤。於是，學校裏課間休息時，不少人立即到操場上去摔跤，各種摔跤動作層出不窮，摔跤摔得好的人確實有兩下子，技巧很好。吸引了同學的濃厚興趣。由於這類活動總是平時比較調皮的同學練起來更起勁，這引起了帶班鄭老師的不安，恐怕這些孩子管不住會惹出事情來。於是動了腦筋，請了他過去的學生，當時是“上體司”的人到我班級作報告，連帶震懾班上調皮同學。“上體司”在當時風頭正健，是孩子們心目中的“英雄”。那天，兩個被老師請來講課的“上體司”青年，確實是膀大腰圓、肌肉發達。他們對班上的同學講了不少武德。教育大家練身體可以，但不要欺負弱小的正麵道理。又因為事先得到過老師介紹，演講結束以後，特意把班上自認為胸肌發達的沈XX叫起來，問他：你感覺怎麽樣？身體結棍得很嗎？嚇得那個同學站起來，連連否認。你還不要說，這麽一震，班上的調皮同學果然老實多了，我們班沒有離開小學以前，確實沒有發生過鬥毆事情。看來老師的震懾是起了作用的。

全國大串聯結束以後，麵對眼花繚亂地武鬥，我們裏弄裏的絕大多數學生一般都采用了逍遙方法，對參加運動不起勁了。當時還有一個特點，就是工廠的造反派的實力開始顯現。到1967年的時候，先是批“反動血統論”，後是抓“聯動”。紅衛兵運動已經成了強弩之末。我們和大多數學生一樣，盡量在家裏呆著，輕易不敢出去，怕闖禍。我們家原有的花線活，也把我們大部分時間栓在家裏，這一來，我的母親還是比較放心的。小青年呆在家裏時間長了，總想找些事情做。於是，大哥去同學處借了一個手搖唱機，借了好幾張老式唱片，邊幹活，邊聽廣東音樂。什麽《步步高》啊，《繡荷包》啊，《彩雲追月》啊，等等。這些美妙的廣東音樂，聽得我們心情舒暢，也忘記了當時動亂的處境。按理，這些音樂在文革以後就不能聽了。但我們住在平民窟裏，沒有人管這些。聽得很安全。最後也沒有惹出什麽禍事。

相應的，在裏弄裏，象棋、軍旗、撲克開始大行其風。在小青年方麵，當時最興的是軍旗、或軍旗四國大戰。像以上這些娛樂活動，就是在文革中，也不能算不健康活動。弄堂裏無所事事的青年們，從早上開始，就投入緊張的“戰鬥”。中午吃飯也不停頓，家裏人多次喊吃飯了，實在無奈，都是暫時找看棋的人頂一下，回家盛了一碗飯，上麵放幾筷子菜，馬上就趕到“廝殺”戰場。而吵架也往往是在這時候發生的。盛飯的人在這麽幾分鍾時間裏，看到臨時頂下棋的人，下錯了他心目中應該下的棋，於是就開始罵人，罵人家是“臭棋”，把他好好的一盤棋下壞了。頂替之人當然不甘心，理直氣壯地罵當事人沒良心，好心好意下的一步好棋，反倒被罵。於是，雙方激烈爭吵，在下著一盤棋的人，以及看棋的人聽得實在不耐煩時，立即七嘴八舌地勸說，好容易一場爭吵才平複。好在，不管吵得如何激烈。下棋的第二天照樣下棋，看棋的第二天照樣看棋，一般不耽誤。也不影響平時的友誼。

文革開始以後，隸書開始在報紙、刊物上大量出現。我被這種漂亮字體迷上了，決心學習。於是，每天晚上，幹完家裏的活以後，我開始自學隸書，兩個哥哥捧著學校圖書館偷來的各類小說，靜靜地觀看。在那紛亂的年份裏，頗有“躲進小樓成一統”的安寧

1966年的秋季，一次，聽人帶口信來，我們在西郊墓地安葬爺爺的墳地被紅衛兵破四舊挖掉了。在那瘋狂的年代又有什麽辦法呢。父親心情很沉重，就用一個休息天，和我一起走到西郊的公墓去看看，略盡心意。當時虹橋路兩邊還都是農田，一路上我看到每戶農戶家裏，起碼有兩三台載重自行車，特別羨慕。從此有一個印象，郊區農民比上海市民生活條件好多了。我們家沒有自行車，當看到有自行車人家的小孩因為個子矮，用腳在三腳架裏來回倒騰，就能把自行車騎得很好。非常羨慕。想著也有那麽一天，能學會騎自行車。1966年的秋季，按理是我們應該上中學的時候，但由於運動，我們被擱淺在學校裏。正是我們空閑的時候。於是我們就想方設法學騎自行車。從同學中有自行車的父母、哥哥姐姐那兒借來車學習。有時在偏僻的馬路上，有時在學校的操場上，有時還到人民廣場去學。不久就學會了。不僅學會了，還學會了花樣。比如：飛車、摒車等。當然，由於人矮，個個都隻有1米50上下，顛起屁股騎自行車還是很費勁的。那時候，學騎自行車也成了風氣。不少同學都在那時學會了騎自行車。

到了弄堂裏開始興軍棋四國大戰的時候，我聽到一個比我大兩歲的哥們，嘴裏總是哼著什麽“臨行喝媽一碗酒”啊，“鳩山設宴和我交朋友”的。我感覺奇怪，這是什麽歌的歌詞？終於有一天問了他才知道，這是京劇“紅燈記”唱段。這才又讓我注意到現代京劇這個領域。當時就有智取威虎山、海港等，包括北京的紅燈記等等現代京劇。於是，業餘時間我又學上了現代京劇。我學這些東西很有條件，時間很多。原因是，我可以一邊在家裏幹活，一邊收聽此類劇目。邊學邊唱。多聽幾遍，也就學會了。以後為了精益求精，唱得盡可能準確。我又開始攢錢購買此類書。一本紅燈記主要唱腔本要兩毛錢。我就攢了近一個月。買了這本心愛的書籍。然後逐句逐段地校正我的訛誤，弄懂了廣播裏聽了感覺模糊的不少盲點。在此基礎上，反複收聽《紅燈記》全劇播放。那時候廣播裏也沒有其他更多的節目了。除了革命歌曲，就是現代京劇了。什麽叫烙印？這就是烙印。你在這樣的環境下長大。免不了要打上那個時代的印記。在此基礎上，我乘勝追擊，在幾年的時間裏，攢了錢就買京劇歌本，一本京劇“海港”，既有全劇劇本，又有主要唱段歌譜。要三毛五分錢。這對當時的我來說，可謂巨款。於是我想方設法找到了一個活，就是幫浴室運蒸餾水到江邊的船上去，兩手拎兩個，每個大玻璃瓶足有二十斤水，還沒有算上玻璃瓶本身的重量。三四個人裝滿一船。我們這樣的小工可以拿到一毛錢。大約半個小時左右。拎著兩大瓶蒸餾水，踏著岸上與船連接的踏腳板，咬牙經受了這樣的重體力活四次，我就可以買上一本書了。通過自己的辛勤勞動賺來的錢買書，我認為值。如此這般，我繼買了《紅燈記》以後，又陸續買了《海港》、《智取威虎山》、《沙家浜》、《奇襲白虎團》，以及《龍江頌》。從1967年開始係統自學，一直到1970年下鄉。我可以毫不誇張地說，這些劇的每一句台詞，每一段樂曲，我都可以滾瓜爛熟。一句不拉地學出來。自說自唱、樂在其中。這純粹是個人愛好，它充實了當年我的業餘生活。

這時候，家裏也開始熱鬧起來了。配合文革後許多家庭第一波做木工活的浪潮，我們兩個哥哥也開始行動起來。許多人家都打碗櫥，淘汰過去矮小的竹碗櫥。而我們家缺堆放衣物、雜物的家具。在母親支持下。我們的目標是打一個五鬥櫥。當時，賣木雜料的店很多。我經常跟著兩個哥哥，按照他們算好的方案，采購各類木料。當時的木料店，國貨路有一間，大林路有一間，陸家浜路上的縫紉機台板廠也有邊角料買，還有一間是在中華路東門路口。至於好的五夾板。要走到延安路上海音樂廳對麵。那兒專供夾板。一張兩米二長，一米多寬的五夾板要2.16元。質量很不錯。采購了一段時間以後，我們就要動手打“五鬥櫥”了。當年幹這個活，我們很有條件，我們的左右鄰舍都是新時代木器廠（以後合並為上無29廠）的老木工，借個工具啊，請教個問題啊，都很方便。好幾個月以後，我們打成了四個方凳。一個碩大的五鬥櫥。它是雙門的，隻有門內有一個抽屜。躲開了做抽屜的技術難點。我們還到玻璃店配置了一麵五鬥櫥鏡子。等到木工、油漆活全部完工以後，最後一道工序就是安裝鏡子了。誰知道由於五鬥櫥門幅大，鏡子長，我們的木工水平又搭漿，兩邊安裝鏡子的木軌道不一致。鏡子安進木軌的一刹那裂開了一道十幾公分長的縫。全家人那個心疼啊，一塊玻璃要五六元錢呢。母親當場就心疼地哭了。好在裂縫不長，大哥急中生智，運用他的圖畫功底，在破裂的鏡子處用彩色油漆畫了一串玫瑰花，俗是俗了點，但遮了醜，不算太難看。母親看到不用再花冤枉錢了，終於破涕為笑。這個五鬥櫥在我家用了好多年。一直到1992年，才淘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