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革中的外交部“九十一人大字報”的來龍去脈 z

這份大字報標題為：《揭露敵人，戰而勝之——批判“打倒陳毅”的反動口號》。然而廣而傳知的卻是《外交部“91人大字報”》。一提起“91人大字報”，就知道是那份由外交部91名中高層幹部在文化大革命中保衛陳毅的署名大字報。在文化大革命“黑雲壓城城欲摧”的形勢下，像外交部這樣重要的部門，91名中高層幹部聯合署名，態度鮮明地支持與保護已被“中央文革小組”定性為“二月逆流”黑幹將的陳毅，這種逆潮流而上是當時罕有的事情。尤其是在這91人中有不少人早就是社會熟知的人物，還有相當一部分人是仍在外交部重要崗位上堅持工作的領導幹部，更是引人注目。因此，梳理清楚“91人大字報”的來龍去脈，就可以由表及裏地認識、了解這批老外交官的優秀品德；就能夠去偽存真，重新展現文化大革命中的精彩一幕，讓後人看到她的曆史價值。

 

                      一、大字報的起草和主要內容

   1967年年底的一天，北京正值寒冬季節。呼嘯的北風卷起砂石撲向夜晚在街上匆匆行走的人群，似乎是在催促人們早點回家睡覺。夜晚上11點左右，位於北京報房胡同99號外交部宿舍樓內，燈光一盞一盞地熄滅了，唯獨有一家的燈光仍然閃爍著光亮，這是餘湛家。這裏，在窄小的客廳裏，聚集著幾個人正在低聲談論著，時而發出讚許聲，時而又在爭論不休，這是幾位誌同道合的外交官在對文化大革命交換著各自的看法。像這樣的“政治沙龍”近期頻頻舉行，參加的人員大多數就住在這個院子裏，有餘湛、章文晉、宋之光、康矛召、張世傑等人，也有外來的，像住在報房胡同69號的陳楚，住在豫王墳的韓敘等人。

   文化大革命進行了一年多的時間了，開始具有的新奇感和熱情已經逐漸減弱，隨之而來的是困擾與疑惑。尤其是近幾個月外交部內外“打倒陳毅”的口號、大字報日益增多，氣焰囂張，使他們看在眼裏急在心中。敏銳的政治嗅覺又讓他們感到在“打倒陳毅”的背後還有更大的陰謀——指向敬愛的周總理，這更讓他們心急如焚、坐臥不安。他們不明白：為什麽像陳毅那樣功勳卓著、文武兼備、人品高尚、名揚四海的人要被打倒？為什麽在近期頻頻發生嚴重的涉外事件？為什麽明明建國17年來新中國的外交偏要被扣上是執行了“資產階級反動路線”？為什麽一個名不見經傳的跳梁小醜竟然妄想當外交部長？……在無數次的討論、爭論、研究、探索、思考之中，這批外交官捋清了一個主題思想，即“保衛陳毅，狠批極左思潮”。他們對喊“打倒陳毅”的人也作了具體分析，一種人是階級敵人的破壞行為，對此一定要迎頭痛擊，以正氣壓倒邪氣；另一種人是受極左思潮影響，認為越“左”越革命，調子越高越有造反精神，他們並不了解真相，對這些跟著跑的人要講清事實、以理說服他們提高認識、改正錯誤。

   經過一個時期的醞釀，他們認為寫一份闡明觀點、分清是非、撥亂反正的大字報是十分必要的。於是，閑談變為行動。在提綱擬訂好之後，有的人開始起草稿件，有的人收集資料，有的人四處聯絡人員，這一切都是在秘密狀況下穩步進行的。據佐伊阿姨講：“當時因為那些核心人員的身份不宜去看大字報，我與季尼組成一對搭擋，到外交部大字報集中的地方去看、抄大字報。我是遠視眼，季尼是近視眼，她學過速記，於是我念稿季尼記錄，將那些攻擊陳毅的大字報內容抄下來提供給起草大字報的人作為參考資料。”大字報的起草、前期運作是在一個很小的範圍內進行的，一般“政治沙龍會”是由餘湛、陳楚主持；大字報是由韓敘負責起草；趙政一負責對外聯絡。在每次大字報草稿寫成後都交給串聯好的小組研究討論，提出修改意見和建議。大字報經過反複推敲、字斟句酌、運筆著色、鋪紙揮毫，在不長的時間裏完成了第四稿。為了更好地了解大字報的形成過程及思路，現將葛綺雲阿姨提供的韓敘在當時寫的檢查摘錄如下：

                   交待草擬九十一人大字報中的一些構思情況

   一、九十一人大字報的提綱是我整理的，“把顛倒的是非顛倒過來”的標題是我加的。當時的想法就是陳毅同誌不是敵人，可是被當成敵我矛盾對待了，因此要把是非顛倒過來，這實際就是翻案。

   提綱共分四段，第一段陳毅同誌是毛主席司令部的人是我提出來的。我當時引用了江青同誌去年一月說過在關鍵時刻陳毅同誌是站在毛主席一邊的話，還提到毛主席在接見剛果（布）總統時對陳毅曾有評論，後來大家認為這段話不好公開引用，以後就談到可以用各曆史階段陳毅同誌的表現來說明這問題。第二段打倒陳毅的口號是階級敵人提出來的。第三段駁幾種謬論，第四段嚴重的危害，主要思想都是張彤講的，大家作了一些補充。然後，我根據大家發言整理的。以後草擬大字報是以這個提綱為基礎的。

   二、草擬九十一人大字報所用的材料主要是自革命造反報，聯絡站大事記，陳總一月二十四日檢查和張殿清的大字報上找的。

   三、九十一人大字報的第二稿標題是《“打倒陳毅”的反動口號必須徹底批判》是陳楚提出，我們同意的。第三稿改成《揭露敵人，戰而勝之-----批判“打倒陳毅”的反動口號》也是陳楚提議，我們同意的。當時陳楚的理由是既然這一口號是階級敵人提出的，它的本質就是反動的，而且還以開玩笑的口吻說過，打倒餘湛，打倒陳楚，甚至打倒姬喬都不能算反動口號。可是打倒陳毅性質就不同，因為這是關係炮打無產階級司令部的問題，當時根本沒有考慮過群眾喊這個口號是戰鬥的口號，而是認為一概都錯了。

   四、九十一人大字報的第二稿中有一段敘述我們這些幹部和陳毅同誌共事中受到了他的教益，這是根據劉新權同誌提議寫起來的。記得在討論提綱時劉新權說，在談陳總錯誤的同時也要把陳總正確言論放上去。例如陳總在一次司長會上講馬克思主義發展到列寧主義時代，就看你對列寧主義的態度。到今天則要看你對毛澤東思想的態度如何。這些精辟的講話也要用，因為聽了陳毅講話後，使我們更加熱愛毛主席和毛澤東思想了。後來這一段在第三稿時刪掉未用。

   五、給陳毅評功擺好部分

   第四稿原來有兩次反對毛主席的正確路線的字句，原來改成犯過錯誤，可能是根據柯華串聯組的意見改的，理由是說關於反對毛主席的問題我們隻聽陳毅自己說，沒有聽中央在文件上這麽講過，因此不必寫得這麽具體，這實際是想減輕陳毅的錯誤，保陳毅的錯誤。

   姚廣、楊克明那個串聯組曾建議要把古田會議時，陳總把毛主席請回來一段寫上。餘湛同我們商議後沒有采納，理由是如果隻寫把毛主席請回來，不寫把毛主席反對走不合適。

關於1940年那一段是根據毛澤東選集“放手發展抗日力量，抵抗反共頑固派的進攻”這篇文章的注釋寫的。

說陳毅是毛主席司令部的重要成員是陳楚提議的。

   六、關於“采用各種卑劣手法”那一段，在議論提綱時隻說了四種情況①不能說和劉少奇在新四軍一起工作就說是劉鄧司令部的人；②關於和蘇加諾“統帥”“元帥”的談話問題；③馮耳元問題；④我記不清（記錄上有）。到第二稿時湊成了十種，最後定稿時變成了十一種，這是在寫稿過程中逐步湊起來的。

在取舍這些材料中，關於陳毅同誌給學習毛主席著作展覽會題詞問題，有人曾提出不要，認為這個錯誤並不小，但記得劉新權說過這個題詞是抄主席的話。還有個原因是陳楚考慮，要去掉這一段，就沒有批駁說陳毅反對毛澤東思想的例子了，因而留下。這才真正是大事化小，把一個極端嚴重的錯誤說成是缺點，這實際也是替陳翻案。

關於同蘇加諾談話的例子，是在討論提綱時張彤和我提出的，我在寫稿時建議寫上去的。關於1965年記者招待會談話的例子，聽餘湛說是仲曦東大使提議加上的。

   七、關於《極左思潮的泛濫》一段原來沒有，我同趙政一曾建議要談一下極“左”思潮問題，並且提過可以寫敵人利用極“左”思潮，極“左”思潮掩護敵人，可是這個建議陳楚未接受。當時我的活思想就是想把極“左”思潮的危害講一講，引起人們的警覺，想說明王力的陰謀能搞起來，是因為利用了極“左”思潮。現在看來這完全是因為我的右傾保守思想，否定了革命群眾運動。把革命群眾出於對陳毅錯誤的義憤而表現的革命行動，也當成是極“左”思潮一古腦地否定了。

   陳楚原曾提議過用《極左思潮是敵人的同盟軍》的小標題，後來又改成《極“左”思潮的泛濫》。

至於批駁“把徹底批判陳姬喬的鬥爭進行到底”那一段完全是接受喬冠華的意見而增加的，原來第三稿沒有，到第四稿才加上。

   八、關於陳總回來要先做檢查問題，劉華秋同誌提過我也反映過這種意見，但餘湛講應該相信陳總有毛澤東思想，陳總回來一定要檢查，我們為什麽還要提，我當時接受了他的意見，因此九十一人大字報中把劉華秋同誌加的“盡快檢查”給刪掉了。

   九、在第三稿寫好後，在我們串聯組討論時，林兆南表示他同意這張大字報，但他沒有資格簽字，他對大字報提了點意見，他說經過這段文化大革命，大家對陳總的階級感情加深了，因此在第四稿最後一段中加了“更深的階級感情”幾個字。

                                                               韓敘   一九六八年四月八日

 

                                二、蒙受冤屈

   1968年，文化大革命仍然在進行中，大權依然把持在林彪、江青等手中。“91人大字報”亮相於1968年2月13日，很快就被“中央文革小組”定性成為“右傾翻案風”，是為“二月逆流”翻案的代表作。於是，外交部的文化大革命從批極左思潮、抓壞人的方向轉為批判“右傾翻案風”。風向突變，形勢急轉直下。

   當“91人大字報”貼出後，外交部副部長喬冠華到陳毅家中匯報工作時興奮地告訴陳毅這個大好消息，並將大字報的重點內容複述給陳毅聽。陳毅聽後，十分感慨，沉思片刻後語重心長地說：“天下自有公道在，有人出來說公道話當然好，但弄不好寫這樣的大字報又是給我幫倒忙啊！”

   2月24日，當周恩來總理獲知在外交部貼出的這份大字報時，由於正在處理解決全國鐵路癱瘓問題，抽不出身來，就讓秘書錢嘉棟給外交部打電話轉告他的意見：把大字報撤下來；要求寫大字報的人作檢查；要求外交部黨委迅速采取補救措施，並對91人犯的“原則錯誤”進行批判。還特別強調：“現在又是二月，去年二月的情況不應再出現。”第二天上午，又再次讓錢嘉棟給外交部打電話，說：“91位同誌、部黨組和‘大聯籌’都要表態，不表態不批判，極‘左’思潮又要出來。部黨委不表態，就站不住腳。如果部黨委不表態，我就來表態。”後來周總理在見到參與寫大字報的司長們時，又嚴厲地批評他們：為什麽不事先給他看一下！

   當陳毅知道周恩來總理對“91人大字報”的批評後，於2月28日給周總理寫了封信，表態讚同周總理的處理意見，並願意為91人犯的“錯誤”承擔責任。3月1日，外交部以大字報形式貼出陳毅給周總理的信作為陳毅的書麵檢查。3月6日，陳毅在外交部“大聯籌”召開的大會上作了檢查，他說：“這張大字報以‘打倒陳毅’的口號作為革命與保守、正確與錯誤的分界線是錯誤的。”又說：“‘打倒陳毅’的口號是根據我的一些錯誤提出的，希望在大字報上簽名的同誌也來揭發我的錯誤。”這就是陳毅為保護自己的部下免受批鬥，在當時的形勢逼迫下所能采取的唯一辦法了，即將“錯誤”招惹來的火力引向自己的胸膛。

   周恩來總理對“91人大字報”的批評，使大字報的發起者們陷入困境，一時難以接受，也發了不少牢騷話，餘湛曾說過：“幫倒忙也是幫忙，總比那些不幫忙的要強呀！”他們弄不清楚，在文化大革命中周恩來總理一直是竭盡全力保護陳毅，而他們保衛陳毅的大字報為什麽卻是犯了“原則錯誤”？他們理解不了大字報是在批判極左思潮怎麽就成了“為右傾翻案”之作？在醞釀寫大字報的過程中，他們早就做好了充分的思想準備，即不懼怕由此而帶來的挨鬥受批。但是對來自他們最敬愛的周總理的批評，使他們感覺到了壓力的沉重和事情的複雜性。他們是周總理親手培養和率領的“文裝解放軍”中的骨幹成員，周總理的話他們是要聽的。於是，餘湛、陳楚、韓敘、趙政一重新聚集在一起，代表大家寫了一份檢查。檢查是在2月25日深夜寫好，連夜抄成大字報。檢查中承認“91人大字報”有“否定一切的傾向”和“原則性的錯誤”，既沒有將“一小撮階級敵人”和從善意出發而喊過“打倒陳毅”的群眾區別開來，“從右的方麵幹擾了外交部和駐外使領館的文化大革命運動。”這份兩千餘字的大字報於2月26日一大早在外交部貼出後又一次引起眾人的關注。

   外交部文化大革命從批極左思潮又轉為批“右傾翻案風”後，前段時間低著頭的造反派們又趾高氣揚起來。91位大字報的簽名者在所屬單位都做了檢查，受到批判。韓敘一連做了10次檢查才算過關。耿飆、黃鎮等26位大使寫的大字報也被列為重點批判對象。而且造反派們認為耿飆、黃鎮等人是“91人大字報”的後台，對他們的批鬥上綱為“耿、黃反黨集團”，在批鬥會上常常喊出“打倒耿、黃反黨集團！”“耿、黃不投降就叫他滅亡！”等口號。造反派在審問黃鎮追查大字報的後台時，黃鎮麵不改色地回答：“就是我和老耿商量著寫的，其他大使同意者簽名，沒有什麽幕後策劃者！”耿飆在回答這個問題時忽悠了造反派們一把。他答道：“策劃人倒是有，但不在幕後！”“在哪裏？他是誰？”造反派們麵露喜色，以為找到了突破口，得到重要材料可以向中央文革小組邀功請賞去了。隻見耿飆不慌不忙地用手指向自己，說：“策劃人就是我呀！”氣得造反派大呼“耿飆不投降就叫他滅亡！”“打倒耿飆！”的口號。造反派在這些軟硬不吃的大使麵前無計可施，於是除了七鬥八鬥、寫檢查及交代材料之外，對這些六十來歲的老人加重懲罰體力勞動的強度。

   我在采訪曾濤夫人朱黎青時，聽她講述了因為大字報而牽連到她女兒工作分配一事：她的三女兒當時是北京航空學院的學生，畢業分配時學院裏的造反派說她父親是“走資派”，是“91人大字報”的後台，不能分配到保密的軍工係統工作。當時學院的工宣隊的隊長是個老工人，他說：“她父親是大使，那‘91人大字報’也是大使寫的，他父親怎麽就成了後台呢？”最後，還是將她女兒分配到西安的一個軍工廠裏工作了。

   麵對所受到的委屈，這批久經沙場的“老兵”經受住了考驗，沒有人出賣自己的“靈魂”。他們堅信，真理一定能夠戰勝謬誤，被顛倒了的是非一定能夠得到重新的確定。隨著時間的推移，91位簽名者發現事情並沒有想象的那麽嚴重而被“打倒”，“官位”並沒有丟，而且工作的重擔越來越重。在耿飆、黃鎮擔任“中共九大中央委員”和毛主席講“我還是喜歡91人的”話之後，戴在91位大字報簽名者及持相同觀點人頭上“為右傾翻案”的帽子終於被摘掉了。這時，他們才逐步理解了周恩來總理的良苦用心。

   在研究史料中可以看出周恩來總理在對待“26位大使的大字報”與“91人大字報”的態度有所不同。周總理對“26位大使的大字報”沒有明確反對，是默許；對“91人大字報”則是嚴厲的批評，這是為什麽呢？在此談些個人見解：第一，參加“26位大使的大字報”和“91人大字報”的參與者當時並不能完全感觸與把握到中國最高層的政治取向和形勢發展的估量，因此時機的因素使得兩份大字報遇到不同的結果。當毛澤東決定將王力、關鋒、戚本禹抓起來時，是想糾正極左思潮造成的太大偏差，這樣“26位大使的大字報”正逢其時；而“91人大字報”卻在機遇上遭遇逆勢，從隨後召開的中共八屆十二中全會和中共九大的動向來看，並未清除與終止極左思潮的影響，反而在政治上、理論上、組織上使極左思潮更加合法化了。站在中國政治最高層的周恩來總理，對這種政治態勢看得一清二楚，他知道一份“91人大字報”並不能擊垮極左思潮，反而會授人於柄。識大勢才能謀大略，所以及時撤回“先鋒部隊”，保存實力，是最明智的做法。第二，周恩來總理出於保護這批幹部而采取批判他們的做法。這句話從邏輯分析上可能會有些矛盾，但從實際效果來看就是如此。如果周恩來總理力保這批幹部的話，在當時的形勢下，一是保不住，二是會使自己處於被動地步。隻有主動讓他們“認錯”，才有機會保存住這批幹部，以備今後隨時將他們放到重要崗位上去。後來的發展證明了這一點。從保薦耿飆、黃鎮為黨中央委員，從重新安排出國的大使，從外交部重要崗位的安排，都是從這批信得過的幹部中選用的。

           

               三、毛澤東笑著說：“我還是喜歡91人的！”

   1971年10月，第26屆聯合國大會通過了恢複中國在聯合國合法席位後，中國迅速組建以喬冠華為團長，黃華為副團長，符浩為秘書長，陳楚、熊向暉、唐明照為成員的中國政府代表團赴聯合國參加大會。在代表團臨動身的前一天，11月8日晚上，毛主席接見了代表團的主要成員。當周恩來總理向毛主席介紹符浩、陳楚時說：“他們兩人是屬於外交部91人的，這次出國，部裏做了政審”，“91人？”毛主席略為思索了一下，記起外交部91人聯名保陳毅的事，便笑著說：“我還是喜歡91人的！”短短的一句話，將扣在91人及持相同觀點的人身上“為右傾翻案的典型”的罪名解脫了。

   我們用“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觀念去分析判斷，用曆史驗證的尺子去衡量，“91人大字報”的大方向是正確的，從始至終貫穿著一個核心主題——保衛陳毅。為什麽這樣評價呢？道理其實非常簡單，所有正確的選擇，事後看來都可能被認為是簡單的，但回到曆史的現場與具體時空，如何選擇恐怕就不是件容易做的事情了。在文化大革命中，別人不敢講的話他們講了，別人不敢做的事他們做了，別人不敢堅持的原則他們堅持了，而且曆史證明了他們是正確的，這就是“91人大字報”的曆史價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