凱爾·斯塔默在巴黎。（照片：Flickr/知識共享）
在政府核心經曆了一段前所未有的動蕩之後，隨著財政部、內政部和外交部的最高級公務員辭職、被解雇或公開批評他們的政治主人，白廳官員們正在期待大選。
工黨獲勝將帶來一定程度的穩定，特別是恢複傳統的白廳價值觀，這增強了他們的希望。所有跡象都表明，基爾·斯塔默領導下的政府非但不會撼動權力走廊，反而會在白廳對保密的沉迷中尋求庇護。
斯塔默政府和白廳的官僚階層將成為天然的盟友，他們有共同的敵人，即開放性，也有共同的盟友，即官方保密及其同病相憐的壓製性立法。
“不負責任的傻瓜”
據廣泛報道，斯塔默與托尼·布萊爾建立了密切的關係，布萊爾在他的回憶錄《旅程》中將其政府的《信息自由法》描述為一個可怕的錯誤。
他寫道：“信息自由：三個無害的詞。我一邊寫著這些文字，一邊想搖頭，直到它消失為止。你個傻冒。你這個天真、愚蠢、不負責任的白癡”。
布萊爾繼續說道：“一旦我認識到這個錯誤的嚴重性，我就會對任何願意傾聽的公務員說——這有點不公平：當我需要漢弗萊爵士時，他在哪裏……你知道你所知道的，你怎麽能這麽做呢？” ，允許我們做這樣的事情，徹底破壞明智的政府嗎？”
斯塔默的新任幕僚長是蘇·格雷（Sue Gray），這位前高級公務員因起草一份有關鮑裏斯·約翰遜和“派對門”的報告而聞名。鮮為人知的是，她在內閣辦公室中反對信息披露和阻止信息自由請求的作用。
這可不是什麽好兆頭。工黨影子內政大臣伊薇特·庫珀 (Yvette Cooper) 對前士兵丹尼爾·卡萊夫 (Daniel Khalife) 從旺茲沃思監獄越獄的下意識反應也沒有。
在未經證實的間諜和恐怖主義炒作指控中，她表示：“我們必須非常認真地對待國家安全”。直到後來，工黨前座議員才提到監獄老化的長期狀況。
與此同時，政府任命的恐怖主義審查員喬納森·霍爾（Jonathan Hall）謹慎地指出，針對哈利夫的案件並不是因為他參與了恐怖主義，而是因為他參與了未指明的間諜活動。
不斷增長的力量
“恐怖主義”和“國家安全”的威脅在日益激烈的氣氛中四處蔓延，並危險地卷入政治。
今年夏天，一名法國出版商在聖潘克拉斯火車站被捕，並被關押了近 24 小時，因為反恐警察詢問了他對法國總統馬克龍的看法以及他參與法國反馬克龍抗議活動的情況。
他是根據《2000 年恐怖主義法》 附表 7被捕的，該法賦予警方廣泛權力，可以在邊境無任何理由搜查人員。
2013 年，同樣的行動時間表還被用來逮捕格倫·格林沃爾德 (Glenn Greenwald) 的合夥人大衛·米蘭達 (David Miranda)，後者幫助揭露了前美國國家安全局承包商愛德華·斯諾登 (Edward Snowden) 披露的對政府通訊總部的廣泛監視。
越來越多的法律（而且預計還會有更多法律）增強了警察逮捕抗議者的權力，以及安全和情報機構批量收集和存儲個人信息的權力。
其中包括被廣泛稱為“窺探者憲章”的《調查權力法》 。英國間諜機構甚至希望放寬旨在限製濫用其持有的個人數據的現有保障措施，以給予他們更多使用人工智能的自由。
《國家安全法》擴大了間諜活動的定義，賦予情報機構更多權力。
大規模監視
《在線安全法案》現已通過所有議會階段，旨在讓情報機構更好地獲取互聯網信息，但該法案卻陷入了爭議。
薩裏大學網絡安全領域經驗豐富的專家兼客座教授艾倫·伍德沃德 (Alan Woodward)警告說：“如果將這些工具交到他們手中，大規模監控幾乎就變得不可避免。[安全部隊]總會認為有一些‘特殊情況’需要他們尋找其他東西。”
“你讓大規模監視幾乎成為必然”
即將離任的生物識別和監控專員弗雷澤·桑普森警告說，新的數據保護法（《數據保護和數字信息法案》）可能會給監控技術帶來“監管不足”。該法律還取消了政府發布監控攝像頭操作守則的要求。
工黨領導層麵臨著反對廣受批評的《公共秩序法》的壓力，該法賦予警察逮捕抗議者的新權力。但它能承受安全機構要求更多權力的無情壓力嗎？
《解密》已經重點報道了影子外交大臣斯塔默和大衛·拉米對美國/英國情報機構的討好。
2012 年，斯塔默辭去皇家檢察署 (CPS) 負責人職務的前一年，倫敦警察廳發表了一份聲明，指控軍情六處和布萊爾的工黨政府串謀引渡利比亞持不同政見者並隨後對其實施酷刑，並稱其情節嚴重“他們現在進行調查符合公共利益”。
到2016年，警方明確表示他們相信他們有足夠的證據進行起訴。但 CPS 表示，沒有足夠的證據來證明這一點。
兩年後，即 2018 年，當時的保守黨政府為“阿卜杜勒·貝爾哈吉及其妻子遭受的令人深感不安和震驚的待遇”道歉，並補充說軍情五處和軍情六處都需要做出“文化”和“行為”改變。
情報失敗
議會情報與安全委員會（ISC）在英國在綁架和引渡英國公民和居民方麵所扮演的角色方麵多次受到情報機構以及工黨和保守黨部長的誤導，特別是當該委員會由高級工黨議員和部長擔任主席時。
變化不大。ISC在其最新報告中表示，由於“英國情報界”未能回應委員會提出的問題，該委員會受到了“嚴重阻礙”。
因此，該委員會補充說，它無法“向公眾或議會提供任何保證，證明情報機構的行動是適當的”。
沒有跡象表明斯塔默幹預了貝爾哈吉的調查，甚至沒有意識到這一點。但作為最終負責安全和情報機構的總理，他可以確保這些機構在未來受到有效的獨立審查。
所有跡象都表明，他將避免這一挑戰，並采取白廳正統的安全選擇，這意味著官方保密，以及隨著警察和間諜權力的增加，他們越來越缺乏問責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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