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一次給國內朋友通話，用的是唐人街的廉價電話卡，通話質量不錯，但還是出現了誤會。我聽朋友問我，是不是在英國打零工？出於對友誼的忠誠，我毫不猶豫地承認了自己在英國有段時間，失業兼創業，還去洗過碗。
問題卻沒有這麽複雜，或者說，這麽簡單。
自我審查到海外
電話聊天繼續。朋友糾正了一下，說不是打零工。我才明白原來朋友隻不過是向我求證，是否加入了一個著名的準宗教團體。
我迅速否認了這點。雖然我一般在求職申請表格中，宗教信仰總是填寫“不便說明”，但是因為來自基督教家庭的背景，我不會加入其它宗教。
但是什麽原因讓朋友，或者朋友的朋友，有這個印象。我猜測可能拜我的專欄和評論文章所賜。它們常常被不同的背景網站轉載，很容易被認為是某種代言，特別是這樣一個隻看標題不看內文的時代。
因此，對於自己種種被解讀的形象和立場，我唯一能做的就是：隨它便。最近因為寫了溫州動車事故，朋友告訴我被轉載很多，一些老鄉都提到了它，於是想起來怎麽在海外談中國的問題。
很多年前，我還在布裏斯托，沉溺於喝大酒的周末愛好。有一位上海中年男，常常加入我們的酒局，老哥處在奔五之年，離妻棄女，在海外一年，與我們一幫小年輕混在一起，常常貢獻早年如何去大學找女大學生的風流逸事，以佐酒興。我們也投桃報李，常常給他一邊打電話，一邊放A片，問他身體上有什麽反應。
即使這樣胡鬧，酒到深處，老哥卻總有幾條底線，始終醉不倒。有一天，他突然對我，自己在海外恪守一條準則：從來不說中國一句壞話。
看著他特別嚴肅的眼神，我沒有問為什麽不說。因為我感覺很多人會有一兩條很獨特，不係統的信念或者趣味，因為這些信念和趣味的存在，他們常常覺得自己的人生和生活至少不是一塌糊塗，或者自己並非一事無成。這樣的信念，我也有。
因此，我覺得把討論引入這樣的話題，就好像有意無意地挖別人的牆角，說不定掉下的磚頭，還砸了自己的頭。這麽多年，我一直記得那位老哥說話時候的神情，眼神精光四射，有種烈士就義的決絕，透出一種無可質疑的人生經驗。
還有讓我一直記在心頭的原因，就是我說了不少關於中國的壞話。
如何不說壞話
不管在哪裏，隻要你還說漢語，寫中文，你躲不開中國這個話題。我在不同階段，都會統計一下自己最近使用中文和英文的比例，至今前者要高出後者很多。甚至，我在洗澡的時候，都會突然問自己，現在你是用中文，還是英文在思考。很遺憾，大概98%的時候，我都是在用中文在想，在構思，在計算。
雖然中文統治著我的思維，但在在海外，至少提供了一個能夠互相比較的視角。不久前，有位朋友約我的稿子，希望談談德國毒黃瓜事件，最好比較談談中外食品安全問題，我當時答應的時候，有點猶豫。
很快，因為事情太多，快兩個月過去了，這篇文章沒有寫出來。我於是寫信道歉，說我很忌憚“中國不行，其他國家也好不到哪裏去”的比較方法。一個政府，一個人，一個國家也好，不能夠這樣比爛，而是應該向善。一點點事情的做成，往往用力十分都不見的有效果，一開始就“比爛”，隻會讓人連做的興頭都沒有。所以我不是很喜歡寫一些有點思辨色彩的淡妝五毛文章。
與比爛相反，自然是比好。其實很簡單，在毒黃瓜事件上，無論在寫作技術上，還是在正常人的邏輯上，我不可能論證出中國在食品安全上，做得比德國好，你能嗎？
在好與爛之間，有一個中間派。最近動車慘劇，一直牽動著我的心境。對於動車或者高鐵比較，在媒體上很熱門。眾聲喧嘩，有理解中國派，有批評中國派，凡是鼓吹理性、建設性的，總是會得到很多讚許，不管說的是否對錯，總是很討人喜歡。相反，激憤之士，常常因為往往先聲奪人，結論下得快，一旦遭到了後續細節的否定，往往被人視為幼稚病。
然而，我的經驗告訴自己，沒有充分透明的事實之前，任何討論，都會變成陷入吹泡泡，頭幾個挺漂亮，但是肥皂水，越吹越稀，最後吹一個破一個。
沒有事實和細節，所謂理性，往往變成了“理性地拍馬屁”，所謂建設性，用在了“建設性吹捧”。現在，我們最缺的就是事實和細節，卻連一個小小的人大聽證會，都不敢召開。
既然躲不開中國，又無力說好話。鑒於目前，中國政府不能隨便得罪，中國人民常常被得罪的實力對比，我打算以後就拿“民族性”開刀，你覺得我可以這麽做嗎？請告訴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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