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政治像個高壓鍋，隻要不冒氣，就不知道壓力多大；即使冒氣了，也不知道裏麵已經亂燉成什麽樣子。最近大陸政論界的多篇雄文，讓習李體製的未來走向，令人充滿了猜測和懸疑。這係列文章包括劉小楓的《今天憲政最大的事難題是如何評價毛澤東》、楊曉青《憲政與人民民主製度誌比較研究》、《解放軍報》的《中國夢的自信在哪裏》、劉亞洲的《堅守神聖的“黨性”》。目前，被諷刺最多的是第三篇，“我們信仰的主義，乃是宇宙的真理”，認為是抄襲偉大的朝鮮主體思想的風格，對此筆者持不同意見。其實，這是一種穿越的早期中國共產主義文風，李大釗時代的特色而已，說不定作者還是一位黨史專家。
四篇之外，還有近期海外配合的文章，兩股氣候都在催生未來的政治生態。不過，筆者最看好一篇《光明日報》上評論，蘇長和先生的《要將西式民主從普世知識降為地方知識》。相對來說，這是一篇學術功底更加紮實，也是很誠實的分析。所謂誠實，是指它對西方民主的分析，基本上都在西方政治教科書裏麵。這誠實在國內被批為五毛之作，隻能說明國內很多政治評論者連基本教科書都沒有讀過。這大概可以解釋，為什麽國內政論界，一邊是喊不醒的裝睡，另一邊卻是扶不起的阿鬥。
四篇之中，筆者認同劉小楓先生提出的問題：如何評價毛澤東？毛澤東，對於中國曆史和文化來說，是一場宿命和劫數。如何評論毛澤東，是中國政治，甚至曆史必須要麵對的問題。在這點上，劉小楓先生顯示了自己當年撰寫《沉重的肉身》和《我們這一代人的怕與愛》的靈光和洞察力，也發展出了他當年並非右派的立場。
假如以毛澤東為切入點，中共在1981年發表的《關於建國以來黨的若幹曆史問題的決議》，可以認為是中共這種雄文話語的經典之作。這部經典作品，奠定了改革開放之後中國政治對話的模式。這種模式的特征就是“我定調，你論證”，類似於八股取士。
然而，隨著曆史資料披露和政治思考深入，關於曆史的官方論斷，無一不遭到挑戰。時至今日，尋找自信，成為定調的技術關鍵，這也是解釋最近大量這些言論出現的社會心理。所以，衣俊卿博士雖然聲譽受損，但是依然備受重視，因為是他在定調問題上，提供了一個關鍵思路：自信。
但是，問題更關鍵並不是自信地辯論，而是辯論方式是什麽。在上述文章中，除了劉小楓先生的談話，其他都是一種自我論證式辯論。這種對話方式，在二十四年前已經有過慘痛的教訓。二十四年前的那場對抗，可以視為一種最為激烈的辯論，雙方都付出了慘痛代價。這場對話之中，強勢一方，依然采取了“我定調，你論證”的八股取士思維，試圖讓不同聲音變成自己的和聲。這個思維也是今天中國官方政治論述中死守底線，特別是“自信”成了辯論姿態之後，成為不能被突破的第一次。
二十四年後的今天，那場政治辯論，其實更應該被更加詳細地回憶，這些對細節的回憶，能夠帶來一種新的對話方式。比如，它最初動機是什麽，反腐，還是民主？它背後的政治較量是什麽？它最終的目標是什麽？
然而，所有這些關鍵問題，在今天的中國政治語境中，變成了禁忌。這導致了中國政治，失去了麵對了鮮活命題的機會，始終在回頭尋找自己舊有的政治資源，依附於已有的政治腔調之上，不斷地循環闡釋。這種缺乏想象力的政治現狀，才會導致今天這樣政治困境：作為現象，政治信號極其複雜；作為政策，政治決策超乎想象；作為結果，政治景觀異常平庸。
中國政治，還有一種很神聖的初次情結。執政的不願意失去第一次，反對的很在乎自己的純潔。他們各自定調，自我論證，卻始終不願意進入到對方的領域半步。這不是一種成熟的現代政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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