老公讀書時，我們住的是學院的房子，那裏就像一個來自世界各國家的大家庭，有著各色各樣的人。樓上是一個bedroom的flat，給沒有小孩的家庭住。樓下是兩個bedroom的flat，給有小孩的家庭住。整個flat圍成一個U型，中間的空地鋪著草坪，有一些給小孩子們玩樂的設備。因為住的都是窮學生們，所以房租非常便宜。好像我們從來也沒買過TV license什麽的。
樓下flat的1號住的是從台灣來的張先生一家。張先生有兩個女兒，一個要考GCSE了，另一個剛剛考完GCSE。聽說學習都挺好的。 張太太每天都樂哈哈的，從來也沒見她發過愁,好像上天永遠對她張開的是一張笑臉似的。也從未見過張太太出去做過一天工，沒事的時候她就和其他鄰居們聊聊天，或者帶女兒去附近的chapel練練鋼琴。張先生是個台獨分子，每每見到大陸來的學者們，他都要宣傳台獨，最後都是不歡而散，所以大陸來的學者們都不喜歡他。不知道是因為年齡差距較大，還是因為老公不喜歡台獨分子的緣故，我似乎沒和他們家說過什麽話。
和我們走的比較近的是一家蘇聯人。我們經常在一起聊天，蘇聯太太（伊蓮娜）教我怎麽做cake。我最喜歡看他們的照片，IRA非常有藝術細胞，照片照的非常美，一件平常不過的小東西，被她攝進鏡頭後就大不一樣了。蘇聯人真是會enjoy life，每月和我們家一樣的收入，到了月底他們就會把錢花的一分不剩。而且也不知道IRA哪裏弄來的信息，找到免費學英語，看牙醫的地方。IRA和老公是在蘇聯全國優秀學生夏令營認識的。 那時伊蓮娜的老公已經有了女朋友，伊蓮娜的老公找伊蓮娜是幫忙給他女朋友買禮物的，後來伊蓮娜不知道怎麽就取代了他的女朋友。據伊蓮娜講，蘇聯人很喜歡法國文化，過去的蘇聯貴族會講法語是一種時尚。不知道是因為語係相近的緣故還是什麽，他們學英語似乎要比我們容易些。伊蓮娜的老公吹牛說，他喝醉酒後，可以speak perfect English。因為我和伊蓮娜關係好，鄰居們開玩笑的說，你們應該一起要小孩，晚上在窗台上burn candles 作為信號。
說到鄰居們，最值得一提的人是安娜。安娜是college的熱心人，知道有新鄰居搬來後，她就會主動敲敲門，介紹她自己是安娜，如果有什麽困難她可以幫忙。如果新鄰居願意的話，她就領著新鄰居四處轉轉，show給新鄰居學院的洗衣房，common room，sports center 等等一些地方。安娜是個澳大利亞人，繼母對她不好，所以她很早就去了日本學日語，在日本認識了她的日本老公。安娜的女兒是我見到的最漂亮的女孩，黑黑的頭發，白白的皮膚，長長的眼毛，高高的鼻梁，可以說是她繼承了東西方人的所有優點。平時和我們在一起，安娜與女兒講英語，有陌生人在時，她就用日語和女兒交談。安娜像個日本媳婦一樣體貼入微地照顧她的日本老公。平日沒事她就領著女兒東家串到西家，頗有點中國街道熱心大媽的味道。剛來英國時，英語非常爛，那時最怕的就是安娜來敲門。雖然在國內上學時，學校也請過外教給我們上口語課，但不知道為什麽學的東西好像到了真槍實彈的時候就一點用都沒了。開始時安娜說上一個小時我也聽不懂幾句，後來慢慢的就可以和她聊上幾句了。因為她懂日語，所以每當我們無法用英語表達清楚的時候，就來點漢字。安娜還給我講，手紙兩字在日語是通信的意思。曾經一個日本人跟他的中國朋友表示要保持聯係，就寫下手紙兩字。他的中國朋友以為他要手紙，就告訴他去廁所。安娜常常說英國人很看不起澳大利亞人，認為他們都是流放的犯人。安娜也常常抱怨他們一家人出國度假，老公和她的女兒不需要辦簽證，可她就得辦簽證。安娜雖然對我們很好，可是對她的澳大利亞老鄉似乎不感冒，很少見到他們說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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