這是我們網站（www.talktone.co.uk）最新的分析。簡單說一下，我們的分析基本上都是在國內買去發表的。這篇轉貼在這裏，請各位在英國生活多年的朋友，多拍磚頭，提高我們的分析能力。也是回應一位朋友對選舉帶來的結果的擔憂。
政黨輪替後的英國教育改革
[導言] 英國民主選舉導致的政策變化，朝三暮四多過朝秦暮楚。
6、7月的英國政壇，被這樣一個故事所主宰：一個被教育改變了命運的保守黨人，試圖改變英國教育。這個人就是英國現任教育大臣邁克·高夫（Michael Gove）。
現年43歲的高夫，是首相卡梅倫牛津時代的同學，也是卡梅倫邁向權力巔峰之路上核心團隊的成員。與首相卡梅倫、財政大臣奧斯本等保守黨高層的上流社會家庭背景不同，高夫出身貧寒，從小被人收養，通過不懈努力才成為記者、作家，以及百萬富翁。
和很多英國全國性政客一樣，高夫也來自蘇格蘭。1967年他出生在蘇格蘭首府愛丁堡，僅僅4個月大，就被阿伯丁的一戶漁民收養。阿伯丁是蘇格蘭第三大城市，當地居民靠1970年代發現的北海石油紛紛致富，可高夫的養父母家境極為一般，養父出海打魚，養母在阿伯丁大學的實驗室幫忙。高夫最早被送到公立學校讀書，憑獎學金進入了蘇格蘭一家著名私校，最終在1985年考進牛津大學攻讀英國文學。在牛津，高夫擔任過牛津辯論會（Oxford Union，不同於學生會，它是一個比學生會曆史更悠久，更有政治含金量的社團）的主席。
有趣的是，大學時代的高夫傾向於工黨。1980年代的風氣也的確如此，撒切爾夫人雖在曆史評價中風光無限，但在當時日複一日的政治纏鬥中，她其實最為焦頭爛額。反對保守黨，是當時青年學生的主流，高夫也不例外。大學畢業之後，高夫曾想進宗教界，去教堂工作，也嚐試過申請保守黨中央黨部研究室的職位，然而他的出身和過去的政治立場令他與上述崗位無緣。很快高夫發現媒體更適合自己，他從阿伯丁地方報紙起家，很快進入英國全國性高端媒體，在紙媒和電視媒體上大顯身手，曆經《泰晤士報》、《旁觀者》、BBC、Channel 4等媒體。在政治上，他曾為保守黨二號人物帕提洛（Michael Portillo）寫傳記，研究熱點政治問題，比如北愛衝突，後還曾出任右翼智庫領導。和很多保守黨高層一樣，高夫年紀輕輕就進入了百萬英鎊富翁的行列。2005年，高夫成功當選議員，2010年出任教育大臣。
高夫的故事，在英國的“60後”家世平凡成功人士中頗有代表性。在高夫的基礎教育中，從公立學校轉到私立學校，是一個關鍵點。需要指出的是，高夫所在的蘇格蘭教育係統與英格蘭不同，但有一點是共同的：教育改變命運。高夫求學時，英格蘭中小學正處於改革的動蕩中，而現在高夫要發起另一場中小學教育改革。簡單地說，他要讓家長和校長獲得更多管理學校的權力，這也就意味著中小學在選擇學生上有更大的自主權。此外，高夫的改革提出了很吸引眼球的概念“自由學校”（free school），它類似於中國私塾，可以讓有經驗的教師向政府申請資助，成立學校。這兩項改革舉措，是有錢的親保守黨家長樂見其成的。
中小學教育改革，是戰後以來主導大選的關鍵議題。毫不誇張地說，中小學教育改革的重要性，僅次於經濟和NHS（國民健康係統）政策。英國教育體係包括學前教育、中小學教育、高等教育、成人教育等層麵。在高等教育層麵，所有大學都接受國家資助，可操刀的空間很小，而中小學教育則不同，特別是中學，英國的私立中學非常發達，而中學教育可以影響一個人未來在高等教育中的位置，上好大學，還是差大學，因此對於中小學教育改革的爭論變得異常激烈。
文法學校改革的曆史陰影
簡單地說，文法學校（grammar school）的廢立，是英國中學教育改革的症結。文法學校，在英國曆史上以教授拉丁語等古典語言課程而著稱，注重學生的智力和知識拓展。二戰以前，英國中學的管理權在地方政府和地方團體手中，中產階級以上人家才接受中學教育，從而進入大學。文法學校保證了中產以上階級對社會流動的控製。一直到1964年之前，英國中學都采用一種叫三方係統（Tripartite System）的結構。所謂的三方係統，就是指文法學校、技術中學和職業中學三類，其中文法學校繼承了曆史上文法學校的教學和自主招生傳統，而後兩者並沒有得到足夠的社會力量和政府財政支持。
然而從1949年開始，另外一種類型中學——綜合學校（comprehensive school）在試點中起步，這是工黨福利國家概念的一個體現。中央政府出錢資助學校，也就意味著中央政府掌管了學校管理權，目的是普及中學教育，擴大工人階級子女入學率，降低傳統文法學校門檻，甚至讓文法學校改製為綜合學校。其負麵結果，綜合學校的普及降低了平均教育水準，背後的利益爭奪則是，未來進入大學采取什麽樣的標準？倘若大學教育慢慢變成一種通才教育，那麽牛津、劍橋一類的大學，也會逐漸失去精英教育的統治地位。
綜合學校與文法學校之爭，核心之一在於教學方法上。前者強調普及教學，不偏科，但教得淺；後者偏重因材施教，根據學生不同能力，進行分科教育，類似於中國的文理分科，這種觀念為傳統的英國人，特別是保守派人士所接受。其次，綜合學校采取就近入學和標準化考試，學校領導不能對學生的背景進行挑剔。這使得一批並不聰明的中產階級孩子失去了家庭背景的蔭蔽，失去了接受優秀教育的機會。
上世紀60-70年代，工黨主政時期，政府甚至發起了一場近乎強迫性的文法學校改製運動。1964年工黨上台，教育大臣克洛斯蘭最有名的一句話，“我要做的最後一件事，就是把在英格蘭、威爾士、北愛的那些操他媽的文法學校都給毀了”。隨著1980年代撒切爾夫人上台，改製受到批評，但是保守黨政府也無力製止這個潮流。時至今日，當年一些老牌的文法學校，淪為了表現一般的公立學校，成為一批保守人士心頭永遠的痛。
新工黨教改，改革了自己
1997年，伴隨著“第三條道路”、“知識經濟”、“全球化”等現在大家耳熟能詳的詞語，布萊爾和他領導的工黨重新獲得了英國的合法執政地位。“教育、教育、教育”，這個布萊爾式的口號，向人們展示了英國工黨政府將教育視為重中之重，當成是本黨鹹魚翻身的利器。
1997年後的英國政府，意識到了人力資本對於英國在全球化背景下的競爭力至關重要。計算機、生物科學、通訊技術、微電子、金融等高尖端領域的出現，使傳統意義上的工業經濟失去了引領世界潮流的資本。布萊爾意識到，英國要保持在世界經濟中的話語權，就必須加大對人力資本的投入。換句話說，隻有通過教育，才能達到這一目標。2007年接替布萊爾上台的布朗，雖飽受全球金融危機的困擾，卻仍加大了對於公共服務的投入，其中當然包括深受工黨政府重視的教育領域。
英國政府在教育改革中運用了“新自由主義”的理念，強調“個人主義”，“選擇性和自由性”，“平等的機會，而非平等的結果”，以及“社會辦學和公民自治的重要性”。熟悉英國政黨曆史的讀者們都明白，1997年前的英國工黨所持有的傳統“社會民主主義”理念，強調國家提供所有的教育服務，教育全免費，不準私有機構進入教育領域，資金投入也由政府全部買單。新工黨的教育理念對於過去是一個自我革新。
在具體的政策措施方麵，1997年後的英國政府推進教育改革的具體特點為：第一，接受1979-1997年保守黨政府所推出的全國統一課程改革，在此基礎上，更加強調提高中學生的“語言能力”和“數學能力”，此外，用於教師培訓的全國統一課程基本維持不變；第二，通過市場化和“專業學校”的機製，使得對於學校的選擇更加多樣化；第三，把學校更多地交給私有化機構經營，特別是“表現差”的學校，將由政府主持，由私有機構接替管理；第四，強調學校的質量考核，並建立一係列的考核與監督機製；第五，注重實用的職業教育。
雖然工黨政府一直強調要給予教育更多的財政傾斜，然而英國北安普頓大學的大衛·赫爾博士在一項研究報告中指出，工黨政府對於教育並沒有更多的財政投入，而隻是流於政策言論。另外，工黨政府教育改革所推行的“新自由主義”方式，使教育由傳統的國家主導轉變為社會積極參與。工黨政府更為強調了私有部門、第三方機構、誌願性團體以及公民共同經營學校。例如，在工黨政府2001年推出的“教育行動區域”中，地方政府不再提供主要的教育服務，而轉由上述部門、機構及公民共同參與。
有趣的是，工黨政府雖然一方麵不斷強調利用市場和社會力量辦學，但另一方麵卻給這些機構強加了許多來自中央政府的控製，例如，設置出一係列的以目標和績效為考核標準的監督機製。工黨政府主要是通過由財政部創立的“公共服務協議”來對各個非政府機構進行監督。
教育改革，不會朝秦暮楚
經曆了13年的新工黨教育改革，“第三條道路”上的教育改革引入了社會力量，卻又加大了國家監管。關鍵的教育質量問題，引發了社會擔憂。2010年大選後，新首相卡侮倫指責工黨政府是一個“控製欲極強的怪物”，扼殺了社會力量與公民的積極性，並立誓要重建一個以非政府機構為主導的“大社會”治理機製。
那麽“大社會”理念下的教育改革，也就是高夫主導的教育改革，是不是要推倒一切重來，或者說，提出一套與新工黨完全不同的理念和政策來呢？這引發了一個問題：在政府由民選產生的國家裏，政策如何保持延續性，權力交接會不會導致社會發展的朝秦暮楚？這是很多試圖民主化的國家中普遍存在的疑問。
在英國選舉中，這個問題一般是這樣操作的：第一，政府部門長官由黨派的議員出任，但是具體的執行交給獨立的公務員階層，後者至少需要吃透兩大黨的政策方案，以備大選結果的變化；第二，作為政策方案的提供者，不同政黨可能在意識形態、價值觀方麵有著不同的取向，但是也不能夠否認，它們對於社會問題能夠達成一定程度的共識，尤其是在執政之後，議會公開的辯論製度，看似造成了決策的分裂、效率低下，實際上給問題的認知和解決，提供了充分透明的空間。英國議會的辯論，很快會在媒體、社會、專業團體中出現，而多重討論的結果，常常使最終方案上出現互相妥協和吸納的折衷。
撒切爾夫人時代開始的中小學教育改革，提供了一個非常有趣的例子。從布萊爾政府的“新自由主義”教育改革思路，到卡梅倫政府的“大社會”思路，英國政府對於教育的改革有其連續性和一致性。當然，這從學術的角度上看，是一種曆史製度主義的作用結果。1979-1997年撒切爾夫人對於英國政治、經濟、福利體製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其也直接影響到了對教育的改革。1997年工黨政府執政後，傳統的左右意識形態的分歧已經不再那麽明顯，保守黨和工黨都在往中間路線靠近，國家和市場的分界線也越來越模糊。
1997年的工黨政府，已經在一定程度上，非常重視非政府成員，包括私有機構、第三方成員、誌願性團體以及公民在教育改革中的重要性。工黨政府認為，隻有給予非政府成員更多的權力才能實現教育的多樣化與可選擇性，才能更適應全球經濟的發展。筆者認為，政府對非政府成員進行監管是其義不容辭的責任，沒有政府的協調和監管，非政府成員將不能充分地發揮其自主性的作用，在這裏，政府監管與非政府成員的自治性是相輔相成的。
2010年卡侮倫政府又一次提出了“大社會”理念下的教育改革，老調重談地提到了繼續發揮非政府成員的作用，讓家長進入到學校的自治管理機構中，決定每個學校的課程設置、班級學生數量等議題。
然而，筆者相信，隨著時間的推移，保守黨和自民黨所組成的聯合政府，會慢慢發現政府在教育改革中所處的特殊重要位置：對於非政府成員的監管可以避免資源重複和浪費，保證非政府成員提供教育這個公共產品的可持續性。也許保守黨的“大社會”理念，又將會是另一個“新自由主義”，改革隻不過是，不同黨派在玩耍政治時所拋出的不同“政治語言”。這場看似朝秦暮楚的大手術，也許僅僅是一次換湯不換藥的小調整。
政黨輪替後的英國教育改革
[導言] 英國民主選舉導致的政策變化，朝三暮四多過朝秦暮楚。
6、7月的英國政壇，被這樣一個故事所主宰：一個被教育改變了命運的保守黨人，試圖改變英國教育。這個人就是英國現任教育大臣邁克·高夫（Michael Gove）。
現年43歲的高夫，是首相卡梅倫牛津時代的同學，也是卡梅倫邁向權力巔峰之路上核心團隊的成員。與首相卡梅倫、財政大臣奧斯本等保守黨高層的上流社會家庭背景不同，高夫出身貧寒，從小被人收養，通過不懈努力才成為記者、作家，以及百萬富翁。
和很多英國全國性政客一樣，高夫也來自蘇格蘭。1967年他出生在蘇格蘭首府愛丁堡，僅僅4個月大，就被阿伯丁的一戶漁民收養。阿伯丁是蘇格蘭第三大城市，當地居民靠1970年代發現的北海石油紛紛致富，可高夫的養父母家境極為一般，養父出海打魚，養母在阿伯丁大學的實驗室幫忙。高夫最早被送到公立學校讀書，憑獎學金進入了蘇格蘭一家著名私校，最終在1985年考進牛津大學攻讀英國文學。在牛津，高夫擔任過牛津辯論會（Oxford Union，不同於學生會，它是一個比學生會曆史更悠久，更有政治含金量的社團）的主席。
有趣的是，大學時代的高夫傾向於工黨。1980年代的風氣也的確如此，撒切爾夫人雖在曆史評價中風光無限，但在當時日複一日的政治纏鬥中，她其實最為焦頭爛額。反對保守黨，是當時青年學生的主流，高夫也不例外。大學畢業之後，高夫曾想進宗教界，去教堂工作，也嚐試過申請保守黨中央黨部研究室的職位，然而他的出身和過去的政治立場令他與上述崗位無緣。很快高夫發現媒體更適合自己，他從阿伯丁地方報紙起家，很快進入英國全國性高端媒體，在紙媒和電視媒體上大顯身手，曆經《泰晤士報》、《旁觀者》、BBC、Channel 4等媒體。在政治上，他曾為保守黨二號人物帕提洛（Michael Portillo）寫傳記，研究熱點政治問題，比如北愛衝突，後還曾出任右翼智庫領導。和很多保守黨高層一樣，高夫年紀輕輕就進入了百萬英鎊富翁的行列。2005年，高夫成功當選議員，2010年出任教育大臣。
高夫的故事，在英國的“60後”家世平凡成功人士中頗有代表性。在高夫的基礎教育中，從公立學校轉到私立學校，是一個關鍵點。需要指出的是，高夫所在的蘇格蘭教育係統與英格蘭不同，但有一點是共同的：教育改變命運。高夫求學時，英格蘭中小學正處於改革的動蕩中，而現在高夫要發起另一場中小學教育改革。簡單地說，他要讓家長和校長獲得更多管理學校的權力，這也就意味著中小學在選擇學生上有更大的自主權。此外，高夫的改革提出了很吸引眼球的概念“自由學校”（free school），它類似於中國私塾，可以讓有經驗的教師向政府申請資助，成立學校。這兩項改革舉措，是有錢的親保守黨家長樂見其成的。
中小學教育改革，是戰後以來主導大選的關鍵議題。毫不誇張地說，中小學教育改革的重要性，僅次於經濟和NHS（國民健康係統）政策。英國教育體係包括學前教育、中小學教育、高等教育、成人教育等層麵。在高等教育層麵，所有大學都接受國家資助，可操刀的空間很小，而中小學教育則不同，特別是中學，英國的私立中學非常發達，而中學教育可以影響一個人未來在高等教育中的位置，上好大學，還是差大學，因此對於中小學教育改革的爭論變得異常激烈。
文法學校改革的曆史陰影
簡單地說，文法學校（grammar school）的廢立，是英國中學教育改革的症結。文法學校，在英國曆史上以教授拉丁語等古典語言課程而著稱，注重學生的智力和知識拓展。二戰以前，英國中學的管理權在地方政府和地方團體手中，中產階級以上人家才接受中學教育，從而進入大學。文法學校保證了中產以上階級對社會流動的控製。一直到1964年之前，英國中學都采用一種叫三方係統（Tripartite System）的結構。所謂的三方係統，就是指文法學校、技術中學和職業中學三類，其中文法學校繼承了曆史上文法學校的教學和自主招生傳統，而後兩者並沒有得到足夠的社會力量和政府財政支持。
然而從1949年開始，另外一種類型中學——綜合學校（comprehensive school）在試點中起步，這是工黨福利國家概念的一個體現。中央政府出錢資助學校，也就意味著中央政府掌管了學校管理權，目的是普及中學教育，擴大工人階級子女入學率，降低傳統文法學校門檻，甚至讓文法學校改製為綜合學校。其負麵結果，綜合學校的普及降低了平均教育水準，背後的利益爭奪則是，未來進入大學采取什麽樣的標準？倘若大學教育慢慢變成一種通才教育，那麽牛津、劍橋一類的大學，也會逐漸失去精英教育的統治地位。
綜合學校與文法學校之爭，核心之一在於教學方法上。前者強調普及教學，不偏科，但教得淺；後者偏重因材施教，根據學生不同能力，進行分科教育，類似於中國的文理分科，這種觀念為傳統的英國人，特別是保守派人士所接受。其次，綜合學校采取就近入學和標準化考試，學校領導不能對學生的背景進行挑剔。這使得一批並不聰明的中產階級孩子失去了家庭背景的蔭蔽，失去了接受優秀教育的機會。
上世紀60-70年代，工黨主政時期，政府甚至發起了一場近乎強迫性的文法學校改製運動。1964年工黨上台，教育大臣克洛斯蘭最有名的一句話，“我要做的最後一件事，就是把在英格蘭、威爾士、北愛的那些操他媽的文法學校都給毀了”。隨著1980年代撒切爾夫人上台，改製受到批評，但是保守黨政府也無力製止這個潮流。時至今日，當年一些老牌的文法學校，淪為了表現一般的公立學校，成為一批保守人士心頭永遠的痛。
新工黨教改，改革了自己
1997年，伴隨著“第三條道路”、“知識經濟”、“全球化”等現在大家耳熟能詳的詞語，布萊爾和他領導的工黨重新獲得了英國的合法執政地位。“教育、教育、教育”，這個布萊爾式的口號，向人們展示了英國工黨政府將教育視為重中之重，當成是本黨鹹魚翻身的利器。
1997年後的英國政府，意識到了人力資本對於英國在全球化背景下的競爭力至關重要。計算機、生物科學、通訊技術、微電子、金融等高尖端領域的出現，使傳統意義上的工業經濟失去了引領世界潮流的資本。布萊爾意識到，英國要保持在世界經濟中的話語權，就必須加大對人力資本的投入。換句話說，隻有通過教育，才能達到這一目標。2007年接替布萊爾上台的布朗，雖飽受全球金融危機的困擾，卻仍加大了對於公共服務的投入，其中當然包括深受工黨政府重視的教育領域。
英國政府在教育改革中運用了“新自由主義”的理念，強調“個人主義”，“選擇性和自由性”，“平等的機會，而非平等的結果”，以及“社會辦學和公民自治的重要性”。熟悉英國政黨曆史的讀者們都明白，1997年前的英國工黨所持有的傳統“社會民主主義”理念，強調國家提供所有的教育服務，教育全免費，不準私有機構進入教育領域，資金投入也由政府全部買單。新工黨的教育理念對於過去是一個自我革新。
在具體的政策措施方麵，1997年後的英國政府推進教育改革的具體特點為：第一，接受1979-1997年保守黨政府所推出的全國統一課程改革，在此基礎上，更加強調提高中學生的“語言能力”和“數學能力”，此外，用於教師培訓的全國統一課程基本維持不變；第二，通過市場化和“專業學校”的機製，使得對於學校的選擇更加多樣化；第三，把學校更多地交給私有化機構經營，特別是“表現差”的學校，將由政府主持，由私有機構接替管理；第四，強調學校的質量考核，並建立一係列的考核與監督機製；第五，注重實用的職業教育。
雖然工黨政府一直強調要給予教育更多的財政傾斜，然而英國北安普頓大學的大衛·赫爾博士在一項研究報告中指出，工黨政府對於教育並沒有更多的財政投入，而隻是流於政策言論。另外，工黨政府教育改革所推行的“新自由主義”方式，使教育由傳統的國家主導轉變為社會積極參與。工黨政府更為強調了私有部門、第三方機構、誌願性團體以及公民共同經營學校。例如，在工黨政府2001年推出的“教育行動區域”中，地方政府不再提供主要的教育服務，而轉由上述部門、機構及公民共同參與。
有趣的是，工黨政府雖然一方麵不斷強調利用市場和社會力量辦學，但另一方麵卻給這些機構強加了許多來自中央政府的控製，例如，設置出一係列的以目標和績效為考核標準的監督機製。工黨政府主要是通過由財政部創立的“公共服務協議”來對各個非政府機構進行監督。
教育改革，不會朝秦暮楚
經曆了13年的新工黨教育改革，“第三條道路”上的教育改革引入了社會力量，卻又加大了國家監管。關鍵的教育質量問題，引發了社會擔憂。2010年大選後，新首相卡侮倫指責工黨政府是一個“控製欲極強的怪物”，扼殺了社會力量與公民的積極性，並立誓要重建一個以非政府機構為主導的“大社會”治理機製。
那麽“大社會”理念下的教育改革，也就是高夫主導的教育改革，是不是要推倒一切重來，或者說，提出一套與新工黨完全不同的理念和政策來呢？這引發了一個問題：在政府由民選產生的國家裏，政策如何保持延續性，權力交接會不會導致社會發展的朝秦暮楚？這是很多試圖民主化的國家中普遍存在的疑問。
在英國選舉中，這個問題一般是這樣操作的：第一，政府部門長官由黨派的議員出任，但是具體的執行交給獨立的公務員階層，後者至少需要吃透兩大黨的政策方案，以備大選結果的變化；第二，作為政策方案的提供者，不同政黨可能在意識形態、價值觀方麵有著不同的取向，但是也不能夠否認，它們對於社會問題能夠達成一定程度的共識，尤其是在執政之後，議會公開的辯論製度，看似造成了決策的分裂、效率低下，實際上給問題的認知和解決，提供了充分透明的空間。英國議會的辯論，很快會在媒體、社會、專業團體中出現，而多重討論的結果，常常使最終方案上出現互相妥協和吸納的折衷。
撒切爾夫人時代開始的中小學教育改革，提供了一個非常有趣的例子。從布萊爾政府的“新自由主義”教育改革思路，到卡梅倫政府的“大社會”思路，英國政府對於教育的改革有其連續性和一致性。當然，這從學術的角度上看，是一種曆史製度主義的作用結果。1979-1997年撒切爾夫人對於英國政治、經濟、福利體製進行了大刀闊斧的改革，其也直接影響到了對教育的改革。1997年工黨政府執政後，傳統的左右意識形態的分歧已經不再那麽明顯，保守黨和工黨都在往中間路線靠近，國家和市場的分界線也越來越模糊。
1997年的工黨政府，已經在一定程度上，非常重視非政府成員，包括私有機構、第三方成員、誌願性團體以及公民在教育改革中的重要性。工黨政府認為，隻有給予非政府成員更多的權力才能實現教育的多樣化與可選擇性，才能更適應全球經濟的發展。筆者認為，政府對非政府成員進行監管是其義不容辭的責任，沒有政府的協調和監管，非政府成員將不能充分地發揮其自主性的作用，在這裏，政府監管與非政府成員的自治性是相輔相成的。
2010年卡侮倫政府又一次提出了“大社會”理念下的教育改革，老調重談地提到了繼續發揮非政府成員的作用，讓家長進入到學校的自治管理機構中，決定每個學校的課程設置、班級學生數量等議題。
然而，筆者相信，隨著時間的推移，保守黨和自民黨所組成的聯合政府，會慢慢發現政府在教育改革中所處的特殊重要位置：對於非政府成員的監管可以避免資源重複和浪費，保證非政府成員提供教育這個公共產品的可持續性。也許保守黨的“大社會”理念，又將會是另一個“新自由主義”，改革隻不過是，不同黨派在玩耍政治時所拋出的不同“政治語言”。這場看似朝秦暮楚的大手術，也許僅僅是一次換湯不換藥的小調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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