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明王朝1566》（全名《大明王朝1566嘉靖與海瑞》）被評為中國政治劇第一名，空前絕後。政治劇是一類戲說政治，以權鬥獲得觀眾的劇類，國外有美劇《紙牌屋》，英劇《大臣》等，國內以當前政治為題材有《人民的名義》等。但中國用時下政治說事的很少，倒是以古喻今的不少，《雍正王朝》《走向共和》和《大明王朝1566》被譽為前三名。
政治劇不是類似與《甄嬛傳》，《慶餘年》等娛樂劇，而是以政治權鬥為主線的，觀眾也多為有一定思想深度的熱愛政治的人。即使是寫古代的事，也有政治風險。以上三部劇都掀起過不同程度的風波，《走向共和》被剪輯和限播了。而《大明》幹脆首播撲街，由於其敘事節奏沉鬱、政治隱喻深奧，並不符合當時衛視主流觀眾對“娛樂化”的需求，導致收視率未達預期。2008首播之後，該劇因版權及政治原因，在電視屏幕上消失了近十年之久。 直到 2017年，該劇版權被優酷買下並重新修複上線，才憑借其極高的藝術水準在互聯網時代爆紅，完成了從“棄子”到“神作”的口碑逆襲。但其後還是被限製，隻在少數關心政治的人中流行。
《大明》的時代背景是明朝嘉靖年間。嘉靖皇帝朱厚熜，就是那個早年因為要采陰（吸食處女的陰水），差點被宮女們勒斃的那個。劇中的嘉靖二十年不上朝（他當政45年），長期居住在“玉熙宮”修煉道教，追求長生不老。雖然他不露麵，但通過掌控特務機構（錦衣衛）和內閣，牢牢把控著大明的最高權力。
嘉靖年間，明朝在走下坡路。這很大程度源於明朝製度中存在嚴重的稅收漏洞，即士紳優免製度：文官（士紳），隻要考上功名（進士、舉人，甚至秀才），就可以免除一定數額的賦稅和勞役。王家（皇室宗親），包括散布全國的藩王和外戚不僅享有巨額財政撥款（歲祿），他們名下的土地（莊田）是完全不交稅的。隨著士紳和宗室人口的膨脹，不納稅的“黑洞”越來越大。
正因為官員和王家不交稅，普通的自耕農為了生存，產生了一種極端的避稅手段——投獻。 農民將自己的土地“獻”給有功名的官員或王府，名義上土地歸對方，自己變為佃農。對農民來說，給地主交的地租往往比交給官府的沉重賦役（尤其是無休止的徭役）要“穩定”一些；對權貴來說，這是不費吹灰之力擴大地產。另外，官家和王家也利用各種機會兼並土地。後果就是，越來越多的土地在名義上變成了“免稅地”，導致國家能夠征稅的基數逐年萎縮。
當國家財政入不敷出時，政府並不敢輕易觸碰特權階層的利益，而是采取了以下手段：既然能收稅的土地變少了，那剩下的還沒“投獻”的自耕農就要承擔全部的稅額。這導致了“越窮的人稅越重”。折色與折變， 像劇中的“改稻為桑”，本質上就是官府為了增加財政收入（通過絲綢外貿白銀），不惜破壞民生基礎，強製改變土地用途。 官員們在代收國家賦稅時，還會額外收取出“耗羨”（如火耗費、加耗），這些額外盤剝往往是正稅的數倍。
在嘉靖年間，還有一個特殊的弊政來源——內帑（皇帝私房錢）與國庫的分離。嘉靖皇帝修道、修宮殿，用的是內帑。當內帑沒錢時，他會授意太監（司禮監）和嚴黨去弄錢。嚴黨為了討好皇帝，必然會向下層極限施壓。這就形成了：皇帝要修仙 -> 嚴黨要搞錢 -> 地方官要兼並 -> 百姓被盤剝流亡的惡性循環。
這種“特權階層不納稅 + 土地兼並 + 財政壓力向下轉嫁”的結構，是明朝所有弊政的總根源，造成軍事衰弱，基層崩潰，內耗嚴重。
本劇基本劇情：由於嘉靖長期修道、揮霍無度，加之嚴嵩父子把持朝政二十年，導致國庫極端空虛。為了彌補財政赤字，內閣推行“改稻為桑”國策，試圖通過增加絲綢出口換取白銀。嚴黨官員在浙江強行推行政策，不惜“毀堤淹田”製造災民，引發基層巨震。以徐階、張居正為首的“清流”勢力借機反擊，試圖扳倒嚴黨，雙方在“弄錢”與“倒嚴”之間展開了高智商的生死較量。 淳安知縣海瑞作為“孤臣”介入，他不僅對抗貪官，更將矛頭直指問題的終極核心——皇帝。 嚴黨倒台、但苛政如前，海瑞以《治安疏》挑戰皇權。最後由於海瑞無可挑剔的清官人設，嘉靖隻能釋放海瑞，在駕崩前授意繼承人施行新政，重用海瑞。
從權術的角度，嘉靖的手腕是：享受權力，但不承擔責任。按權力的契約，領導下達明確的指令，下屬如果按照指令執行，效果好，上下同利；效果不好，則是領導的責任。如果下屬沒有按照上級的指示幹，那是下屬的責任。但嘉靖不是，他二十年不上朝，經常以啞謎的方式發令，經常閉關打坐，自作神仙。如果下屬執行的效果不好，就全怪罪於下屬理解不確切，好了，當然功在君父！
嚴嵩所以能專寵20餘年，就是他善於猜啞謎，一旦事辦得出了副作用，如激起民變官變，他出手狠，能用暴力彈壓下去，從來不把矛盾上交給皇帝。所以，雖然他貪點錢，嘉靖也能容忍，但為了製約他，他另一方麵又保著清流。嚴嵩之敗，並不是海瑞的功勞，而是嘉靖需要平衡兩派，需要稀釋嚴嵩派了。他本來希望再培養一個新嚴嵩，但可惜一個好奴才也是很難找的。徐階，陳洪或太柔，或太剛，所以嘉靖在局勢失控時，常常感慨，如果嚴嵩在就好了！
海瑞是個很獨特的現象，他能起作用，還要依賴於明朝政治體製中的文官製度。為什麽叫文官體製，不叫武官，宦官，錦衣衛官體製？因為明朝的文官必須經過一個必需的步驟，科舉，即使也有些官家子弟當官的，但他們也是有高考成績的，進入這一體製的是士大夫，是君子，具有不可剝奪的尊嚴和抱負。而武官的考試很簡單，更重要的是依靠武功和背景，宦官和錦衣衛雖然權高勢重，這些人都不為文官們看得起。這就像本朝李克強的那張文憑是硬榜榜的，而今上那張博士文憑都不好意思拿出來，張文宏是科學家，而懟他的高強是宦官。不一樣的！
從漢朝起，就出現了一個士大夫階層。到隋唐的科舉製度後，官員的一部分都是科舉的成功者。到了明朝，朱元璋嚴重打擊了功勳階層，也廢除了宰相這一CEO ，這樣，幾乎100%的官僚階層，都是科舉出身的。朱元璋把政府工作人員分成官和吏兩組，吏是幹活的，幾乎沒有可能當官，官是可以升遷的。這和現代軍隊裏的軍官和士官類似，士官永遠是兵，無法升遷。
明朝的體製，與其說是個法製社會，不如說是個德製社會。所謂法製，就是整個社會依據法律條文行事，有爭議了，就掐條文。德製呢？出現爭議了，就掐道德！
明朝的官員們都是一個模子培養出來的，對忠義仁孝的定義爛熟於胸，有非常整齊劃一 的道德觀念。以德治國，有一定的可行性，因為德的要求，是先賢提出來的，不需要像美國製定憲法那樣，十幾個州的議員爭論幾年。而先賢之言是無可爭議的公理，是“聖經”；因為有幾百萬的中舉和未中舉的讀書人，再通過他們把德的要求普及到全社會，人人對德的要求口述能詳，不像法律，隻有專業人員才能搞得清楚。一旦出現問題，能很快達成一致，作出行動。
即使對於皇帝，也很難躲過道德監控。嘉靖的孫子萬曆想廢長立幼，本來明朝並無立嫡長子之法，所以不犯法，但犯了文官們的道德經。孔孟道德裏有殺身成仁的說法，必要的時候可以以犧牲自己來達到高尚的目的。官員裏冒死直諫的人多了，法不壓眾，皇帝也不敢犯眾怒，隻能不了了之。萬曆四十年不上朝，他鍾愛的兒子也沒當上皇帝。嘉靖的操控能力比他孫子強，但也強不過體製。
海瑞的特點是本人嚴於律己，毫無瑕疵，劇中說因為老母有病，他有十年夜夜陪在老母身邊，以致無法夫妻生活，到了無後為大的程度，他媽媽才力主夫妻同房。海瑞的《治安疏》就是站在道德高度，嘉靖偏把它示於群臣，在這些有共同價值觀的文官中引發共鳴，嘉靖被徹底地孤立了，立在了或者殺海瑞而立千古罵名，或者放海瑞自我認栽的境地。從這個角度講，明朝的文官體製對皇帝還是有很大製約的，從嘉靖到萬曆，都是文官體製製約了皇權的恣意妄為！
再看本朝，可以說既非法製，也非德治。如果說在李克強時代，還有些製約，那麽時至今日，朝中已經沒有任何力量可以製約他了。雖然由於俄羅斯，美國相繼出錯，中國目前的勢頭似乎挺好，但一個沒有糾錯能力的體製，終難逃厄運。今上不可能永遠活下去，也不可能永遠英明，體製內就算出一個海瑞，也引不起共鳴，因為沒有一個價值觀一致的文官體係來支持他，他可能連一個浪花都沒掀起就淹然了。沒有製約的權力必然走向衰敗，這是曆史的鐵律，沒有例外！
反觀美國，雖然自從特朗普的二度當選，他的施政顯現了弊端，他的作風也有獨裁傾向。但反觀美國體製，從憲證法院，議會，民間，都對他展現了強大的製約。法院駁回了很多行政令，甚至包括特朗普施政核心的關稅和移民，議會頻頻批評挑戰他的政策，而媒體則始終在找他的茬，特朗普無數次和記者互懟，這在中國是難以想象的。美國人民選擇了特朗普，是因為民主黨白左過頭了，而現在特朗普右過了頭，美國的體製非常健全，糾偏可以預見。從權力的製約，完整的法製體係，人民強烈的民主意識來看，美國走向獨裁體製的可能性微乎其微，美國的未來是光明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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