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末有些時間，突然想要看一些不同於通常意義下的大片，找了一些，發現有個有關新加坡大曆史下的小人物的電影，“我們的故事”。
眾所周知的是，新加坡是1965年被迫和馬來西亞分家，成為了一個獨立的國家，而後來的曆史證明，新加坡通過自己的全新威權高效的管理模式，成為了發達國家，也是熱帶國家中唯一的發達國家，它不是通過自然資源發展而成，而且很好的實現了多種族融合，讓新加坡成為種族融合與經濟發展的世界級的榜樣。而這個電影就是通過小人物來展現大時代的發展。
電影《我們的故事》（Long Long Time Ago / 我們的故事）是由梁智強導演、2016 年為紀念新加坡建國 50 周年拍攝的曆史題材影片。影片通過一個普通閩南華人家庭在 1960 年代至 1970 年代的生活變遷，折射出新加坡社會的曆史變遷與建國條件。故事跨越幾十年時間，影片以家庭成員的視角講述時代背景下個人命運與國家曆史如何交織。
電影的主要人物其實包括三個家庭：
華人招弟一家人，來自中國福建的移民，保留了傳統的福建文化
主角招弟（Lim Zhao Di）在丈夫去世後被原家庭趕回甘榜，與家人一起在新獨立國家的社會環境中求生存；
家庭中的孩子們與鄰居如馬來人奧斯曼一家互動，展示族群關係；
續作和衍生作品（如《我們的故事 2》、《The Diam Diam Era》等）繼續講述這一家庭如何麵對政府政策、組屋遷居和文化轉變等社會變革。
招弟（林招弟）：傳統女性的掙紮與覺醒
招弟是一個帶著三個女兒的寡婦，作為富商的二房被趕出家門。她在1965年8月9日（新加坡獨立日）當天產下龍鳳雙胞胎，但女兒因臉上有兩顆痣被迷信的父親視為“災星”，被迫送走。
招弟代表了新加坡的“建國一代”女性。她們不僅要對抗生活的赤貧，還要在重男輕女的傳統舊觀念中掙紮求存（其中一個細節是，因為封建迷信，招弟不能叫父親老爸，隻能稱為四叔）。她的韌性（Resilience）是新加坡從資源匱乏中活下來的根本力量。
阿坤：守舊與對未知的恐懼
招弟的弟弟阿坤性格自私、大男子主義，對政府的新政策（如強製服兵役、拆遷、關閉華文學校）總是抱怨和懷疑
阿坤這個角色反映了當時社會中由於文化水平低而對現代化感到不安的一群人。他的“唱反調”其實體現了老一輩在麵對國家劇烈轉型（從方言環境轉為英語環境）時的失落感與陣痛。
阿喜：招弟的小弟弟
初中畢業後幫招弟開小攤，為了保護姐姐，被幫派成員暴打，後來去參軍，逐步成為政府底層公務員
馬來人穆斯林奧斯曼（Osman）家庭：鄰裏間的真情
馬來鄰居奧斯曼一家與林家比鄰而居。在1969年的大水災中，盡管種族局勢緊張，奧斯曼仍不分彼此地救助林家人。
從奧斯曼一家人和林家的關係，代表了早期甘榜社會中最淳樸的**“甘榜精神”（Kampong Spirit），這種超越種族的互助是新加坡社會和諧的原始基石。
印度人珊姆根（Shamugen）家庭：官員的變遷
珊姆根（Shamugen）最初是一名攤販督察（Hawker Inspector），專門負責取締非法無證小販。而林家（如招弟）當時為了生計在街邊私下賣豆花。這種“兵捉賊”的關係曾讓林家對他充滿敵意，反映了建國初期法製化進程與底層生存需求的直接衝撞。
後來，珊姆根轉任人民協會（PA）官員，身份從“執法者”變為“調解者”，象征著政府角色的轉型。
更為有趣的是，那個小時候打過他的年輕人阿喜，後來成為了他的女婿。
電影中通過一些大事件，講述了種族融合的艱難：從騷亂到共融
電影沒有回避曆史上敏感的種族矛盾，而是通過細節還原了當時的緊繃感。
大事件：1964年與1969年的種族騷亂
片中描述了宵禁時期，街道上裝甲車巡邏，華人和馬來人因謠言而彼此猜忌，不敢出門買菜。招弟的弟弟阿喜（Ah Hee）加入剛成立的新加坡武裝部隊，與馬來戰友共同值班，這種軍營中的同袍情成為了打破種族隔閡的轉折點。
奧斯曼給招弟一家送自己做的點心，但是被誤會，最後還是招弟和老爸，大女兒一起冒著風險去解釋清楚，當時華人和馬來人的衝突幾乎是一觸即發，但是事後，政府大力抓捕那些造謠生事的人，其中就包括阿坤。
家庭融合：跨種族婚姻的阻力
阿喜與印度裔女孩拉妮（Rani）相戀。在那個年代，這種跨種族戀情麵臨著巨大的家庭壓力和宗教文化差異，招弟的父親起初極力反對，反映了老一輩人根深蒂固的族群偏見，而拉妮的父親珊姆根（Shamugen）開始也是極力反對，後來被勸說才勉強同意。
電影詳細還原了那場跨種族婚禮。他們分別舉行了傳統的華人敬茶儀式和印度式婚禮。由於語言不通，兩家老人在溝通時產生了大量誤會和滑稽場景。
招弟的父親是個極度保守的華商，他無法接受兒子娶一個“講異族語言”的兒媳；而珊姆根最初也對女兒外嫁心存芥蒂。最終的結合，並非僅僅因為愛情，更是通過兩家人在1969年大洪水中患難與共（珊姆根一家救了溺水的林家人）建立的血肉聯係。
種族融合不是一蹴而就的，它經曆了血汗的代價和法律（如集選區製度、組屋種族配額政策）的約束，才將“多元文化”從口號變為現實。
除了種族融合的問題，新加坡其實麵對更多的是建國與發展的艱難，包括現代化的代價
自然災害的考驗：1969年大水災
影片耗費巨資重現了1969年的全島大洪水。村民們的家畜、農作物毀於一旦，衛生條件極其惡劣。
這場水災成為了政府加速清理貧民窟、推動組屋計劃（HDB）的催化劑。它展示了新加坡在獨立初期麵對自然災害時的脆弱。
生存環境的巨變：從甘榜到組屋
20世紀70年代，政府強製征地，村民被迫離開熟悉的泥土地，搬進現代化的組屋。老一輩人很難適應，比如在組屋裏養豬、擔心電梯安全等鬧劇。
這種搬遷意味著生活質量的飛躍（有了潔淨的自來水和廁所），但也意味著傳統鄰裏關係的瓦解。國家在追求高效、衛生的現代化過程中，不可避免地犧牲了一些“人情味”。
語言與教育的斷層：沉默的年代
在第三部《沉默的年代》中，重點描寫了政府為了推行英語和華語（普通話），導致方言（如閩南語、粵語）在公共場合消失，以及南洋大學被合並、華文學校式微的背景。
這對當時隻會講方言的老一輩和受華文教育的精英來說，是一種文化上的“失聲”，是建國過程中為了全球化競爭而付出的沉重代價。
電影中也沒有回避一些灰暗的地帶，包括幫派、高利貸與社會治安混亂的時期
電影通過阿龍（Ah Long）這個角色，勾勒出了早期甘榜社會中陰魂不散的黑社會影子。
阿龍是一個私會黨706的頭目（Gangster Boss）兼高利貸者。在那個法製尚不完善的年代，甘榜裏的糾紛往往不找警察，而是由這些“大哥”私下調停。
二哥阿坤因為自私和貪婪，曾誣陷招弟與阿龍有染，試圖侵吞政府發放給招弟的農場補償金。阿龍這個角色不僅是外部威脅，更是林家矛盾激化的催化劑，反映了當時底層社會中，麵對國家征地的巨大利益，親情如何被貪欲撕裂。
影片裏麵也有描述國家意誌的陣痛，包括當兵（國民服役）與拆遷
對於那一輩人來說，政府的每一項新政策幾乎都意味著一種“剝奪”。
第一批國民服役（1967年），阿喜是新加坡曆史上第一批被征召入伍（National Service）的青年。
當時流傳著“好男不當兵”的舊觀念。阿喜入伍前，家裏長輩如喪考妣，擔心兒子會死在戰場。電影也展現了當時的軍訓環境極其簡陋，教官多為外籍或第一代嚴厲軍官。
阿喜在軍中剪掉了長發，從一個唯唯諾諾的甘榜青年，轉變為一個有紀律、有國家認同感的軍人。這種轉變是新加坡種族融合的關鍵，在軍營裏，華、馬、印青年被強製在一起生活和作戰，這種“軍營熔爐”是後來多元種族和諧的真正起點。
拆遷與生活方式的“斷裂”： 為了還原真實，導演甚至拍出了當時露天廁所的肮髒（如糞坑溢出）和處理廢棄物的尷尬。搬入組屋（HDB）後，那一輩人因語言不通（隻會講方言）而在新環境中感到窒息，這在第三部《沉默的年代》中有更深沉的刻畫。
整體來看，這部片子描述了新加坡建國初期那一代人的不易
電影通過這些細節，告訴我們新加坡的建國並非一帆風順：
生存之難： 像招弟一樣的女性，在沒有資源、還要照顧多名子女的情況下，通過養豬、賣豆花和打零工撐起一個家。
融合之艱： 種族融合不是靠貼海報，而是靠一起在洪水中救人、在婚禮上互相妥協、在軍營裏共同流汗換來的。
文化之痛： 為了國家的國際化，那一代人犧牲了自己的方言（如閩南語）和傳統生活方式，這種文化的斷根是新加坡飛速發展的隱形成本。
這部影片是“底層視角”的史詩：它沒有聚焦於精英層的宏大敘事，而是讓我們看到，那代人是用自己的一生，為後代換來了一張通往現代化世界的單程票。
新加坡的建國史不僅是李光耀等偉人的政治宏圖，更是無數像“招弟”和“阿坤”，這樣的普通人，在失去祖籍國歸屬感、自然災害打擊、種族衝突陰影、以及文化身份重塑的層層重壓下，硬生生闖出的一條活路。
“我們的故事”告訴我們：新加坡的成功不是必然，而是由這一代人的犧牲、包容與順應時代換來的，它不是大人物的大時代，而是小人物的大時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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