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4年前的4月26日淩晨1點23分，切爾諾貝利核電站爆炸，引發史上最慘烈核洩露事故。那時我還在北京，看到新聞報導後惴惴了許多時，心知肚明那文字數字都可疑。直到近日，看了以之為題材的電視劇與紀錄片，才明白那慘烈究竟到什麼程度（讀者可瀏覽《紅場上那隻茶壺》）。
當時，距現場三公裏遠的普裏皮亞季(Prypiat)居民從巨響中驚醒，不知道第4號核反應堆的放射線已經穿透了身邊的一切，還嘖嘖稱奇著那刺入蒼穹的藍色光柱，追逐嬉戲著那雪花般飄揚的輻射塵，甚至對街上突然出現的著防護裝備的軍人也僅止於好奇……對於政府是唯一訊息通道的人民而言，在已然降臨的災難麵前，全然喪失了防備意識和抵禦能力。
事故發生36小時後，政府才在核物理學家、科學院院士、事故調查委員會主任委員勒加索夫(Valery Alexeyevich Legasov)的再三堅持下，不得已做出撤離居民決定。直到那時，人們也未察覺身處怎樣的險境。他們隻有匆匆兩小時，甚至沒帶換洗衣物就上了車——沒人知道自己成為第一批原子難民、與故裏永別了！
就像勒加索夫說的那樣，聽慣了謊言就再認不清事實。當然，假象終究逃不過被真相剝去畫皮的日子。5月18日，當國家領導人戈爾巴喬夫，迫於國際壓力發表全國演說時，蒙受核災變的平民百姓還是從噩夢中醒來，體認到屈從謊言並不比揭露謊言付更少的代價，甚至同樣是生命代價；即使被動順從謊言，其惡果也會反噬每一個自以為與災難無關的社會成員，打破本就烏有的歲月靜好之迷幻。
這對沾沾自喜於傳統文化博大精深的我們也有警示作用。從被視為聖人的孔夫子將人劃分成上智下愚起，廟堂文化的主流就不斷集聚諂媚權力的毒素，以致人民對官府產生迷之景仰，貢為衣食父母、拜為父母官。而在雜糅了舶來品之後，又幻化出不食人間煙火的神話，以為可以打造出與罪絕緣的特殊材料。怎麼可能！
以切爾諾貝利事件為例，造成驚世大難的直接原因荒謬至極：核電廠負責人沽名釣譽，在反應堆尚未通過自我供電測試下，於1983年底啟用；雖補試三次均告失敗，但他們想藉成功而升遷，明知不具備條件卻強行開試，終在係列錯誤指令下釀成悲劇！其實，每個人隻要審視一下自己的心性，就不難得出《聖經》的結論：世上連一個義人也沒有；世人都犯了罪！此乃一切人禍的基因，而愈有權力者，危害愈大。
古羅馬人西塞羅(Marcus Tullius Cicero)，曾在《論責任(De Officiis)》中闡明：「政府的行政機構就像一家信託所，須為委託人的利益，而不是為受委託人的利益工作。」但我們看到的事實卻正好是反向操作：核事故發生後，居民區輻射量已達正常值15,000倍，森林瞬間失色。門窗應密封！居民需碘片！但地方首長的唯一作為，卻是當機立斷地決定：封鎖這座城，誰都不許離開；切斷電話線，防消息誤傳；以防人民破壞自己的勞動成果。這，就是人民在掌權者心中的真實分量。
在人們為「愛國是否等於愛政府」爭得麵紅耳赤之際，回故一下切爾諾貝利核事故，清涼敗火。至於問題的正確答案，最好還是去《聖經》裡找。看一看給門徒洗腳的耶穌，如何讓失明者看見、失聰者聽見、肢殘者行走、痲瘋病人潔淨、勞苦擔重擔者得安息，就不難明白祂從降世為人到赴死十架，始終關注的都是苦難裡的人類和人類中的苦難，並用無限大愛庇護社會底層的卑微者。祂所賜下的天國福音，讓一切失喪的靈魂獲得世間無法提供的有依有靠的歸宿。那麼，誰才是真正愛民如己，也最值得民愛的那一位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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