ZT 西塞羅: 隻要你還為大屠殺哀憤,就不該為《大秦賦》叫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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隻要你還為大屠殺哀憤,就不該為《大秦賦》叫好

Original 西塞羅 海邊的西塞羅

 

真穿越回秦朝,你也不是那“揮劍決浮雲”的秦始皇,你就一長平坑底的趙卒。

這兩天,各個視頻網站都在放一部熱播劇《大秦賦》,我那天瞄了一眼。 Image 這應該是我這個月最後悔的決定。 隻看了一集,我就惡心的差點吐出來。 作為一個學曆史出身的人,在我看來,評價一個曆史劇的好壞,有兩個緯度: 第一,作為“曆史劇”,這部劇可以有合理想象,但戲說不是胡說,改編不是亂編。 我們當然無法要求一部電視劇照著曆史原典去拍,但你至少不應該做蓄意的歪曲,把黑的說成白的,把壞的說成好的,把專製君主說成老一輩革命家,搞得跟二月河老師作品一樣,那就太扯了。 第二,作為一部戲劇,其中人物應該反映現實中人的正常情感,而不應該著力刻畫一群神經病。 這幾乎是一切藝術的本職工作。為了自圓其說,脫離真實的人性去強行塑造一些極端的性格,搞的劇裏的人物都不說人話,不幹人事。搞得跟二月河老師作品一樣,也很不厚道。 而這個《大秦賦》,很遺憾,它就是這樣一部被二月河老師靈魂附體的精神續作。

在這部劇中,你不僅能看到編劇對於曆史基本事實的極度扭曲,還能看到對“戲劇應反映真實人性”這一價值觀的極度背離。、 說簡單點,司馬遷和莎士比亞同時被這部劇氣的在棺材裏打滾,你都不知道該先摁哪一個的棺材板好。 亂編曆史的事兒咱就不追究了,更要命的是,我在《大秦賦》中看不到一個價值觀正常的人物。這部劇集采用了典型的人物二元結構——真實的、性格合理的人物在劇中都消失了,取而代之的是兩種極端人物: 一種是無限高大上的“大人物”,以張魯一飾演的秦始皇為代表。這種人在劇中的突出特點就是動不動用詩一般的語言、用超宏大的視角,搞一些非常混蛋的發言: 比如聲稱自己統一六國,殺人盈野盈城,是“為了天下的百姓不再受苦”。而被統一的六國百姓,因為都成了他的子民,雖然要被他侵略,被他看,但依然要為他的“大業”而“歡呼”。我鬥膽問一句,憑什麽?

張魯一是個我很喜歡的演員,他的演技能把很多有極端性格的人物塑造的很有說服力,但這部影片中,我隻能給他的表演打五分,百分製的五分,這也不怪他,導演給他安排的這個秦始皇實在太混蛋、太神經病了,馬龍白蘭度搬來也駕馭不了。 而與之相對應的,該電視劇著力塑造了另一種重點人物則是“賤民”。 六國百姓麵對被秦人亡國滅種的危險,都一副奴顏婢膝的賤樣,麵對秦人砍向他們的屠刀,不僅甘之如飴,還跪求吞並。 比如,電視劇中有一個楚國老百姓,居然說出了“我不要當楚民,願成秦人”的台詞。 我看到這段時,都被氣笑了,“楚雖三戶,亡秦必楚”這種基礎曆史知識都不具備,都敢跑來當編劇,我真是佩服他的膽量。

真實的曆史上,楚人可比這硬氣多了,即便在迫不得已當了秦人之後,心心念念想著的也是複國。 秦始皇公元前259年出生、前210年蹬腿死掉, 第二年,前“楚人”陳勝就喊了句“天下苦秦久矣”的口號。打出旗號“張楚”,號召同胞們都回來當楚人,一呼百應。 然後到了公元前207年,暴秦就在六國百姓風起雲湧的大起義中完蛋了。 楚國人要是都有這奇幻劇裏的投秦覺悟,秦朝會死的這麽脆生嗎? Image 楚雖三戶,投秦必楚?Image 對曆史知識的無知, 對人性常識的無恥, 對敘事邏輯的無能。 這三種“難得”的品質中,《大秦賦》的編劇和導演至少要占有兩種,才能拍出這樣的“神劇”。 更搞笑的是,該劇的主旨居然是用一種推崇至極的口吻,去讚頌秦朝——這個在中國傳統曆史上已經蓋棺定論為暴政的朝代。 整個劇組裏但凡有一個認真上過中學曆史課的人,都不至於這麽膽大妄為。

你去翻翻中國的正統史書,會所有幾乎所有後世王朝在談及秦朝的施政都離不開“暴”這個字,幾乎沒有正統史官和論者敢在官方敘述中給秦朝以《大秦賦》式的完全正麵的評價。 這個道理其實很簡單,因為秦朝實在是太暴虐了,後世王朝必須通過嚴厲的譴責秦朝,才能讓自己與這個夢魘一般的暴政劃清界限,告訴自己的老百姓,自己絕不會像秦朝一樣殘暴,讓民眾們安心。 也正因如此,在中國曆史上,我們其實找不到能與秦朝可相比擬的後繼朝代。各代都是一副“我不是,我沒有,你別亂說”的架勢。也隻有五胡十六國時代出過幾個“愣頭青”,敢再以“秦”為國號。 而放眼世界史,如果一定要找一個與“暴秦”相似的國家,我覺得那個在近代曾經禍害過咱們中國人的“日本帝國”倒真與其有幾分神似之處。

不信?咱們來一條一條對照著看。

公元1937年,日本在中國製造了慘絕人寰的南京大屠殺,至少三十萬中國的被俘士兵和平民慘遭殺戮,而在整場侵華戰爭中,日本軍隊在中國製造了大量的成規模屠殺。正因如此,這份血仇讓我們銘記至今,痛恨至今。 趕上前幾天是公祭日,這方麵的論述已經很多,我這裏就不多說。 而兩千年前,秦朝對六國百姓的屠殺罪行,其實不遑多讓。

公元前260年,秦軍在長平擊敗趙軍之後,坑殺了投降者四十餘萬人(據《史記》記載)。 這些人到底是什麽身份?《史記》以簡單的“趙卒”一筆帶過,也就是趙軍俘虜。 也就是說,秦軍的罪行,最低也是個大規模殺俘。 但事實上,根據後世的研究者們考證認為,如此駭人的數量其實存在著大量的交戰地區上黨的平民百姓——由於秦軍對長平完成的是合圍戰,可能有大批的民眾根本未來得及出逃,而直接被秦人以“趙卒”的名義進行了坑殺。 實際上,由於秦國在商鞅變法後實行的是以首級論軍功的製度,對占領區的平民進行屠戮,殺良冒功的情況在秦統一六國的進程中很可能是廣泛存在的。 如若不然,你沒辦法解釋以當時的生產力,秦軍怎麽會在兼並戰爭中造成那麽大的殺傷。

我這個人寫稿子不太喜歡生搬硬套數字,怕破壞文氣。但這裏為了這裏為了增強說服力,更為了給不了解這段曆史的讀者一個直觀的感受,不得不引用一下翦伯讚先生主編的《中外曆史年表》對秦軍斬首的數量做過統計,讓大家看看的秦軍的血腥屠戮有多恐怖: 公元前331年,秦敗魏,斬首八萬; 前312年,秦破楚師於丹陽,斬首八萬; 前307年,破宜陽,斬首六萬; 前301年,敗楚於重丘,斬首二萬; 前300年,攻楚取襄城,斬首三萬; 前293年,大敗韓魏聯軍於伊闕,斬首二十四萬; 前280年,攻趙,斬首二萬; 前275年,破韓軍,斬首四萬; 前274年,擊魏於華陽破之,斬首十五萬; 前260年,大破趙軍於長平,坑卒四十五萬; 前256年,攻韓,斬首四萬; 又攻趙,斬首九萬; 前234年,攻趙平陽,斬首十萬……

遍翻秦朝統一六國的曆史史料敘述,最常見的詞匯就是“斬首”、“斬”、“坑”、“屠”、“屠城”、“屠滅”等,看的人都起生理反應了。 問題是殺的這些人,究竟是誰? 那些被斬的首級,到底是不是都是在戰場上從對陣的士兵頭上取下的? 前文說了,在“殺良冒功”無法製止、甚至得到鼓勵的秦王朝那裏,誰也不知道。 與西方史學家不同,中國的古代曆史學者很少做嚴肅的數字計算,但東晉的皇甫謐在《帝王世紀》一書中,實在忍不住,給秦朝侵略戰爭的殺人數量做過一個粗略計算。 “計秦及山東六國,戎卒尚有五百餘萬,推民口數,當尚千餘萬。及秦兼諸侯,置三十六郡,其所殺傷三分居二。” 也就是說,按照皇甫謐的測算,秦國吞並六國的戰爭,使得天下人口折損了三分之二。

如果這個數據是確切的,那麽秦滅六國的曆史,就是一場效率超過所有現代種族滅絕的大屠殺。 而這個數據,在一定程度上也是獲得了現代史學的追認的,據國家發改委城市和小城鎮改革發展中心早前的估算:在戰國初年時,中國人口數量應在2700-3000萬之間,而到了西漢初年,登記在冊的民眾人口僅為1500萬左右。 經過一百多年的曆史演進,中國人口非但沒有上升,反而下降了接近一半。 當然,我們不能將這個人口損失全都算在秦王朝的頭上,但這個政權應該分擔多少比例,你自己去體會。 是的,這才是曆史的真相,在“秦王掃六合,虎視何雄哉”宏大敘事背後,沒有《大秦賦》裏六國百姓把秦朝當做“燈塔國”來簞食壺漿,而隻有六國軍民被“虎狼之秦”屠戮的屍山血海。

六國民眾懼怕秦朝,痛恨秦朝,就像抗日戰爭時的中國老百姓痛恨和懼怕日本鬼子一樣。 而這種論斷,是能夠在曆史上找到真實依據的。 典型例子就是長平之戰,長平之戰是戰國末年發生在秦趙兩強國之間的一場決戰,而這場決戰的起因特別耐人尋味: 秦國原先打的是韓國,韓國吃不住打,決定將其上黨郡割給秦,消息傳到上黨之後,上黨郡守馮亭立刻派人前往趙國求助,使者到了趙國後那話怎麽說的呢? 他說,“上黨之民,皆不欲為秦,而願為趙”——眼下這個局勢,我們不當亡國奴是不可能了,但即便當亡國奴,我們也不願被秦統治,而想當趙人。

看見沒,這才是曆史上真正發生過的“跪求吞並”,隻不過是韓國被秦國的暴虐逼的求趙國吞並。 而類似的事件,在長平之戰後又發生了一遍。 長平一戰,“人屠”白起率領虎狼秦師殺了40萬“趙卒”,但得其地而失其民。戰國時代,國力主要決定因素是人口,秦國當然不能容忍這種流失,所以秦昭襄王過了幾年後就命令白起接著打,掀起了滅趙之戰。 以趙國此時的國力,正麵硬抗秦國已經毫無勝算。怎麽辦呢?於是趙王就派了一個叫蘇代的說客出使秦朝,去跟秦朝的丞相範雎談。 按說人為刀俎,我為魚肉,人家擺明了就是要吞並你,本沒什麽好談的。但蘇代說服範雎的這段話,特別耐人尋味。《史記》專門進行了記述: “秦嚐攻韓,圍邢丘,困上黨,上黨之民皆反為趙,天下不樂為秦民之日久。今亡趙,北地入燕,東地入齊,南地入韓、魏,則君之所得民無幾何人矣。故不如因而割之,無以為武安君功也。”——《史記·白起王翦列傳》 蘇代對範雎說:當年秦國打上黨,但上黨老百姓卻都往趙國跑,可見天下人不願當你們秦國老百姓的習慣太久了。現在如果把趙國滅亡了,老百姓也會紛紛投靠他國,留不下幾個人給秦國,與其這樣,還不如割趙國點地算了。 是的,這應該才是秦滅六國時代古代中國上演的真實圖景:秦軍東征西討,但每到一地之前,當地的百姓就紛紛逃難,能走的都走了。整個戰國末期,秦的地廣人稀和山東六國的地狹人稠都是形成了鮮明的對比。甚至有不少人公開聲稱,自己寧可“蹈東海而死”也不為秦人。

所以我們能夠理解為何秦朝的最終結局會是“一夫作難而七廟隳,身死人手為天下笑”。 那些被侵略、受屠戮的六國民眾日夜盼望著秦朝盡早完蛋,因為在他們眼中,暴虐的秦朝與後來侵略屠戮整個東亞的日本基本沒有什麽區別。 若一定要說區別,就是後世的日本帝國好歹還懂得給自己扯上一塊“大東亞共榮”的遮羞布,而滅六國的秦朝連這個都不跟六國百姓講,就是要夷其宗廟、毀其社稷、權使其士、虜使其民。 什麽“為了天下的百姓不再受戰亂之苦,寡人決心開戰。”之流的神邏輯,都是當今編劇替秦王朝想的。其荒唐搞笑程度,不亞於“擊斃當事人以阻止其自殺。” 人家秦國當年的發動對外戰爭的理由很耿直,就是單純的想“廣其土,拓其地”。至於土地上的“六國人民”,秦始皇根本沒心思在乎,秦國軍人們則覺得那是可以用來充軍功的首級。 4 事實上,秦帝國崛起最值得反思的地方,最終沒有任何一個階層,能夠從這種崛起中真正得利。這跟舊日本帝國也是謎之相似。

“國家是一個階級統治另一個階級的暴力工具”。這是馬克思對於國家性質的精準定義。以這個定義而論,一個國家崛起和強大,應當至少是有利於這個國家內部的一群人的,將這個人群擴展範圍的越大,每個人從中得益越多,這個國家的崛起就越正義而偉大。 以這個標準去審視人類曆史上文明的興衰,我們就能給很多國家的崛起給一個相對客觀的評價。比如19世紀“殖民主義之王”、比利時國王利奧波德二世。 Image 在他的執政期內,比利時從一個風雨飄搖的小國迅速完成了崛起,國民財富急速增長,民主化進程也同步推動。你如果是生活在那個年代的比利時人,一定非常喜歡這位開明君主。 然而,利奧波德二世麵對其殖民地剛果,卻完全是另一幅麵孔。在執政的40年內,利奧波德二世以鐵腕殘暴的剝削、壓迫剛果黑人民眾,強征當地人為他勞動,造成了大約300萬剛果人死亡,這個人對剛果人來說,就是一個血腥的劊子手,為人所痛恨。 所以,利奧波德二世治下的比利時崛起是毀譽參半的,它確實惠及了比利時民眾,但卻給剛果人留下了累累血債。 歐洲曆史上的殖民主義帝國,大多帶有這種“半好半壞”的性質,它們確實惠及了本國的民眾,卻給其他民族帶去了苦難。

然而,還有另外一種惡性的“崛起”模式,除了“帝國”這個名頭被無限吹大之外,沒有任何人從其崛起中獲得實際好處,二戰前的日本,就屬於此例。 上世紀70年代中日恢複邦交時,我國老一代領導人曾經對那場戰爭定性:“發動侵略戰爭的是一小撮日本軍國主義分子,日本廣大人民也是戰爭的受害者。” 這話初聽起來很多人不理解,但實則特別一針見血,當時發動侵略戰爭的日本,邁向的就是這樣一條瘋狂的歧途: 在軍國主義的狂熱號召下,日本不僅將戰爭的災難播撒向全亞洲、全世界,自己的民眾也深受其害。在軍國主義迷夢的號召下,男子獻出生命,女性出賣貞操,整個國家將無盡的財富投入到瘋狂對外擴張這個無底洞中,最終在兩顆核彈中被炸得灰飛煙滅,什麽都沒剩下。

這其中的具體故事,我們有機會在詳談。 而當我們把目光放回到兩千年前,去審視秦王朝,我們會看到幾乎同樣愚蠢的崛起思路。 舊日本帝國講“軍國”,秦帝國則講“耕戰”,日本軍國主義分子告訴老百姓,他們生命的意義就是“為天皇效忠”,而秦帝國的設計師商鞅則告訴他的君主,其治下的臣子和百姓,就是幫他打仗或供其奴役的工具人。 實際上,秦王朝在發動對六國的兼並戰爭之前,首先發動的,就是對自己國內所有階層的掠奪性內戰: 與儒家代表人物孟子提出的“民本”“民富而國強”思想針鋒相對。反應商鞅思想的《商君書》中專有《弱民》一篇,其開篇就提出“民弱國強,國強民弱”的政治公式,強調“有道之國,務在弱民”的思想。 在商鞅的邏輯中,隻有壓抑民眾的欲求、智能、意願、權利,才能夠強迫他們服從君主所製定的“法”,而隻有所有民眾都甘受奴役、服從法,國家才能強大。 所以商鞅苦口婆心的教育君主:“民,辱則貴爵,弱則尊官,貧則重賞。以刑治民,則樂用;以賞戰民,則輕死。故戰事兵用曰強。民有私榮,則賤列卑官;富則輕賞。治民羞辱以刑,戰則戰。民畏死、事亂而戰,故兵農怠而國弱。” 總而言之,商鞅這家夥的邏輯,就是要把民眾約束的死死的,讓他們最少限度的從國家的強盛中“分肥”,這樣才能讓他們“好管”。

有人說,商鞅是“東方的馬基雅維利”。 我說,馬基雅維利要是知道你敢這麽比較,一定掐死你的心都有了,人家雖然寫《君主論》,教君主怎麽使壞、陰人,但人家還寫過《論李維》討論共和製啊!哪像商鞅這麽一門心思、一肚子壞水? Image 正因如此,很多嚴肅史家在寫到商鞅最終下場時,都抑製不住幸災樂禍之情,說他是“作法自斃”。 說白了:活該啊! 基於這種陰毒至極的思想建立起來的權力體係,你當然不能指望老百姓能從秦帝國的強盛中獲得什麽好處。 至於貴族,上過中學的人都知道,在商鞅變法中他們一開始就被列為了被打倒的對象,整個中國貴族精神的沒落,自商鞅變法始,這裏不贅述了。

所以,在整個秦帝國中,最終從其擴張崛起中受益的,似乎隻有皇帝一人。 他在這場對內和對外同時發動的無限度的兼並遊戲中大權獨攬,享受了無上的尊榮。 然而,曆史上的真相真的如此嗎? 讀《史記·秦本紀》和《史記·秦始皇本紀》,你會有一種突出的感受,秦朝最高統治者的孤獨、偏執與癲狂,是隨著其集權的一步步加劇和秦國領土、勢力的不斷擴張而同步發展的。

在秦孝公時代,最高統治者偶爾還能做一下正常人,跟親近臣子打打哈哈,展現自己隨和的一麵,到了秦昭襄王時,統治者已經必須做一個恩威無常以馭臣下的獨裁君主。 而到了秦始皇時,他已經化身為了必須視權力為其唯一行動指南的“權力野獸”。 他為了保障自己的權力,賜死了自己的“相父”,幽禁了自己的母後,撲殺了自己的弟弟,疏遠了自己的兒子。在晚年躲在深宮中拒絕與人相見,並瘋狂的懼怕死亡,為了追求長生不老藥而相信低級騙術,最終死在這一迷途當中。 這個秦帝國崛起的唯一“法定受益人”,他的人生真的是幸福的嗎? 至於他死後其兒子胡亥的故事,那更是一個知名的悲劇,這個本性其實並不太壞的年輕人上台之後迅速的淪入了癲狂,屠殺了自己兄長和幾乎所有兄弟姐妹,然後在短暫的窮奢極欲當中以“二世而亡”為秦帝國畫上了句號。 在秦二世的生命最後時刻,麵對來逼宮的趙高,刀架在脖子上,秦二世這個倒黴孩子總算清醒點了。 他苦苦哀求:我不當皇帝了,當個王行不行?當諸侯行不行?當個大夫行不行?當個庶人行不行? 但得到的回答,都是不行。 他的生命,已經被之前的揮霍過度透支了。 雖然他當時並不知道,自己的胡作非為,早已被標上了那麽昂貴的價格。有一天必須用生命來償付。

是的,絕對的權力,不僅導致絕對的腐敗,也通向權力持有者的自我毀滅。 所以秦帝國的崛起,是一場沒有任何人群從中受益的宏大悲劇,六國的百姓與士族被屠殺,秦國臣子和民眾被駕馭奴役,甚至看似至高無上的皇帝本人,也因絕對的權力而扭曲變態,走向毀滅。 這就是一場空前宏大的悲劇,也正因其創痛之巨,中華民族才在其後進行了自省與自新。 在秦帝國屍體上建立的漢朝,選擇用道家的“無為而治”和儒家的民本思想去消解秦朝法家製度中的毒性,用了幾百年的時間,好不容易才勉強愈合了這道創傷。 我們的民族,用“漢”而非“秦”來自稱,是有其深意的。 秦雖然是中國曆史上第一個大一統王朝,但其立國思想內核中所散發出的那種毒性,讓我們沒有辦法將其直接將其化用過來,作為我們民族的旗幟來使用。 對於這一點,曆代的傳統史學家們,本來已經幫我們想的很清楚了。 而《大秦賦》的編劇,居然把它給忘了。

當然,我知道,即便說了這麽多,很多癡迷於《大秦賦》和《大秦帝國》係列的粉絲依然會找我抬杠: “你怎麽敢這麽說!秦朝有萬般不是,它畢竟給大一統打造了基礎,車同軌、書同文、修直道、建長城、balabalabala……” 在我看來,這樣的反駁,純屬強詞奪理。 的確,大一統是秦朝留給後世中國的遺產。但我們需要反問:我們能不能為了這份遺產,強行給那些曾經的暴行抹上正義的油彩? 如果這種敘事邏輯是成立的,那麽西班牙人毀滅印加帝國、美國白人販運、奴役黑奴、甚至利奧波德二世屠殺三百萬剛果民眾,都將是無比偉光正、沒有任何汙點的故事。 因為以“曆史的後見之明”看,這些屠殺、奴役,雖然當時當地的一些人受了苦,但促進了全球化進程啊!加速了資本主義的發展啊!如果沒有這些屠殺、奴役,人類不知要晚幾百年進入工業時代、信息時代啊!你可能今天還活在前工業時代呢,離用上智能手機遙遙無期,想想這多痛苦! 但誰敢因為這些“後見之明”給那些事一個《大秦賦》式的完全正麵而肉麻的評價呢? 更可怕的是,如果這樣敘事邏輯是成立的。那麽同樣的道理我們可以推得:為了一個幾百年甚至幾千年後才能實現的宏大目標,眼下任何一個人個體的生命價值都是可以不被尊重、隨意犧牲的。

這樣的敘事實在是太激進了,不僅保守主義者會反對,放眼當今全球,即便最激進主義的勢力,恐怕都不敢這麽提。 極端宗教主義給其信徒的許諾還是“你去恐襲某處,死後上天堂”,好歹還有點對個人的“終極關懷”。 而某些“大秦粉”,居然要2000年前的六國人民為了他們死後不知多久才出現的啥啥理念,去引頸受戮,去對秦的侵略和奴役甘之如飴…… 對這號人,勸您一句:醒醒,都2020年了,做什麽白日夢呢! 真穿越回秦朝,你也不是那個“揮劍決浮雲”的秦始皇,你就一長平坑底被埋的“趙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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