分別介紹了五位在中國從清末到新中國成立之前，積極推動中國與西方文明接觸，並起重大作用的西方人。本來是年初準備在愛奇藝播出的，結果因時局而被禁。
威妥瑪（Thomas Francis Wade），曾任英軍駐華使館參讚、英國駐華公使等職。1854年英、法、美三國取得上海海關控製權後，被委任為上海海關第一任外國稅務司，次年辭職。參與中英《天津條約》、《北京條約》的簽訂活動。根據漢語的特點，使用拉丁字母創造了一種以拉丁字母為基礎的漢語拚讀方法，即後來稱為威妥瑪拚音。1883年返回英國，三年後將他的4,304冊中文藏書捐贈予劍橋大學，並成為首任漢學教授。
丁韙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美國人，翻譯《萬國公法》，幫助清朝培養一批外交人才，使得清朝逐步進入國際政治秩序，並成為清朝京師同文館，京師大學堂（北京大學前身）的總教習（校長？）雙向翻譯大量書籍：為中國引入西方科學知識，向西方介紹中國文化，涉及語言學、國際法、政治經濟學、自然科學、宗教心理學、曆史、文學、哲學等諸多領域。
赫德（Robert·Hart）英國政治家；赫德曾擔任晚清海關總稅務司達半個世紀之久（1861年-1911年），在任內創建了稅收、統計、浚港、檢疫等一整套嚴格的海關管理製度。赫德在位四十多年間，海關稅收逐年增加，在清政府的財政收入中的比重由原來的微不足道變為占近三成，成為清政府的主要，最穩定的財政收入之一。他主持的海關還創建了中國的現代郵政係統，並沿著中國海岸線建設了100多座燈塔。清廷追授其為太子太保。
莫理循（George Ernest Morrison），澳大利亞出生的蘇格蘭人，曾任《泰晤士報》駐華首席記者（1897-1912），中華民國總統政治顧問（1912-1920）。他是一位與近代中國關係密切的旅行家及政治家。清末民初親身經曆和參與了中國近代史上許多著名事件：中國東北的日俄戰爭、戊戌變法、義和團運動、八國聯軍入侵、辛亥革命、民國成立、袁世凱竊國、巴黎和會……他對中國的感情是非常複雜的：一方麵，作為英帝國主義殖民者，他本能地會站在帝國主義的立場上思考和行動；另一方麵，作為中國政府雇員，他努力想幫助中國政府擺脫政治和經濟危機。其對當時的中國政治和經濟有著重要影響，北京著名的王府井大街，舊時就曾叫過莫裏循大街。
比如他任《泰晤士報》記者時極力向西方世界吹捧袁世凱，而作為袁世凱的政治顧問又堅決反對袁世凱稱帝。
揭露“二十一條”與促成中國參加第一次世界大戰
在巴黎和會上盡心為中國代表團所擬各項公文修改底稿，努力為中國代表團據理力爭。
中國人民的老朋友司徒雷登（John Leighton Stuart）教育家和外交家，一生致力於中美友好，燕京大學的創始人，傾注大量心血建設中西合璧的燕京大學校園。司徒雷登自豪地宣稱：“凡是來訪者，無不稱讚燕京大學是世界上最美麗的校園——它有助於加深學生對這個學校及其國際主義理想的感情。”
燕京大學僅僅存在了33年（1952年停辦），其間還受到日本侵華戰爭的嚴重幹擾，注冊學生總共不超過10000名，卻為中國培育了一大批高水平的人才，很多是各個領域的領軍人物：其中中國科學院院士42人，中國工程院院士11人，再加上其他卓有成績者，超過100人，占了注冊學生的1%以上，可說是科學家的搖籃。二戰時，中國駐世界各大城市的新聞特派員，9/10是燕京大學新聞係的畢業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