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赦1959》劇裏，在戰犯管理所，沈醉喊冤：我是起義的， 不是戰犯，
沈醉 說的的確是真的。
後來 當年他簽署起義通電等檔案文件找到後，得到證實，給予其 國家副部長待遇到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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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早上，士兵把沈醉押到二樓的一個會議室。盧漢的部下遞給沈一張擬好的起義電文，讓他在上麵簽字。沈看了一遍之後，覺得這種行文不符合軍統特務的行文規定，部下一看就會知道不是沈的意思。他便說：“這樣不行！還是我親自起草起義電文吧！”盧的部下看了一眼沈四周那些荷槍實彈的士兵，說：“在這種時候你自己越寫越亂，還不如就在上麵簽個名。”但沈醉告訴他說，這種行文即使簽了名，也起不了作用，還是沈自己寫。
沈因為晚上就想好了要起義，故提筆一揮而就：
現雲南全省在盧主任領導下，於本日宣布解放。本區所有軍統內外勤及各公秘單位工作人員，趁此時機聽命轉變，不但可免除無益犧牲，並可保全個人生命及今後生活。本人已絕對服從盧主任命令，各工作同誌應即一致遵照。自即日起，停止一切活動，所有武器立即繳出，所有通訊器材不得破壞，遵照呈繳並自動出麵辦理登記手續，聽候另派工作，切勿藏匿逃逸，故違自誤，而放棄此惟一自新良機。
沈醉 12月10日
沈邊寫盧的部下邊稱讚寫得好。沈寫完後，接著就把徐遠舉、周養浩等大特務交了出來，把雲南站大小二十多部電台等以及潛伏組織一起交出。盧的部下看到沈醉表現這麽好，很感意外，原來他們一直以為沈是最頑固、最不好對付的人。
一切手段辦完之後，盧漢的部下便問沈醉，是要走，還是留下？他還說：要走的話，還有飛機去香港。沈當即表示願意留下。因為沈清楚：去台灣，隻有死路一條。
11日早上，《雲南日報》刊出盧漢率部起義的通電和李彌、餘程萬、沈醉等人擁護起義的通電。廣播電台不斷播放沈醉幾個人的講話，號召部下放下武器，響應雲南和平解放。當天中午，盧漢將張群放行，讓他及其隨員乘英國航空公司的飛機到香港去了。
1950年3月，人民解放軍進駐昆明後，盧漢把沈醉等當作要犯移交給昆明軍管會。是年12月底，沈醉被押送到重慶。1957年年底，被轉移到北京功德林戰犯管理所。1960年11月，沈醉被人民政府特赦。在人民政府對沈醉的管教期間，沈與其他戰犯、特務頭子們的思想逐漸得到改造，管教所組織他們認真學習馬克思、恩格斯、列寧等有關著作和《毛澤東選集》第一至四卷，還組織他們參加生產勞動、到各地參觀，以培養他們對新中國和普通人民的感情，清除他們頭腦中的剝削階級舊思想以及對美帝國主義的錯誤思想，經過十來年的改造，確實使沈醉等原國民黨高級將領在各個方麵脫胎換骨，成為熱愛生產勞動、熱愛人民、熱愛新中國和社會主義事業的合格公民。
特赦後，沈醉先在京郊的紅星人民公社舊宮大隊勞動了一年，而後被安排到全國政協文史資料研究委員會任委員，生活待遇優厚。在這期間，他除了勞動、學習或參觀之外，就是勤奮寫作，先後寫了《我所知道的戴笠》、《楊虎城將軍被害經過》、《保密局內幕》等十幾篇材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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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2年11月28日，與12年前特赦出獄的同一月同一日，沈醉再次恢複了自由。後來沈醉了解到：是周恩來總理發現“四人幫”把幾個“特字號”國民黨戰犯又抓去關了起來，特又下令釋放，“又在周總理的筆下得到了第二次地自由”。解放後的國民黨戰犯對周恩來總理應該是最有感情、最尊重的，這不僅是周恩來多次接見他們，而且真心誠意地、事無巨細地關心、照顧戰犯們的物質與精神生活。周總理病重的消息傳出，沈醉感覺如同“一個晴天霹靂”“情不自禁地為老人家暗中祈禱”，作詩雲：“割骨療親效若何？願輸肝腦起沉屙。更捐十歲增公壽，好為人民造福多。”
粉碎“四人幫”後，文史專員們都增加了工資，沈醉的女兒、女婿也從內蒙古調回了北京照顧沈醉的生活，在台灣和海外的子女也經常通信。更讓沈醉高興的是：1949年沈醉在盧漢起義通電上簽了字，發表了起義廣播，被迫參加雲南起義的全部檔案，被清理出來送到北京。中央有關部門經過審定，沈醉的身份由戰犯改為起義將領，享受副部級待遇，並連續選為第五、六、七屆全國政協委員。這讓沈醉“感到從未有過的高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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