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長安十二時辰〉（13~16集）中的器用細節與原型梳理
本周更新，徐賓戴的瑪瑙念珠迎來特寫鏡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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念珠唐宋多為僧侶使用。早期素珠製式相對簡單，像劇中徐賓念算使用的這串黑白疑似瑪瑙珠，有用記數器等分珠粒，是明清以來的常見搭配。可參考的早期念珠如正倉院藏天平勝寶4年（752）供奉琥珀念珠，僅懸一水晶記撚，水晶勾玉則是日本特色。
唐代裝飾用的水晶珠串可參考2002年西安南郊米氏墓出土的水晶琉璃等寶石項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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細犬入鏡，頻頻立功。這類形體修長苗條，行動矯健且嗅覺靈敏的獵犬在唐代貴族壁畫中常能見到。如鹹陽景雲元年薛氏墓的侍者牽犬圖、懿德太子墓中的架鷂戲犬圖。
近年基因學揭示，現代家犬可能源自新石器時期的東南亞。不過，唐代這類細犬並不能確定就是中國本土原生犬種，更可能是西亞靈緹的後代。如宿白先生曾在《西安地區唐墓壁畫的布局與內容》中指出：
“懿德與萬泉縣主墓繪出的長喙細腿的波斯犬，都來源於中亞乃至西亞”。
而早期如漢代，常見的犬類釉陶均是壯碩寬臉，與長喙細腿細犬差異較大。在漢畫像石中雖偶見有細犬形象，卻也無法判斷其原生幾何。如薛愛華《撒馬爾罕的金桃》犬類篇寫到：
“靈緹是一種非常古老的犬，在漢代的畫像石上就已經出現了靈緹的形象，靈緹肯定是在那漫長久遠、已被人們遺忘的年代裏從埃及傳來的。”（下注“勞費爾（1909），第267~277頁”）
漢代細犬是否為進口，尚缺乏證據。不過可以確定的是，其形象在漢代不算主流，釉陶中多見的漢犬幾乎沒有細犬。北朝以後，史料屢見西域進貢獵犬，最著名者莫過於“波斯犬”。如北齊南陽王養波斯犬而噬幼兒，又北齊後主高緯為波斯犬加官進爵等。
波斯犬流行於中國，與中亞粟特人進入中國不無關係。見《唐會要》記：
“（波斯國）又多俊犬，今所謂波斯犬也。”
“開元初，（康國）屢遣使獻鏁子甲、水晶珠、越諾、及侏儒人、胡旋女子、兼狗、豹。”
又見《冊府元龜》：
“（天寶）十載二月，寧遠國奉化王阿悉爛達幹遣使獻馬二十二匹及豹、天狗……”
可知北朝至隋唐以來，粟特人貿易胡犬或直接進貢，並非罕事。粟特人重視胡犬，除狩獵因素外，不得不提及祆教信仰中的犬神文化，
如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P.4518紙本粟特神像的白畫祆神圖。其中一女手持蛇蠍，身後一細犬伸舌回首，另一女奉杯與盤，盤中有小細犬。二女據薑伯勤先生考訂是祆教之神主，右邊執日月者應為娜娜（Nana）女神，此紙本或是當年敦煌地區懸掛在沙洲祆祠中的素畫。
吐魯番阿斯塔那墓地出土的高昌文書亦有多處寺院供養犬之記錄。
細犬對祆教的意義，不言而喻。
而祆教葬俗的核心，又有“犬視”儀式，死者需由犬來看護、引導，完成葬禮，據說當今祆教徒仍有此禮。中亞粟特地區甚至流行有“犬葬”，如隋出使西域的韋節《西番記》雲：
“康國人……每有人死，好往取屍，置此院內，令狗食之，肉盡收骸骨，埋殯無棺槨。”
駭人聽聞。據《舊唐書》記李暠曾在太原取締過類似的葬俗：
“太原舊俗，有僧徒以習禪為業，及死不殮，但以屍送近郊以飼鳥獸。如是積年，土人號其地為“黃坑”。側有餓狗千數，食死人肉，因侵害幼弱，遠近患之，前後官吏不能禁止。暠到官，申明禮憲，期不再犯，發兵捕殺群狗，其風遂革。”
此風中原不曾有，應與粟特人的中亞祆教葬俗東漸有關。
犬視葬俗隨粟特人的東進，在中國頗有發現。今如日本美秀博物館藏北朝粟特人石棺屏風、山東青州北齊石屏、西安北周史君墓石槨、太原隋代虞弘墓石槨等，多處葬儀圖像中均有細犬之出現，可為參證。
據此，以圖像對照文獻，粟特石刻畫像中常見的細犬形象，應是北朝至隋唐以來流行的西域胡犬，亦是北朝以來，中原地區王公貴族們喜聞樂見且十分珍貴的犬類品種。至於要斷論隋唐時期細犬乃至當今中國細犬的品種，還有待來自基因學方麵的證據。
唐代以後的細犬，有機會再寫。
元載與封大倫把酒言歡，座上器具最亮眼著當屬琉璃器，即今天常說的玻璃製品。二者中間置有一透明琉璃胡瓶，其原型為日本正倉院藏的白琉璃瓶，注口，接直柄，細頸圓弧腹猶如後世膽瓶，是唐代進口中國的波斯薩珊玻璃器皿。唐代的玻璃器多數極輕薄且易碎，唯高等級墓葬、佛教遺跡多見出土。
與之對應的，還有中國遼寧朝陽北塔天宮中出土伊斯蘭琉璃胡瓶。造像相仿，淡綠色料，輕盈且透明，口上設有金蓋，瓶內還隻有一綠色琉璃的小瓶。應是遼代從絲路北道進口中國的西亞玻璃器，遼墓中也常見出土。不過彼時遼人未必將其都用作酒具，也可能當作舍利供養瓶使用。
又見二者舉杯，用琉璃高足杯，當是仿製日本正倉院藏的伊斯蘭藍色琉璃杯。雖然正倉院藏杯底部高足為後期組裝，不過高足樣式在琉璃器中的確存在。
如新疆庫車森木塞石窟附件出土北朝~隋薩珊玻璃高足杯，淡綠色半透明料，吹製成型，杯身熔融狀態下接柄足。外壁上貼塑圓形裝飾，是典型的西亞琉璃風格。類似樣式的琉璃器除了上述正倉院品外，在西安何家村窖藏與法門寺地宮中同樣可以見到。
其高足樣式乃是受金銀器影響下的常見器皿造型。如山西博物院藏1970年大同市南郊出土的北魏鎏金銀高足杯，同樣是來自薩珊王朝的珍貴飲具，與上述新疆庫車森木塞石窟出土的琉璃杯造型如出一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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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如1977年廣西欽州久隆隋唐一號墓中出土的琉璃高足杯，同樣是中古時期的常見款式，隻是素麵無工。經檢測，其成份為中國本土的鉛鋇琉璃，可見高足造型在隋唐人中廣受歡迎。而更早的，廣西合浦東漢墓出土琉璃高足杯，則是羅馬-地中海地區產品，這又是另一個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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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麵一轉，再到右相家中參觀。左右陳設盆景，在唐代生活中的確存在。如唐中宗神龍二年（706）章懷太子墓中的托盆景侍者壁畫，可為原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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侍者手中圓與花式盆內栽有花樹與玩石，這是目前中國發現最早的盆景圖像。不過劇中使用的方盆卻是宋代以後的方盆樣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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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香的梳理詳見上期。畫麵右側的漆盤參考正倉院藏的貼金彩繪花漆盤。
北京故宮博物院也藏有一件唐三彩花式盤，不過卻是三足樣式。而劇中器用的四花足，應是借鑒正倉院的另一件蘇芳地金銀絵花形方幾中的足腿樣式。
金銀器的例子更多，這裏不一一列舉。又到食器部分，長流執壺用北宋樣式，上一期已講過，不再重複。左下角的琉璃蓮瓣溫碗同樣是北宋樣式，最著名者如台北故宮博物院藏汝窯花式溫碗。
十曲花瓣造型，十分典雅，是北宋時期配合執壺使用，溫酒、防燙使的典型器物。
如汝窯外，尚有藍田呂氏家族墓中的耀州執壺與溫碗。而在唐代，雖然溫酒之風漸盛，卻未曾見有此類蓮花溫碗。而且，劇中的執壺也沒有放在溫碗之中。
再看食器細節。右邊琉璃器不再深入，左下角的花口造型比較接近法門寺地宮中的越窯秘色，醬碟用了唐代不存在景德鎮五彩。
左上方蓮瓣盤可參考五代邢窯花口盤，增加了花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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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間使用的菊瓣瓷盤也非唐代常見樣式，是宋以後流行的瓷器造型，如台北故宮藏南宋官窯菊瓣盤。
當然最著名的還是北京故宮藏的清代雍正十二色“網紅”菊瓣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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畫麵一轉，開始講唐代的造紙工藝。
造紙場景讓我驚喜。按劇中說法，唐代的某XX發明了以竹子莖稈纖維為原材料的竹紙。
竹紙的出現，的確在唐代，法國國家圖書館藏敦煌遺書中就有發現現存最早的竹紙書（P.3810）。而傳說晉代竹紙，並無發現，文獻也隻是宋人《洞天清錄》中的傳說：
“南紙用豎簾，紋必豎。若二王真跡，多是會稽豎紋竹紙。葢［東晉］南渡後，難得北紙，又右軍父子多在會稽，故也。
唐代關於竹紙的記錄，見李肇（791年~830年）《國史補》：
“紙則有越之剡藤苔箋，蜀之麻麵、屑末、滑石、金花、長麻、魚子、十色箋，揚之六合箋，韶之竹箋。”
由此可知，唐代南方地區製作的竹紙已流行於世，其中以韶州地區的竹箋最為有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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並且如劇中演示之場景，唐代的抄紙技術已十分成熟。1996年，國圖杜偉生老師在法國國家圖書館工作時發現館藏的敦煌抄紙竹簾實物，與現代造紙中使用的竹簾幾乎沒有什麽不同。正是唐代發達的造紙技術，為雕版印刷的興起打了下堅實基礎，也正因書籍更易獲取，“趙宋之世”才能在文化上，取得如陳寅恪先生所說的那般“登峰造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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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後，來到元載把妹現場。他奉上的木盒，上繪樹羊圖案借鑒自正倉院的臈纈羊木屏風。
所謂臈纈，即蠟染工藝，先用蠟於布上描繪紋樣，再浸入染料中，蠟脫而留其紋樣，最後蒸而精製乃成。如上圖的臈纈羊木屏風，羊與樹及草部分用白色，葉用綠更添猿猴，別致精巧。元載所奉木盒雖不知是仿泥金效果還是想做平脫漆器，不過圖樣還算還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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