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斯拉夫的四座橋（三）——德裏納河上的橋

來源: 俠影萍蹤江湖遠於 2024-06-18 10:42:18 [檔案] [博客] [舊帖] [給我悄悄話] 本文已被閱讀：次 (53416 bytes)

諾貝爾文學獎得主南斯拉夫作家伊沃·安德裏奇的名作《德裏納河上的橋》，通過故鄉維舍格勒小城的一座古橋，生動地描繪了波黑人民四百年的苦難和奮鬥。這部書寫作於1942-43年，在四十多年後，中國作家陳忠實寫出了《白鹿原》。這兩本書有極大的相似處。我覺得陳忠實寫《白鹿原》時肯定受了《德裏納河上的橋》的影響。《德裏納河上的橋》像是一本濃縮版的《白鹿原》，而《白鹿原》更像是一本放大加長版的《德裏納河上的橋》。從空間跨度來看，《白鹿原》的背景是廣袤的關中平原，而《德裏納河上的橋》的背景則小得多，局限在依河而建的一座小城和河上的一座十一孔石橋。從時間跨度來看，《白鹿原》寫了從清末到八十年代近百年的家族曆史，而《德裏納河上的橋》的故事則橫亙綿延四百年。

如果說小說是一個苦難民族的詩史，那麽波斯尼亞萬幸擁有安德裏奇，他的生花妙筆記錄了這片落後貧瘠的土地上的人民和曆史。他的小說就是曆史。波斯尼亞是一個文化的低地，曆史資料和記錄極度欠缺。如果沒有他的小說，這片土地上的很多事情將被永遠遺忘。

《德裏納河上的橋》這本書今天讀起來仍然無比震撼，動人心魄。其中很多場景，令人印象深刻難以磨滅。比如描寫血貢的那個章節（羅馬尼亞電影《勇敢的米哈伊》中對血貢有忠實的再現）。所謂血貢，是奧斯曼土耳其帝國的一項野蠻的製度。他們定期從巴爾幹地區劫掠健康聰明的十到十五歲的基督教男孩，把他們武裝護送到伊斯坦布爾，讓他們皈依伊斯蘭教，在帝國的禁衛軍中終身服役。他們中的少數人可以最終憑能力在帝國飛黃騰達，擔任大維齊（丞相）等職務。但他們將永遠忘記自己原來的名字和宗教，遠離親人和故土。書中描寫那長長的馬隊，每匹馬都馱著兩個圓筐，左右各一個。每個圓筐裏麵都放著一個孩子。每個孩子都有一個小包袱和父母給的最後一塊糕點。而馬隊的後方，跟著一隊艱難跋涉的父母，哭聲震天。母親們徒勞地呼喚著孩子們馬上就要被忘掉的名字。直到河邊渡口，永遠骨肉分離。小說的生動描寫，仿佛在我們麵前展示出一幅慘絕人寰的油畫。一個民族年複一年將自己的新一代親手送出，宛如未來的希望被連根拔起。

這座橋，就是由當時渡河的血貢隊伍中的一個男孩所修建。他後來飛黃騰達，成為奧斯曼帝國的宰相和著名的海軍將領，威震歐亞。在他年老的時候，發善心給家鄉父老在渡口修建了一座大橋。這座大橋恢宏氣派，似乎應該屬於伊斯坦布爾這樣的大城市，和這個邊陲小城極不相稱，因此在幾百年的時間裏，大橋成為小城的靈魂，也成為小城一切曆史事件的中心。

安德裏奇童年故居，距離大橋就幾步路。他童年時在大橋上嬉戲玩耍，聽故老相傳的關於大橋的各種奇幻傳說和神奇故事。

小說裏的“沙發”，橋中部的坐台，探出橋身，仿佛身處激流之上。

橋下的漩渦激流。小說中的絕色少女為了反抗封建婚姻，在送親隊伍經過大橋時縱身一躍。

小說中大橋右邊有一家名叫“羅蒂卡”的酒店。酒店的正式名字其實是“大橋酒店”。樓下是飯館，還有雅座，樓上是客房。羅蒂卡是酒店老板的小姨子，一名猶太女人。她才是酒店的實際管理者，風情萬種，八麵玲瓏，將酒店經營得井井有條，生意興隆，成為本地人最重要的社交場所。久而久之，顧客們就以她的名字代替了酒店的名字。這個文學形象讓我想起蘇童小說《南方的墮落》裏麵梅氏茶館的老板娘。除了運營酒店，她更重要的身份是一個龐大的猶太家族的幕後族長。她在二樓有一個自己專屬的密室，在那裏她掌管著龐大家族的財務賬本，對分散在各地的各房後輩進行資助。羅蒂卡這個形象是有真實原型的。現實中的羅蒂卡及其家族是十九世紀猶太人在歐洲各地遷移的活標本。在波斯尼亞被奧匈帝國托管後，她從Krakow（現在波蘭，那時候是奧匈帝國境內）搬來維舍格勒。而她的家族，好像一棵枝葉繁茂的大樹，子孫昌盛，觸角伸及四方，包括維也納，萊比錫，貝爾格萊德，甚至加拿大的蒙特利爾。猶太人注重教育，羅蒂卡對後輩的教育資助極為慷慨，這些人都獲得良好教育，後來很多人是醫生、銀行家和工廠主。當然，散落到各地的後輩，在二戰之中很多死於集中營。

現在羅蒂卡酒店仍然矗立在橋邊，樓下是藥房和小賣部，二樓自住，三樓被開發成了民宿。

羅蒂卡舊址

民宿後院的玉蘭花開

小說中一個令人難忘的場景，是一個外號叫“獨眼龍”的底層青年，生活卑微，毫無尊嚴，是城裏紈絝子弟一貫侮辱取笑的對象。在某個寒冷的冬夜，他終於爆發。喝得酩酊大醉的他，自殺一樣跳上結冰的高高的橋欄（一邊是橋下的冰冷激流，掉下去斷無生理），在眾人的瞠目結舌中，從橋的一端跑到另外一端，完成了一圈極限跑酷運動。在那一刹那間，他擺脫了自己卑微的命運，渾身充滿了生命的力量，在大橋之上仿佛一隻舞姿輕盈的精靈，在清晨的霞光中熠熠生輝。這景象永遠印在了早起上學途徑大橋的兒童（也是作者）心中。

十九世紀初，塞爾維亞反抗奧斯曼土耳其的起義軍前鋒突進到小城附近，在遠處高山之巔點起幾堆篝火。山下城市裏的塞爾維亞人和土耳其人都看到了，但都裝作沒有看到。私下裏，塞爾維亞人遠望篝火手劃十字，熱淚盈眶。他們想象著這幾叢篝火變幻成為千萬堆篝火，成為千萬塞爾維亞起義軍來解放自己的苦難同胞，一血三百年之恥。而他們的土耳其鄰居則心驚膽戰地祈禱他們的真主將反叛者驅逐。第二天早上，當塞爾維亞人和他的土耳其鄰居在街道上相遇，他們照舊寒暄，說著一些無關痛癢的政治正確的話，雖然那時候“政治正確”這個詞還沒有被發明。作者詼諧生動地描寫了兩個無法融合的種族的同床異夢。這種脆弱的表麵上的虛假和平，暗底下巨大種族和宗教差異暗潮湧動。

橋麵極寬，大橋在奧斯曼帝國時期是聯接伊斯坦布爾和波斯尼亞的交通要道。直到奧匈帝國托管時期修了鐵路，大橋的重要性才被替代。而這段從薩拉熱窩到維舍格勒的鐵路，就是電影《瓦爾特保衛薩拉熱窩》中德軍秘密運油的線路（小城的名字在電影中翻譯成維謝格拉特）。

小說接著描寫了十九世紀末期奧匈帝國進入波黑後所帶來的變化。茜茜公主的老公給小城帶來了現代化的市政管理，改善了公共衛生狀況，小城的商業獲得蓬勃發展，娛樂也多種多樣。特別是鐵路的修建，使得小城和外部世界的聯係更加通暢。這一段時間是小城的黃金年代。鐵路也讓小城更多的年輕人走出深山到大城市接受教育。但令人諷刺的是，受惠於皇帝陛下的政策，這些年輕人在大學接受良好的教育後，迅速將民族主義和社會主義等最新思潮帶回小城，各種政治派別小組紛紛成立，他們都意氣勃發要推翻奧匈帝國統治，爭取地區民族自決。

隨著奧匈帝國到來的，是更深的多元化。原來小城中有塞爾維亞人、土耳其人、和猶太人雜處而居。現在從奧匈帝國各處來的德國人、匈牙利人、波蘭人、意大利人、甚至俄羅斯人，紛紛湧入小城，各司其職，共同建設。奧匈帝國本身就是歐洲最多元化的帝國，作者這段描寫向我們展示了一個真正多元化的社會形態。小說中對一個意大利人（奧匈帝國那時還擁有意大利的出海口，《音樂之聲》的男主角帝國海軍潛艇艦長還沒有失業）的描寫，非常生動。這是一個安分守己，忠於職守的技術人員，心地善良，性格溫順，對帝國毫無二心。因為茜茜公主被一名意大利無政府主義者刺殺而深刻自責，用我們現在的時髦用語就是無端自恨。但隨著一戰之前世界局勢的變化，種族矛盾不斷升溫，連他這樣的老實人也在街頭被無端指責。作者忠實地寫出了多元化的無力和身份政治（identity politics）的絕望。現代西方精英對多元化（diversity）已經形成了一種宗教狂熱式的信仰，仿佛多元化可以解決一切問題。他們把多元化當做一種極端高尚的完全沒有討論餘地的社會最高理想和最高形態。但他們從沒有仔細地研究曆史（他們認為自己的高尚要高於一切曆史和人性）。無情的曆史向我們披露的是：一個沒有主體民族的多元化，注定是一個悲劇。奧匈帝國就是一個最好的例子，分崩離析是最後的宿命。

小說最後以悲劇結尾，小城裏奧匈帝國苦心建設的象征著文明和進步的成果，在一戰的炮火中毀於一旦。

作者在1942-43年於貝爾格萊德被德軍軟禁期間寫成此書後，聲譽鵲起。後來於1961年獲得諾貝爾文學獎。在鐵托的南斯拉夫，他是文學大神，地位有如蘇聯的高爾基。但他可能無法想到的是，南斯拉夫最終結局也是曆史長河中的一場悲劇。他小說中所寫的苦難不斷輪回，永無中止的種族矛盾和殺戮，仍然無法停止。南斯拉夫解體後，1992年到1995年的波斯尼亞戰爭期間，大橋又成了種族仇殺的殺戮場，大量死者被拋屍於橋下永不停息的激流中。那場屠殺主要是塞爾維亞人對穆斯林的屠殺。

時至今日，他的這本小說，在揭示人類種族宗教矛盾和鬥爭方麵，仍然有極其深刻的現實意義。

在作者的孩童時期，維舍格勒還是一個穆斯林為主的城市，所以小說中很多角色是穆斯林。時至今日，維舍格勒的人口構成和作者那時就有很大的改變，特別是在波斯尼亞戰爭之後。戰爭之前，穆斯林人口占60%，戰爭之後隻剩9%。今天居住在維舍格勒的主要是塞爾維亞人，他們是波黑內部的塞族共和國，國中之國，事實獨立，鄰國塞爾維亞更像是他們的母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