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公園紮堆的中西部，時差比較有趣。大峽穀國家公園（“Grand Canyon National Park”），明明是山區時區，時間卻和太平洋時區一致。而第二天要去的Bryce Canyon，同樣是山區時區，我們的時鍾卻要撥快一個小時。這種平常遇不見的差異，有點混亂，也讓過慣了按部就班生活的我們，有點亂糟糟的喜悅。
早晨從Holbrook出發時，想到接下來，連續三晚都要在國家公園露營，我就敲打蔣先生：出發後八個晚上，已有三晚臨時改訂住宿，預算超標！
清晨時分，蔣先生的頭腦通常比較混亂。聽到預算師提請注意，他信誓旦旦：從今天開始，該露營就露營，絕無二話。其他方麵，也要帶頭省吃儉用。
沒想到，他還言出必行了。一整天，他沒為自己花一分錢。早餐在旅館吃了點免費的烤麵包和燕麥圈，中午吃了點孩子們剩下的披薩，晚上吃了點我剩下的雞腿飯套餐，還吃了點蔣小詩剩下的甜點冰激淩。這就是他一整天的夥食了。
大峽穀公園從南門西行，有一條通往Hermit’s Rest的路線，私家車過不去，隻能坐公園的免費班車。我們在Mather Campground紮完營，就從Village登上了公園的班車。
司機是個很老的老人家了，一把白胡子垂到胸前，乍一看，有點像《魔戒》中甘道夫和薩魯曼的混合體。我是說，他有著甘道夫一般清臒細瘦的麵容，又有薩魯曼那種上了年紀的疲老之態。剛開始，我還納悶國家公園怎麽會雇傭這麽老的員工。這個年紀的老人家，不是早該退休，頤養天年了嗎？後來聽出來了，是他在自己的崗位上一做很多年，根本不想離開好伐啦。
剛上車時，我的腦子自動開啟屏蔽模式，把車上的一切聲響全部調成了背景音。這是做母親的基本功，不論行到何地，第一要緊的，是照顧到小娃們的安全。話說倆娃一上車，就像兩隻從春天的土地裏拱出來的土撥鼠，爭相從座位上站立起來。他們也不是想要看風景，就是覺得站著比較有趣。而一個咯咯笑著站起來，另一個一定會有樣學樣。
我怕汽車刹車顛簸，會讓他們跌跟鬥，也擔心他們站得左搖右晃，會打擾到其他座位上的乘客，隻能站起一個按到一個。怎奈就像“Whack-a-mole’遊戲，按下葫蘆浮起瓢，在車子開啟的前五分鍾裏，讓他們保持安全的“坐姿”，幾乎成了我的全職工作。
蔣先生卻在一旁嘿嘿笑。
我有些惱怒，以為他在笑我做無用功。他總說我操心過度，小孩子摔個跟鬥，餓個肚子，打翻點瓶瓶罐罐，又不是什麽大事，我沒必要跟前跟後地囑咐嘮叨。
爹和媽，能一樣嗎？記得有一次閨蜜來訪，我陪閨蜜住酒店。第二天一早，由蔣先生負責把孩子們送去學校。一大早，我就在電話中遠程指揮，讓蔣先生準備孩子們的便當盒。譬如，一隻蘋果切兩半，兒子隻吃不削皮的蘋果，女兒隻吃削了皮蘋果；又譬如，兒子的巧克力奶，一定要附上吸管，女兒不喝巧克力奶，隻吃草莓味的酸奶。裝錯了，他們就會如hunger strike一般，原封不動給你帶回來。
以為這些細節關注到了，一整天就能順順利利。晚上我去接娃放學時，卻是眼前一黑。隻見蔣小詩披頭散發就被老師領了出來。她蓬亂的頭發遮住了半邊臉，有些地方還結了塊，一看早起後就沒梳過頭。嘴邊沾染著不知哪一餐留下的糖霜，被側壓著漂染到了臉頰上，所以，應該也是沒有洗過臉。至於扮相，更是辣眼：上身穿了件袖長及膝的貼身針織衫，（那是斷碼打折時我為八歲的她準備的。）下身掛了條被蔣大核淘汰下來的寬腿運動褲，過長的褲腿累累贅贅堆積在腳踝處。如果借一頂倒扣的棒球帽，這姑娘可以直接去大街上獻唱RAP，順便擺個缽子收賣藝錢了。
回家後我質問蔣先生，為什麽給女兒選了套這麽不合身的衣服，他振振有詞：“她自己選的呀，我充分尊重她的選擇。”
敢情，我每天晚上提前在沙發上給孩子們準備第二天要穿的衣服，還是剝奪了他們的選擇權？
自此，就算我哪天夜不歸宿，也會提前把孩子們第二天上學的衣服鞋帽都準備好。
這些心，媽媽不操誰來操？
前兩站停靠時，我拉著孩子們要下車，被蔣先生用手勢製止了。他輕聲說：“再等等。”
很多人下了車，車上多出不少空位來。我換了位置，強行坐到倆娃中間，一手鉗住一個，耳朵這才開始放空，有容量分辨外界的各式聲音。
是我多心了。蔣先生不是在笑我，他的關注點在司機身上。每次司機一開口，他就咧嘴笑。
我豎起耳朵，這才發現，司機簡直就是一個隱藏在公交車隊裏的脫口秀段子手啊。幾乎每隔幾句，都會甩出一個包袱來。車上的人大多伸長了脖子朝向窗外，企圖窺得點滴大峽穀的雄姿；又或者大部分是來自海外的遊客，英語並不靈光，並沒有多少人傾聽司機講話。所以每次司機甩出一個包袱，隻是引發一陣輕淺的哄笑。在孩子們鬧騰的時候，這陣哄笑，在我耳中，也隻是背景噪音的一個層次，如此而已。
聽出了玄妙，我也就如蔣先生一般，很快就上了癮，簡直不想下車。大峽穀的風景雖然壯美，卻也大同小異，在一個觀景台看到的風景，與其他觀景台看到的差不多。差別多是光與影的重組。錯過了這個司機，倒可能是錯過了一個寶藏級別的解說員。
絕大部分笑話，當時笑過就忘了，我在日記本中摘錄了最後幾條強記的段子：
經過“深淵”（“The Abyss”）時，司機簡單介紹了一下它的高度寬度。大致是，深淵高達三千英尺。莫名，我想象著，如果在“深淵”掛上一條瀑布，那就是飛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銀河落九天了。
司機說：“在我看來，’深淵’好比毒藥。“
說到這裏，他停頓了好一會兒。我思索著，”深淵“和毒藥哪來的可比性呢？
司機揭曉答案：”他們的相似之處在於，one drop, you are doomed.”
這個drop用得太妙了。用在“深淵”處，就是縱身一躍；用在“毒藥”上，就是一滴。無論前者後者，結局都一樣：你死定了。
經過Monument Creek Vista時，司機用他一貫慢慢悠悠的口吻說道：“這個紀念碑，1912年就建起來了。我童年時聽說這裏建了一個紀念碑，嘖嘖稱奇。”
聽他這麽說，我嚇了一跳。我知道司機已經老了，沒想到竟然這麽老了。如果1912年已是他的童年時光，那他起碼得111歲了呀。這麽大年紀開車，還看得清哪是路，哪是懸崖嗎？要知道，我們與懸崖之間，隻差了一個drop的距離。
司機喃喃自語般說道：“1912年啊，實在太有曆史感了。這麽重要的事件，我怎麽能忘記呢？那時候，我已經負23歲了。”
我舒了一口氣。如此算來，司機今年八十八。
司機仿佛讀懂了乘客如我過山車般的心情，說：“不過呢，你們也不用擔心，我開車的技術還是很不錯的。你們基本上是安全的。”
我忍不住琢磨這“基本”一詞。司機話鋒一轉，說道：“我是說，大部分時間我開得很不錯，除了陰天下雨，或陽光耀眼的時候。”
窗外，是明晃晃的太陽。
到達Pima Point時，有一兩分鍾的停靠間隙。我們看了下地圖，這已是本條行車路線的倒數第二站了，再不下，大概就看不到什麽峽穀風光了，隻能依依不舍下車去。
臨下車前，蔣先生問司機：“請問，你開這個班車有多久了？”
司機說：“哦，很久了呢！” 他撚了撚胡子，仰頭望向虛無，似乎在追溯如水年華。
我在一旁暗暗猜測，40年？50年？60年？
司機慢悠悠開口，說道：“從中午十二點就開始了。”
厲害的是，司機全程都沒有笑。所謂的撲克臉，他是當之無愧的老K級別。
蔣先生說，這些笑話，司機大概在崗位上講了幾十年，早已變成了複讀機一般的播放式台詞。但正因為段子手本人的冷靜，讓初聽笑話的我們，隻感覺餘音繞梁，那美感，不輸風景本身。
更搞笑的是，我們參觀完Pima Point，登上了下一輛班車。那輛車根本沒在終點站Hermit’s Rest停靠，直接把我們拉回了village。所以，整趟班車行程，我們因為忙著欣賞段子手的精彩演講，隻是參觀了一個Pima一個景點。
即便如此，我們也感覺不虛此行。
大峽穀的壯美，已有無數人謳歌獻影，我就不多說了。
孩子們看見懸崖，毫無距離感，一會兒把頭伸出周邊的護欄，一會兒又圍著峭壁旁的石頭轉圈，觀者（主要是親生父母）心驚肉跳。蔣先生說，他總記得司機的那句話：One drop, you are doomed，所以這顆心一直放不下來，回營也好。風景一直在，等孩子們大點來看，也是一樣的。
在village吃完晚飯，我們去營地附近的Mather Point，打算看峽穀落日。孩子們照例上躥下跳，我們隻看了幾分鍾，就草草收兵，打算回營。
從步道走出來，看見準備看落日的大部隊不停往裏進，我又猶豫了，想再走回去看。但想著小娃們的舉動，又說不出口。
蔣先生看出來了。他開車把我們拉到地理博物館，據說，那裏是一群地理學家挑選出來的最典型的峽穀地貌。他讓我單獨下車，不要錯過最後的機會。
我沒有推辭，飛速跑了進去。太陽隻在山脊處露著一個小帽，95%都消失在了山背後，但金色的光芒還在，可以欣賞個餘暉。
第二天早上，在離開大峽穀，去往Bryce Canyon的路上，我們在大峽穀最東邊的沙漠景觀觀景塔（“Desert View Watchtower”）作了停留。
停車場裏好多人朝著路邊的樹仰望。我們跟風抬頭，看到兩隻大烏鴉在樹頂戲耍。我們看了兩眼也就離開了，畢竟，烏鴉到處都有，看古塔才是我們此番停留的目的。
走出去好一會兒，不見蔣小詩跟上來，我隻好回頭去找她。
她還在停車場，隻是端坐在了地上，靜心看樹頂的兩隻烏鴉飛來飛去。
人來人往，她巋然不動。
我突然有點感動。世間所有的風景，不分大小，遇見有心人，就是最美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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