國家公園紮堆的中西部,時差比較有趣。大峽穀國家公園(“Grand Canyon National Park”),明明是山區時區,時間卻和太平洋時區一致。而第二天要去的Bryce Canyon,同樣是山區時區,我們的時鍾卻要撥快一個小時。這種平常遇不見的差異,有點混亂,也讓過慣了按部就班生活的我們,有點亂糟糟的喜悅。
早晨從Holbrook出發時,想到接下來,連續三晚都要在國家公園露營,我就敲打蔣先生:出發後八個晚上,已有三晚臨時改訂住宿,預算超標!
清晨時分,蔣先生的頭腦通常比較混亂。聽到預算師提請注意,他信誓旦旦:從今天開始,該露營就露營,絕無二話。其他方麵,也要帶頭省吃儉用。
沒想到,他還言出必行了。一整天,他沒為自己花一分錢。早餐在旅館吃了點免費的烤麵包和燕麥圈,中午吃了點孩子們剩下的披薩,晚上吃了點我剩下的雞腿飯套餐,還吃了點蔣小詩剩下的甜點冰激淩。這就是他一整天的夥食了。
大峽穀公園從南門西行,有一條通往Hermit’s Rest的路線,私家車過不去,隻能坐公園的免費班車。我們在Mather Campground紮完營,就從Village登上了公園的班車。
司機是個很老的老人家了,一把白胡子垂到胸前,乍一看,有點像《魔戒》中甘道夫和薩魯曼的混合體。我是說,他有著甘道夫一般清臒細瘦的麵容,又有薩魯曼那種上了年紀的疲老之態。剛開始,我還納悶國家公園怎麽會雇傭這麽老的員工。這個年紀的老人家,不是早該退休,頤養天年了嗎?後來聽出來了,是他在自己的崗位上一做很多年,根本不想離開好伐啦。
剛上車時,我的腦子自動開啟屏蔽模式,把車上的一切聲響全部調成了背景音。這是做母親的基本功,不論行到何地,第一要緊的,是照顧到小娃們的安全。話說倆娃一上車,就像兩隻從春天的土地裏拱出來的土撥鼠,爭相從座位上站立起來。他們也不是想要看風景,就是覺得站著比較有趣。而一個咯咯笑著站起來,另一個一定會有樣學樣。
我怕汽車刹車顛簸,會讓他們跌跟鬥,也擔心他們站得左搖右晃,會打擾到其他座位上的乘客,隻能站起一個按到一個。怎奈就像“Whack-a-mole’遊戲,按下葫蘆浮起瓢,在車子開啟的前五分鍾裏,讓他們保持安全的“坐姿”,幾乎成了我的全職工作。
蔣先生卻在一旁嘿嘿笑。
我有些惱怒,以為他在笑我做無用功。他總說我操心過度,小孩子摔個跟鬥,餓個肚子,打翻點瓶瓶罐罐,又不是什麽大事,我沒必要跟前跟後地囑咐嘮叨。
爹和媽,能一樣嗎?記得有一次閨蜜來訪,我陪閨蜜住酒店。第二天一早,由蔣先生負責把孩子們送去學校。一大早,我就在電話中遠程指揮,讓蔣先生準備孩子們的便當盒。譬如,一隻蘋果切兩半,兒子隻吃不削皮的蘋果,女兒隻吃削了皮蘋果;又譬如,兒子的巧克力奶,一定要附上吸管,女兒不喝巧克力奶,隻吃草莓味的酸奶。裝錯了,他們就會如hunger strike一般,原封不動給你帶回來。
以為這些細節關注到了,一整天就能順順利利。晚上我去接娃放學時,卻是眼前一黑。隻見蔣小詩披頭散發就被老師領了出來。她蓬亂的頭發遮住了半邊臉,有些地方還結了塊,一看早起後就沒梳過頭。嘴邊沾染著不知哪一餐留下的糖霜,被側壓著漂染到了臉頰上,所以,應該也是沒有洗過臉。至於扮相,更是辣眼:上身穿了件袖長及膝的貼身針織衫,(那是斷碼打折時我為八歲的她準備的。)下身掛了條被蔣大核淘汰下來的寬腿運動褲,過長的褲腿累累贅贅堆積在腳踝處。如果借一頂倒扣的棒球帽,這姑娘可以直接去大街上獻唱RAP,順便擺個缽子收賣藝錢了。
回家後我質問蔣先生,為什麽給女兒選了套這麽不合身的衣服,他振振有詞:“她自己選的呀,我充分尊重她的選擇。”
敢情,我每天晚上提前在沙發上給孩子們準備第二天要穿的衣服,還是剝奪了他們的選擇權?
自此,就算我哪天夜不歸宿,也會提前把孩子們第二天上學的衣服鞋帽都準備好。
這些心,媽媽不操誰來操?
前兩站停靠時,我拉著孩子們要下車,被蔣先生用手勢製止了。他輕聲說:“再等等。”
很多人下了車,車上多出不少空位來。我換了位置,強行坐到倆娃中間,一手鉗住一個,耳朵這才開始放空,有容量分辨外界的各式聲音。
是我多心了。蔣先生不是在笑我,他的關注點在司機身上。每次司機一開口,他就咧嘴笑。
我豎起耳朵,這才發現,司機簡直就是一個隱藏在公交車隊裏的脫口秀段子手啊。幾乎每隔幾句,都會甩出一個包袱來。車上的人大多伸長了脖子朝向窗外,企圖窺得點滴大峽穀的雄姿;又或者大部分是來自海外的遊客,英語並不靈光,並沒有多少人傾聽司機講話。所以每次司機甩出一個包袱,隻是引發一陣輕淺的哄笑。在孩子們鬧騰的時候,這陣哄笑,在我耳中,也隻是背景噪音的一個層次,如此而已。
聽出了玄妙,我也就如蔣先生一般,很快就上了癮,簡直不想下車。大峽穀的風景雖然壯美,卻也大同小異,在一個觀景台看到的風景,與其他觀景台看到的差不多。差別多是光與影的重組。錯過了這個司機,倒可能是錯過了一個寶藏級別的解說員。
絕大部分笑話,當時笑過就忘了,我在日記本中摘錄了最後幾條強記的段子:
經過“深淵”(“The Abyss”)時,司機簡單介紹了一下它的高度寬度。大致是,深淵高達三千英尺。莫名,我想象著,如果在“深淵”掛上一條瀑布,那就是飛流直下三千尺,疑是銀河落九天了。
司機說:“在我看來,’深淵’好比毒藥。“
說到這裏,他停頓了好一會兒。我思索著,”深淵“和毒藥哪來的可比性呢?
司機揭曉答案:”他們的相似之處在於,one drop, you are doomed.”
這個drop用得太妙了。用在“深淵”處,就是縱身一躍;用在“毒藥”上,就是一滴。無論前者後者,結局都一樣:你死定了。
經過Monument Creek Vista時,司機用他一貫慢慢悠悠的口吻說道:“這個紀念碑,1912年就建起來了。我童年時聽說這裏建了一個紀念碑,嘖嘖稱奇。”
聽他這麽說,我嚇了一跳。我知道司機已經老了,沒想到竟然這麽老了。如果1912年已是他的童年時光,那他起碼得111歲了呀。這麽大年紀開車,還看得清哪是路,哪是懸崖嗎?要知道,我們與懸崖之間,隻差了一個drop的距離。
司機喃喃自語般說道:“1912年啊,實在太有曆史感了。這麽重要的事件,我怎麽能忘記呢?那時候,我已經負23歲了。”
我舒了一口氣。如此算來,司機今年八十八。
司機仿佛讀懂了乘客如我過山車般的心情,說:“不過呢,你們也不用擔心,我開車的技術還是很不錯的。你們基本上是安全的。”
我忍不住琢磨這“基本”一詞。司機話鋒一轉,說道:“我是說,大部分時間我開得很不錯,除了陰天下雨,或陽光耀眼的時候。”
窗外,是明晃晃的太陽。
到達Pima Point時,有一兩分鍾的停靠間隙。我們看了下地圖,這已是本條行車路線的倒數第二站了,再不下,大概就看不到什麽峽穀風光了,隻能依依不舍下車去。
臨下車前,蔣先生問司機:“請問,你開這個班車有多久了?”
司機說:“哦,很久了呢!” 他撚了撚胡子,仰頭望向虛無,似乎在追溯如水年華。
我在一旁暗暗猜測,40年?50年?60年?
司機慢悠悠開口,說道:“從中午十二點就開始了。”
厲害的是,司機全程都沒有笑。所謂的撲克臉,他是當之無愧的老K級別。
蔣先生說,這些笑話,司機大概在崗位上講了幾十年,早已變成了複讀機一般的播放式台詞。但正因為段子手本人的冷靜,讓初聽笑話的我們,隻感覺餘音繞梁,那美感,不輸風景本身。
更搞笑的是,我們參觀完Pima Point,登上了下一輛班車。那輛車根本沒在終點站Hermit’s Rest停靠,直接把我們拉回了village。所以,整趟班車行程,我們因為忙著欣賞段子手的精彩演講,隻是參觀了一個Pima一個景點。
即便如此,我們也感覺不虛此行。
大峽穀的壯美,已有無數人謳歌獻影,我就不多說了。
孩子們看見懸崖,毫無距離感,一會兒把頭伸出周邊的護欄,一會兒又圍著峭壁旁的石頭轉圈,觀者(主要是親生父母)心驚肉跳。蔣先生說,他總記得司機的那句話:One drop, you are doomed,所以這顆心一直放不下來,回營也好。風景一直在,等孩子們大點來看,也是一樣的。
在village吃完晚飯,我們去營地附近的Mather Point,打算看峽穀落日。孩子們照例上躥下跳,我們隻看了幾分鍾,就草草收兵,打算回營。
從步道走出來,看見準備看落日的大部隊不停往裏進,我又猶豫了,想再走回去看。但想著小娃們的舉動,又說不出口。
蔣先生看出來了。他開車把我們拉到地理博物館,據說,那裏是一群地理學家挑選出來的最典型的峽穀地貌。他讓我單獨下車,不要錯過最後的機會。
我沒有推辭,飛速跑了進去。太陽隻在山脊處露著一個小帽,95%都消失在了山背後,但金色的光芒還在,可以欣賞個餘暉。
第二天早上,在離開大峽穀,去往Bryce Canyon的路上,我們在大峽穀最東邊的沙漠景觀觀景塔(“Desert View Watchtower”)作了停留。
停車場裏好多人朝著路邊的樹仰望。我們跟風抬頭,看到兩隻大烏鴉在樹頂戲耍。我們看了兩眼也就離開了,畢竟,烏鴉到處都有,看古塔才是我們此番停留的目的。
走出去好一會兒,不見蔣小詩跟上來,我隻好回頭去找她。
她還在停車場,隻是端坐在了地上,靜心看樹頂的兩隻烏鴉飛來飛去。
人來人往,她巋然不動。
我突然有點感動。世間所有的風景,不分大小,遇見有心人,就是最美的存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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