軍事思想無法脫離物質基礎而超前地懸空存在，但是軍事思想可能會滯後於物質的發展。這是唯物主義哲學原理在軍事領域的一個例證。
在武器與軍事思想和實踐的演變這個問題上，全世界的先進國家從1860年代起，後膛填裝的連發槍炮跟土木作業相結合，已經讓防禦變得越來越強，進攻越來越吃虧。1860年代美國內戰，東線每一次攻防作戰，從弗雷德裏克斯堡，到葛底斯堡，全都是取守勢的一方獲勝。隻有在西邊，地廣人稀還可以有機動作戰的餘地，才能實現進攻和突破（格蘭特的打通密西西比河和謝爾曼的向大海突進）。但是這個趨勢在當時剛剛顯現苗頭，還不明顯，比美國內戰稍晚幾年的德意誌統一戰爭（尤其是普奧戰爭和普法戰爭），進攻的一方仍然獲勝，而且是在歐洲的中心地區獲勝的，美國內戰的經驗很大程度上被忽視了。
同樣的趨勢在1904-05年的日俄戰爭表現得更加明顯：203高地爭奪戰，麵對強固的塹壕防禦，即便俄軍士氣低落供應不足，士氣高漲的日軍仍然付出了屍山血海的代價才拿下一個山頭。
但是直到一次大戰爆發，世界各國的軍事思想仍然沒有意識到武器的發展讓攻勢作戰的形態發生了本質的變化。當時全世界最偉大的軍事思想家施利芬，最先進的軍事組織德意誌帝國總參謀部（施利芬的後任小毛奇），最強大的軍隊法軍的17號進攻計劃，仍然秉承攻勢作戰的指導思想，直到戰爭的實踐讓他們都碰得頭破血流。
直到一次大戰中後期出現了原始的坦克和空戰，這兩樣武器讓攻勢重新對守勢占了上風。但是當時的飛機和坦克還太原始，更主要的是，運用這些新武器的戰術戰法，軍事思想還沒有出現。要到兩次世界大戰之間的利德爾-哈特，富勒，圖哈切夫斯基，古德裏安，意大利的巴爾博和英國的特倫查德（空軍）等人，才開始係統地提出應用新式武器的戰役戰術思想，並開始付諸實踐。真正把新武器和新思想完全結合起來並全麵實踐，那要等到二次大戰了。從1916-1939，有二十多年整整一代人的滯後時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