執掌政權的慈禧在青壯年時代還是很有能力的政治家。說洋務運動，“同光之治”不能隻提曾左李。曾左李雖然是“中興名臣”但畢竟是地方大員，在1890年代之前，再權傾朝野也沒能做到在朝廷上一言九鼎的地步。（庚子之亂東南互保，李鴻章能被公推為一旦清朝覆亡時的大總統，那是後話了，庚子時候朝廷對地方已經完全失去了控製力，但甲午之前不是這樣的）。在1860年代，清廷內有太平軍之亂半壁江山糜爛，外有第二次鴉片戰爭列強屢次直扣京畿，王朝在1860年麵臨的是徹底覆滅的危機。此後的20年間，不但平定了太平軍，撚軍，內部安定下來，在1870年代還用左宗棠恢複了新疆大片土地，內部搞洋務運動，國家不但逐漸恢複元氣，甚至有錢建設現代化陸海軍。這二十多年所謂“同光之治”，其實說白了就是“慈禧之治”，因為我們都知道同治和光緒是沒有實權的皇帝，拿下顧命八大臣，鬼子六靠邊站以後，整個朝廷說了算的隻有一個慈禧，曾左李都隻是地方上的能員，左右不了朝局，最初重用曾國藩的是肅順。肅順倒台以後曾國藩一度非常惶恐。還是慈禧有識人之能，繼續倚重曾國藩和他的湘軍係統，事實證明慈禧的眼光是很獨到的，曾國藩不但為清廷打了勝仗，而且還是一個對朝廷忠誠，個人修養很高的人，從沒有起過篡位的念頭。左宗棠李鴻章莫不如此。李鴻章這個人貪是貪的，卻也是晚清最了解世界格局，同時還在盡心盡力為封建王朝當補鍋匠的一個人。
所以如果從一個封建王朝統治者的角度來說，青壯年時代的慈禧，統治能力出眾，尤其是善於識人用人，殺伐決斷。你不能要求她和曾國藩一樣指揮打仗，但在朝堂上，作為同光這二十年的唯一最高決策者，慈禧如果是男的，不但是合格的皇帝，而且表現出了強於一般皇帝的政治能力。我覺得放在任何一個一般的封建王朝，起碼能獲得“中興明君”的評價。
但問題就出在這裏：晚清完全不是一個曆史上普通的封建王朝。在任何一個封建王朝，它是封閉的，危機就已經過去了。可是晚清已經走到了舊製度的盡頭，必須麵臨外來的更先進的文明的不斷的衝擊，這是大勢，不是一代幾代雄主能解決得了的，換了乾隆雍正坐在慈禧的位置上，也會最終失敗。比如甲午戰爭，那是日本全盤接受先進文明以後跟清朝老大帝國的決戰。再說八國聯軍，起因是義和團，而義和團是外來文明跟本土農耕文化在社會層麵的深刻矛盾導致的。這是大勢，就算甲午戰爭打贏了日本，就算當初重用袁世凱把義和團從一開始就消滅在萌芽階段，以後還會有其他的國際政治矛盾和戰爭。這是文明的衝突。清朝大勢已去。
但在這個背景下，同時也必須承認慈禧晚年的昏聵，和她早年的政治精明形成鮮明對比。最突出受到時人和後世指責的是兩個事情，一是挪用海軍經費修圓明園，導致甲午慘敗；二是在義和團問題上剿撫不定，釀成禍端以後還想著挾義和團在洋人麵前自重，最後竟至鬧成向世界列強同時宣戰的鬧劇。這兩個問題應該說很複雜，尤其甲午戰爭的第一個問題，即便海軍經費不被挪用，甲午也不是說就能贏的：當時北洋陸海軍在士氣、體製、兵力兵器上麵本身就有種種問題。當時的清廷內部也是盤根錯節，權力鬥爭重重，無論李鴻章還是慈禧，本身也要受製於官場的製約，尤其是李鴻章。
不過話說回來，慈禧不是李鴻章，她是最高決策者，幹的這些事情的確不地道，對甲午和庚子的兩次災難負有不可推卸的責任。除了晚年昏聵以外，我覺得另一個原因在於慈禧最主要的局限性在於她是在為王朝一家一姓在考慮，要保住的是愛新覺羅家的統治地位，是皇權，而不是從整個國家民族的利益出發的。王朝時代“朕即國家”，本來並無王朝和國家的分別，可是晚清已經跨入了近現代，民族國家的概念已經形成了，而且我們今天作為評價者，當然會區分王朝利益和國家民族利益的區別。隻有這樣才能解釋她對義和團的利用，對外國幹涉朝廷帝後權力鬥爭的敏感，以及基於以上動機做出的政治決策----這些決策肯定是錯誤的，對國家民族造成了災難性的後果，但出於她的角度來考慮，你得承認有一部分合理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