吃飯怎樣最省錢？當然是要飯。但對於“餓死事小，失節事大”的君子來說，或許蹭飯才是最省錢的。不過，能被蹭飯的，一定得是朋友，至少也得是朋友的朋友。嘴巴一張，脖子一鼓，人情就欠下了。欠債還錢，欠情還誼，受人滴水之恩，必當湧泉相報。所以，蹭飯不過是寅吃卯糧。天下沒有免費的午餐。
和吃飯一樣，旅遊也是現代生活之必需。不吃飯，會餓死；不旅遊，會發瘋，生不如死。一個人，囊中羞澀，又想旅遊，又不想欠人情，怎麽辦？走路？太慢了。騎自行車？我曾試過。我曾騎了三天自行車到巴黎。玩了一星期後，又騎了一天到敦克爾刻。我站在海邊，眺望天際，波濤洶湧，遙想當年英法三十萬大軍倉皇辭廟、狼狽渡海的英雄壯舉，心滿意足。那次出行，來回一千公裏，費時半個月。回來一算賬，不合算。騎車雖然不花路費，但速度還是太慢，從早騎到晚，累死累活，屁股磨得生疼，一天也就能跑個百八十公裏。就算露宿街頭，省了旅館費，可總得吃飯、喝水吧？而且，飯量、水量還特見長。後來，就發現了比步行、比騎自行車花費還少的旅行方法：搭車，搭過路車，hitch-hiking, auto-stop。
搭車與要飯相比，無論從形式上，還是從實質上，都有些相像：伸出手來，求人施恩。但兩者背後的文化內涵不同。要飯，幾乎就等於好吃懶做，為君子所不恥；而搭車的，則是行者，那些浪跡天涯的行者，猶為君子所欽佩。另外，搭車還有點兒君子竊書不算偷的味道：隻要目的高尚，手段嘛，可以通融。
那是1985年的秋天——將近20年了（有關國家不會再追究我的犯法行為了吧？）。 我要去的地方，是意大利北部科莫湖邊的城市科莫，是去參加國際第七屆邊界元會議的。導師為我交了會議注冊費，我自己負擔路費、食宿費。很早就向意大利駐列日領事館遞上了簽證申請，因為我知道，中國護照在當時是世界上最不受歡迎的，必須論持久戰。人家，哪怕是來自黑非洲、南美洲的那些很難記住名字的小國的寡民，當天申請簽證，當天就能拿到；而咱們，泱泱大國，三大發明，四分之一的世界人口，五千年的曆史……唉！不說它了。總而言之，到預定動身的前一天，去領事館打聽，簽證還是沒下來。第二天早上，我就背上背包出發了。路過領事館的時候，猶豫了一下，“是不是再進去問問？——算了！每次那麽多人，擠在窗口，也不排隊，等上半天，就為了聽仨字，‘沒消息’，膩歪！”
背包裏裝著麵包、水瓶、地圖、睡袋、鋁製飯盒、天然氣爐子，還有一個三公斤重的帳篷。身上帶了一萬比郎（250歐元），一半在錢包裏；另一半放在右腳鞋墊下麵，是一張五千比郎的鈔票。我打定主意，要去搭車，因為我不能冒那個風險，買了票，坐著火車，千裏迢迢，到了邊境上被海關退回來，白花錢。鞋墊下的那張鈔票是為了保命：一旦生了病或者出了什麽問題，坐火車回家的。
我從來沒搭過車，但我的同學搭過。我1982年在廣州學法語的同學，張維岩，曾在德國搭過車。他是北大物理係1981屆畢業生，師從布魯塞爾自由大學諾貝爾物理學獎獲得者普列高津教授攻讀博士。張維岩是北京人，特能講，操一口京片子，那種北京小胡同裏的京片子，什麽事情一經他的嘴巴說出來，就頭頭是道、引人入勝。聽他說起到德國旅遊，如何搭車，如何被警察逮著又押送到高速公路入口容易搭車的地方，我很是向往。我喜歡旅遊，尤其喜歡帶有冒險性質的、事先沒計劃、臨時抱佛腳的旅遊，而且，我還有個情結，打小就有，“彼可取而代之”。張維岩能，我為什麽不能？
所以，沒經什麽猶豫，我就決定了搭車去意大利開會。
我的護照上沒有意大利簽證，但有奧地利旅遊簽證，還有西德的過境簽證。我的目標，是先去維也納，在那裏申請意大利簽證，然後去意大利。這是一位同學告訴我的訣竅。 奧地利是中立國家，理論上，對社會主義中國沒有偏見，申請旅遊簽證當天可取。途中路過西德，須事先辦好過境簽證，也是當天可取。過境的嘛，就好辦些。
我乘公共汽車，到了列日市郊的一條高速公路旁，站在路邊，按照張維岩告訴我的姿勢，微笑，右臂伸直，大拇指向上，其餘四指握拳。車很多，呼呼地開過去，有的還鳴笛致敬，但沒有一輛停下來。過了快兩個小時了，還是沒有。看看天，太陽已近午，氣餒，肚子也餓了，就坐在路邊吃麵包，喝水，在思忖，是不是回家算了，這搭車，看來也不像張維岩說的那麽容易。正猶豫間，就見老遠一輛車閃著邊燈，減速，開到我身邊停了下來。打開車門一問，是去德國斯圖加特，正好在去維也納的半道上，我心裏一陣狂喜。這一車，跑了400公裏，從此開始了我的搭車曆史。
那一天，我搭車一直到了維也納，有一千公裏遠，中途在斯圖加特一個加油站搭上一輛開往匈牙利的車，很順利地到了維也納，又順利地找到一個帳篷營地住下了。但是，辦簽證的運氣並不好。意大利領事館的官員檢查了我的護照和身份證，說：“先生，您住在比利時，為什麽到奧地利來辦意大利簽證？” 我當然不好說是因為在比利時辦不到意大利簽證，就說，來維也納玩，臨時又想去貴國玩。
“不行，您必須回比利時辦簽證。”
“別人為什麽不必須呢？”
“誰？”
我沒詞兒了。我不能說出告訴我這個信息的人，他也是我在廣州學法語的同學。我怕給他找麻煩。
就這樣，我離開維也納的時候，沒辦到意大利簽證。非但如此，當我搭車經德國往意大利途中再進奧地利的時候，也沒了有效簽證。駐布魯塞爾奧地利領事館給我的旅遊簽證是一次出入有效的，我沒注意。奧地利的版圖像個┛，底下那一橫朝西，有50公裏寬，上方是德國，下方是意大利。我要是知道的話，順著┛走就沒問題了。但拉著我的那輛車偏偏是從那一豎進入德國的，在它掉頭南下，到達那一橫時，我被擋住了。我沒簽證，奧地利海關不讓進，要我到慕尼黑去補辦簽證。天已經黑了，慕尼黑還在一百公裏遠的北方，我怎麽去呢？公路海關處，既沒有火車，也沒有公共汽車，一般私人開車的不願意黑天帶搭客。我心一橫，趁海關警察不注意，“哧溜”一下，繞過欄杆，走進了奧地利。我背著背包，在高速公路邊上的溝裏逃竄，真的是惶惶如喪家之犬，急急如漏網之魚。我怕海關警察追上來，也怕引起公路上巡警的注意。夜，黑沉沉的。在我身後，一輛輛車的“燈火撲來，似流螢飛走”，可我沒有賀敬之的閑情雅致。他坐在西去列車的窗口，品茶吟詩；而我，必須背著十多公斤重的背包走路。從公路旁邊的路牌上看，前方18公裏處，有一個加油站，有吃的、住的。我必須盡快趕到那裏。我不敢耽擱，更不敢在公路旁邊的野地裏露宿。月色很好；繁星滿天；黑黢黢的群山，活像在黑暗裏趴著的怪獸，居心叵測。
就這樣，走了三個小時，走到半夜，才到了那個加油站。加油站人多、車多，不容易引起巡警的注意；有盥洗室可以洗涮；有草地可搭帳篷過夜，安全一些。最重要的，是比較容易搭上車。這是我這兩天搭車得到的經驗。昨天離開維也納的時候，那真是困難啊！幾十個搭客等在高速公路入口旁邊。這種地方，非禮儀之邦，自然不排隊上車，也不講先來後到。八仙過海，各顯神通吧，很有些像妓女站在路邊招客，目的隻有一個，引起開車的注意。那些帶著女伴搭車的，就由女的在路旁招搖，男的則躲起來。我是費了很多周折，才和另外三個陌生人擠上一輛車的，還是他們好心幫我征得車主同意的。那車沒開多遠，因和我去的不是一個方向，車主把我送到一個加油站，就開走了。我的運氣就是在那個加油站開始陰轉晴的。 那裏前不著村，後不著店，沒有退路，隻有鼓起勇氣，就像要飯的一樣，問正在給車加油的人，能不能帶我，往慕尼黑方向。隻問了兩個人，就有一個是去Innsbruck的，奧地利那個┛下麵50公裏寬的一橫裏的一個大城。車是一輛嶄新的奔馳，紅色，剛跑了130公裏。一路上，和車主聊得很開心，我告訴了他是去意大利開國際學術會議，簽證的事情當然沒提。 重入奧地利被海關卡住的時候，他還幫我求海關放行，說我是去開會的。這個人讓我體會到，西方人受基督教影響，凡舉手之勞可幫人的，若被人開口相求，一般不會拒絕。但他們平時人際距離遠，不愛招惹是非，所以，站在公路邊搭車的效率就低，常常過去幾百輛車也沒一輛停下來，特別是在離開大城市的高速公路的入口處。對搭客來說，大城市好進，卻難離。
果然如我所料，第二天一大清早，我在停車場問的頭一個人，就答應帶我。是個大貨車司機，去意大利米蘭。我要去開會的城市科莫，就在米蘭北邊40公裏。駕駛室裏，司機座位後麵，有張床，拉著簾子，我就是躲在那床上進入意大利的。快到海關的時候，我跟司機說，我沒有簽證，請他不要跟海關的人說起我。他還真為我打了掩護。那司機真好！
過了海關，我的一顆懸了幾天的心放下來了。天是蔚藍的，旭日東升，照耀著前方的金光大道，我坐在司機旁邊，心潮澎湃，從來不曾覺得世界竟然可以如此美麗。
在米蘭城外和那司機分手，千恩萬謝，之後就乘公共汽車進城了。科莫很近，沒有必要再辛苦地找路口搭車了，就到市中心火車站乘火車去了科莫。等車的時候，在火車站附近轉了轉。後來，我再也沒去過米蘭，隻留下一個印象，很大，很亂。
因為搭車順利，比我預想的要順利得多，早到了一星期，開會又是一星期，所以我在科莫一共住了兩星期帳篷。離開時，帳篷覆蓋的地下長出了許多白色的草芽，像韭黃，可惜不是。那兩星期裏，天天啃麵包，煮西紅柿雞蛋湯。開會時，遇到不少中國學者。上廁所小便，見站在旁邊的是個中國人，一問，是西安交大來的教授；參觀一個頭巾廠時，和來自瑞典的小金聊過一會兒，聊菲赫金哥爾茨的《微積分學教程》；還有一個英國來的老吳，開會的那天早上剛到的，沒地方住，我領他到了帳篷營地。他來開會，導師給了點補助，沒和我擠帳篷，叫營地老板給開了一間房，那種木製的小屋。老吳認識材料力學大師杜慶華教授。第二天帶我到杜教授的旅館房間裏和他見麵，說了幾分鍾話。杜慶華臉上已經有了老人斑。他當然不認識我，可我知道他的名字，太知道了。他寫的《材料力學》是我在國內上大學時的課本，我沒少花功夫，還考過100分。從沒想過能見到他，還是在這樣一個小地方，這樣一個旅館，這樣一個房間，就在他的床邊。聽他慢悠悠地講話，我有做夢的感覺。
這是我第一次參加國際學術會議，是去聽的，朝聖的。我沒有文章，研究雖然搞了兩年，卻還在入門的階段。導師不懂我的課題，任我一個人在辦公室裏瞎折騰。也就是讀書、讀文章，讀得騰雲駕霧的；在雜誌縫裏，字裏行間，找可以下蛋的地方，找得暈頭轉向。那次會議，讓我開了眼界，發現了一個真理：文章是人寫的。這些人裏，既有白發蒼蒼、讓人肅然起敬的老教授，也有嘴上沒毛、辦事不牢的毛頭小夥兒，還有塗脂抹粉、口紅如血、說話嬌滴滴的日本小姐、南美太太。
“彼可取而代之！”開完會，離開科莫的那天早上，我背著背包，一邊爬山，一邊這樣想著。我的背包裏麵除了來時帶的全部行頭，還多了三大本論文集，厚厚的，像三塊磚頭。一年後，我鼓搗出了一篇文章，到美國波士頓麻省理工學院的神聖講台上宣講。這件事，我在《美國夢》一文中有所記敘。此是後話。
山那邊是瑞士。我沒有簽證，不可能通過公路海關進去。科莫靠著意瑞邊境，過了瑞士就是德國。我有德國的過境簽證。我曾到意瑞邊境的海關偵查過，看到每一輛進瑞士的車輛都被叫停、檢查證件。肯定過不去的，弄不好，搞成三明治就徹底完蛋了：往前，進不了瑞士；往後，退不回意大利；隻能蹲在海關的黑屋子裏。
隻好故伎重演，徒步偷越國境。
山頂上，國境處，拉著鐵絲網。一條似有若無的小路通到鐵絲網跟前，穿過鐵絲網底下的一個洞，延伸進去，伸到一片樹林裏。這也是我事先偵查好的。從地圖上判斷，順著鐵絲網，向西一公裏處，有一個瑞士海關。我推測，那個洞一定是當地老農為了省事兒，少繞路，弄出來的。
我鑽過那個洞，鑽進樹林，幾米開外，路就沒了。到處是鬆軟的落葉、敗落的枯樹枝，走在上麵，“簌簌”作響。在寂靜的樹林裏，聽起來心驚肉跳。幸好，視力所及，沒見一人。走了一會兒，迎麵一個牌子，歪歪扭扭的一行紅字，“小心地雷！”
我四周打量了一下，斷定是哪位老幾開的玩笑。和平年代，瑞士人就是再不喜歡外國人，對付幾個意大利老農，也用不著埋地雷。但為了保險，也為了不讓人看見，我找了一條河溝，順著河溝往下走。有水的地方，總不會有地雷吧？而且，山區野外求生術的基本一條，就是順著河溝走。
終於平安地走出了樹林，到了一條公路上。我沿著公路，向自認為是瑞士縱深的方向走。走著，走著，忽然看見，前方有個哨所，路邊的牌子上寫著大字，“海關”！我心裏驚呼一聲，“大事不好！” 趕緊掉轉頭，往回走。已經晚了，一輛車開了過來，很快追上了我，停下。下來兩個邊境警察！
怎麽對付警察的，就不用說了。離題太遠。總而言之，兩個警察把我帶到哨所，打電話請示，完了，又把我送回抓我的地方。我不明白他們怎麽會放我的，至今都不明白。當時我沒工夫想這些，兩個警察開車一走，我就趕緊離開了公路。我怕他們後悔了，再追上來。我鑽進公路那邊的樹林，也不管地雷不地雷的了，沿著與公路垂直的方向，三腳並作兩步，向山下狂奔。山腳處，有一片居民樓，我知道，隻要跑到了那裏，我就是漏網之魚，重新回到了自由的海中。
我在這片自由的海中找到一個加油站，搭上了一輛寶時捷，又是紅色的。天黑的時候，寶時捷拐彎了，把我卸到路邊。是個村鎮。我就在一所房子外，路邊草地上，搭帳篷過夜的。一夜好像都沒合眼，路上過往車輛的噪音太大。車燈的亮光從帳篷的一角，劃到另一角，然後遠去；接著又是一道亮光；又是一道；又是一道；……
第二天的運氣不錯，一大清早就搭上一輛去德國的車。車裏兩個商人模樣的，坐在前排，嘰裏咕嚕，用低沉的嗓音，說著我一點不懂的德語。到了邊境——這次沒弄錯，是德瑞邊境，開車的商人，把我的護照要過去，遞給警察。我的心拎了起來。我的護照上可是沒有瑞士簽證的啊！警察沒多管閑事，沒管我來曆，隻是瞪著眼睛，對著我，再對著護照上的照片，抬頭，低頭，凡五次，之後，放行了。
別提我心裏多高興了。這條路，終於給我走通了。我回到了法律的陽光之下，不必再怕警察。剩下的，就要容易多了，因為隻取決於我個人的努力。
在剩下的回家的路上，這種努力還包括騎自行車。有個同學，名叫肖山，受我騎車遊巴黎的鼓舞，也一個人騎自行車旅遊，到了德國的一個村子，車子壞了，就把車子存在一個村民家裏，坐車返回比利時。肖山也是我在廣州學法語的同學。他要我把車子給他取回來。我搭車幾經輾轉，到了那個村子。找到那個村民的家，拿著肖山的信給他看。那家就老兩口，非常好客。邀請我和他們一起看電視，吃蛋糕，喝一種帶汽的礦泉水，還有一小碟酸黃瓜。我提出在他們家花園裏搭帳篷過夜。不行，非要我睡在他們兒子的空床上。在那鬆軟的床上，聞著整潔的被褥上的洗衣粉的香味，我度過了難忘的一夜。那一天是1985年9月29日。
老頭“二戰”時在德軍服役，在法國打過仗，被美軍俘虜，坐過監獄，出獄後，還鄉務農。老頭身材高大，五官端正，我就想他當年可能是個SS。電影上的SS軍官，都是老頭那長相。老兩口是1940年結的婚，已經在一起生活了45年，住的房子建於1842年。
第二天，一檢查，肖山的自行車隻是內胎壞了。按老頭指引的方向，找到一家體育用品商店，買了一個新內胎裝上，打滿氣，就辭別了熱情好客的老頭老太。在山區裏騎了一天一夜的自行車，方才回到比利時境內。之所以要這樣趕路，是因為我那德國過境簽證，理論上，入境以後，24小時內有效。路上還撿了個被汽車軋死的野兔子，掛在自行車龍頭上，一路招搖。
在比利時境內的最後約100公裏路有一半是山路，實在騎不動了，屈指算來，出門已經大半個月，吃不好、睡不好的，體力消耗太大。帶著個自行車，也沒法搭車，隻好改坐火車。是輛區間慢車，大清早的，車廂裏就我一人。我把身上的各國零錢都拿出來算賬，看這次出門一共花了多少錢。想起右腳鞋墊下還有一張鈔票，就脫鞋取了出來。這才發現，腳跟下的那地方，鈔票上的花紋全磨沒了，白白的，中間還有個洞！聞一聞，一股臭味兒！不會作廢吧？
到了家，看到一封信，意大利領事館來的：先生的簽證，業已批準，即日可取。信頭上的日期就是我搭車出發的那一天！我拿著信，手發抖，差點沒氣昏掉。
第二天，去銀行存那張鈔票。自然是不能說放鞋底磨的，是怎樣說的，現在想不起來了。隻記得，那女職員一臉狐疑，就著燈光，將鈔票舉在眼前，仔細端詳。我真擔心她聞出臭味兒來。最後，她說，沒關係。於是，那張又破又臭的鈔票變成了數字5000，回到了我的賬號上。
從銀行出來，抬頭看看天空，高遠，深邃；秋末冬初的太陽，不暖和，但很明亮。我心裏想，雖然做了二十多天的無用功，但從今以後，論起搭車，便有了資本，張維岩，我超過你啦！而且，最重要的，是今後不管多大年紀，隻要身子骨還行，隻要心還在，哪怕不名分文，也可以走遍歐洲，走遍天涯。
後來知道，我那天的想法，在我是豪情；在別人，是已經實現了的夢。搭車走遍歐洲的，走遍美洲的，走遍非洲的，早已不稀罕，不值得人們說道了。在許多國家，甚至還有搭車協會，專門提供駕車人和搭車人之間的聯係，就像婚姻介紹所。搭車的不用站在路邊，隻要打個電話查詢預約就行了。不過，這樣的搭車在我看來，已經失去了本文所述的搭車旅行的樂趣：臨時抱佛腳的隨意，在時間和空間上的自由。
當你伸著手，在路邊等待的時候，你知道已經過去多長時間，但你絕對不知道還將等待多長時間；可能下一輛車就給你載來運氣，也可能還要耐心地等待過去100輛車；你知道過去，你活在現在，可你絕對無法預測未來幾分鍾、幾小時後的事情。耐心，是你的唯一武器。當終於有一輛車停下來的時候，那種心花怒放的感覺，沒有任何其他旅行方式能夠提供。你上了車，可是你當天的故事並沒結束，那輛車可能並不到你要去的終點。每次出發，你知道起點，卻不知所終，因為那不在你的掌握之中。你很可能到了一個事先完全沒有想過要去的地方，在那裏，遇到從來沒有遇到過的事情和人。一切都要隨機應變，因而一切都變得簡單了，背上背包，走就是了！一切都掙脫了時間和空間的約束，這樣的自由，是最充分的自由。
耐心帶來自由，自由導致簡單，簡單誕生美感，搭車旅行的精髓就在於此。
一切自由都是有代價的。搭車的自由伴隨著搭車的危險。女性不宜搭車，除非有男性伴侶，或者駕車人也是女性，這是不言而喻的。即使是男的，也要提高警惕，上車後，須察言觀色，如發現苗頭不對，要盡快找機會下車。有一次，上班的路上（那天公共汽車罷工），我搭上一個醉鬼開的車，上一個大坡，瘋了一般。那個坡上，一般的車，即使把油門踩到底，也就能開90公裏時速，而那家夥竟開到120公裏時速！ 車裏彌漫著濃烈的酒精味。當時，我心裏隻有一個念頭：吾命休矣！後來趕緊找個借口下了車。
自那次搭車去意大利開會以後，我搭車的曆史還延續了五年，我可以算作搭車的老油條了。但說句老實話，自從1990年買了車以後，我卻很少帶搭車的。我雖然算不上慷慨之人，但對於不需拔我一毛，就能助人一臂之力的事情，我通常很樂意幹。為什麽我就不願意停下車來帶別人呢？因為停車總是多了一道麻煩： 要打量那站在路邊伸手的是不是正經人；要從汽車反光鏡裏看後麵有沒有追尾車輛。停與不停的判斷，須在一念之間完成，稍一遲疑，車已經開過去了。還因為心底裏那道警惕的域值偏高，多一事不如少一事。我相信，絕大多數駕車人的心理和我差不多。所以，站在路邊搭車的效率不高；所以，我很佩服那些不嫌麻煩，停下車來帶別人的駕車人。他們肯定有樂於助人的習慣，這是一種修養，一種素質，不是一時心血來潮。這些人的車，一般不是好車，說明他們並不富有，車內也不整潔，他們抽煙的居多，喜歡聊天，心胸開放，為人隨和。我喜歡和這樣的人相處，雖然我無法成為他們中的一員。至於搭車人，以己度人，一般和要飯的有相通之處，小氣、吝嗇、無賴、臉皮厚、愛沾小便宜，凡事喜歡算計，一分錢看得比磨盤還大。
可以說，喜歡搭車的人和喜歡帶他們的駕車人，是人類的陰陽兩極，上帝的傑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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