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為什麽旅行？
我為什麽旅行？
不知道。
可能是中“讀萬卷書，行萬裏路”的古訓之毒太深。可是但凡稍微有點文化的中國人都知道那八個字，而真正身體力行的並不在多數。
“黑眼睛的蘇珊”說是基因在作怪，我想她也許有道理，盡管沒聽說有專家分離出過什麽讀書基因、旅行基因、麻將基因、卡拉OK基因、廣場舞基因之類，但我覺得至少應該有種“好奇”基因。完全不具備這種基因的人對什麽事都會說“Who cares?”而這種基因豐富的人如我則對一切新鮮陌生都有興趣。
我生來就好讀書（年輕時主要看小說，年長後偏愛曆史、傳記等），盡管家裏窮，唯一的藏書是母親的那本不知猴年馬月出版的破破爛爛的字典。
書裏的五顏六色、稀奇古怪、白雲蒼狗、悲歡離合對我有莫大的吸引力。
我沒有去地攤看連環畫的奢侈，更不用說訂閱《小朋友》之類的兒童雜誌了。在還沒認得幾個字的時候，有了幾分零用錢，我就會由母親的一個同事、一個小姐姐領著去書鋪借書；我會乘母親上中班不在家的機會，躲在被窩裏打著手電筒看書（同時糟蹋自己的眼睛）；我會在放學後走二十多分鍾去淮海路舊書店一本接一本地讀亂七八糟的小說；在農場裏，因為得罪了領導，更因為無可奈何的“烙印”而上了連隊的“黑名單”，連床鋪也經常有人翻動，別的書斷然不敢碰了，就讀馬列毛。
從小到老，我讀書囫圇吞棗，不求甚解，不過確實讀了無數，肯定早就破萬卷了（一部《史記》就有一百三十卷）。
我也天生喜歡遊山玩水。隻是行路比讀書難了千萬倍，在那個時代。
第一次機會是1966-67年的大串聯。
大串聯從1966年8月就開始了，然而鄰家小哥步行去北京都回來了，我卻還寸步未邁，因為沒資格當紅衛兵，開不了介紹信。紅太陽一次又一次地接見小將，我心裏那個煎熬啊，想去瞻仰領袖，想去看看北京！後來發現在學校的革委會辦公室裏當家的換了個以前有點頭之交的、更重要的是看上去麵善的鄰班的同學，於是壯起膽去請他給開介紹信。那同學二話沒說就給寫了張“茲有我校紅衛兵XXX響應黨中央毛主席的號召，前往你處進行革命大串聯，請予以協助”雲雲的紙條，並蓋上了大印。
提著個旅行袋，我和一個同學在11月11日黃昏到北火車站，擠上了一節貨車車廂。那棚車據說是去北京的，載的都是人。車很快就啟動了，然而半夜到了南京下關以後，就趴下沒有動靜了。
我倆有餅幹有水，因此不饑不渴，但是坐在寒風颼颼的車廂裏凍得不行。為了行動和擠車方便，我們都沒帶多少衣物，更不用說棉襖棉褲了。我倆覺得，還沒過長江，就這麽冷了，如果繼續往北，天氣又在轉入深秋，我們是一定撐不過去的，於是不得不下車擠上了一列往南的車。
從下關往南的任何火車都會在南京停靠。
在南京我們爬了城牆，去了中山陵、玄武湖、雨花台和明孝陵等等。我們至少去南京大學看了大字報。我對中山陵那壯觀的石階以及中山路兩旁高大茂密的梧桐樹印象深刻。
離開南京後我們去了杭州。那裏好像暖和多了。除了去浙大和浙江美院等處看大字報，我們遊覽了西湖周邊的絕大部分景點。
那時初生牛犢不怕虎。生平第一次旅行，第一次坐火車，第一次離開上海，身上沒有幾個錢，而我卻沒有絲毫的害怕膽怯。
大串聯為我們那一代人提供了千載難逢的免費旅行的機會，我和我的同伴第一次卻根本沒走遠。回家後在後悔之餘，我們決心亡羊補牢，於是在次年1月再次出發，這次去遠方，去廣州。
我至今依然記得在廣州我們被安排到一個街道裏弄的接待站。我還記得那裏的白飯和典型粵味的肉片炒青菜，盡管每次肉少菜葉也少。
我們至少在飯店裏吃過一頓飯，見識了那時廣州飯店按最後收集的碗碟的大小、形狀、顏色和圖案結賬的規矩（後來聽說了許多紅衛兵吃完以後把碟子扔到窗外或放進書包以賴賬的故事）。
為革命事業我們去了中山大學、廣州農民運動講習會舊址、中山紀念堂、黃埔軍校舊址、黃花崗七十二烈士墓等。革命之餘我們去了越秀山五羊公園等。
2月初中央和國務院發出了停止大串聯的通知，此後火車站隻給學生發回原住地的車票了。
然而我們還想去“風景甲天下”的桂林。我們隻有回上海的車票，不得不蒙混過關了。對我這個一慣規規矩矩老實聽話的好孩子來說，那很有點提心吊膽。
我們在株洲下了車，那裏是東西、南北鐵路交通的樞紐。我們不敢出站，隻能在車站裏打轉。好在隻有檢票口有人站崗，車站內稀見管理人員。當打聽到一列去柳州（或是南寧？）的車和它的停靠站台以後，為了搶在別人前麵，我們倆不顧危險從停著的一列空車的輪子底下鑽了過去。我們撞上了好運，上了節硬臥車廂，而車廂幾乎是空的。我和同學分頭飛快地爬上上鋪，把旅行袋塞在腳跟，臉朝裏就側身躺下了。
一會兒人聲喧鬧起來，我們的下麵也來了人。車開動以後不久，列車員來查票了。我們倆不約而同地裝睡，不理睬他的呼喚。下鋪的乘客說：“他們大概早就上車了，都睡死了。”也許是因為在非常時期，那個列車員居然就放過了我們。
擔心沒票出不了桂林站，我們在桂林前的一個小站下了車。當時大約在清晨四點左右，我們頭頂星星，肩扛行李，沿著鐵軌步行了近二個小時才到桂林城裏。
在桂林我們去了七星岩和蘆笛岩，也去了象鼻山、獨秀峰和伏波山。當然，我們也關注過桂林文化革命的形勢，那獨秀峰下就是桂林師範學院。
在桂林車站偵察行情時，我們發現去上海的票竟是“搶手貨”，於是就用領到的去上海的票跟人換了兩張去重慶的票。
因為大串聯接待站還沒有撤銷，所以我們在重慶還能繼續免費享受住宿以及賒賬吃飯。
在重慶我們參觀了中美合作所舊址的白公館和渣滓洞，在那裏我才真正理解《紅岩》裏提到的施於江姐的酷刑“釘竹簽”是多麽可怕：那竹簽至少有五六厘米長，打進手指後會裂成幾十根細絲分頭鑽出皮膚。那種折磨想著就毛骨悚然，從此知道自己絕對受不了那一套，肯定是當叛徒的孬種。
我們也參觀了當年八路軍重慶辦事處的舊址紅岩村，上了琵琶山，俯瞰了長江和嘉陵江交匯處的朝天門碼頭。
重慶最主要的大學是重慶大學，我們至少在那裏逗留了大半天。
在重慶我們住在沙坪壩附近一個倉庫般的地方，睡稻草鋪成的大通鋪。我們的鋪位旁是五六條東北漢子，他們晩上睡覺前脫得精光、一絲不掛，讓我們大開眼界。
（不久以後的大武鬥期間，因為周圍有眾多的軍工廠，重慶是全國武鬥最殘酷的地區之一，反坦克炮、火箭炮、坦克、軍艦等重裝備都用上了，部分街道被夷為平地。據說沙坪壩地區的武鬥尤為激烈。然而我們當時簽下的吃飯欠條卻近乎奇跡般地全部保留了下來，在1968年我們分配以前幾個月追到了學校。為各處的欠條，我好像總共付了十多塊錢。）
因為大方向正確了，我們又名正言順地享受了學生串聯的待遇，從重慶順流下到武漢，隻是睡的是艙底的通鋪。
在武漢住在阿姨家。
除了阿姨家旁的珞珈山和東湖以外，在武漢我們去看了中央農民運動講習所舊址、武漢長江大橋等。
在武漢玩得不多，大字報倒看了不少。那時“三鋼三新”轟轟烈烈。
回到上海後，我還在木知木覺，母親就逼我把所有的衣服被子床單都用開水泡了一遍，她說我把虱子帶回家了。我其實也感覺到身上癢癢的，隻是根本沒有虱子的概念。
不久後姨夫到上海出差，又把我狠狠埋怨了一頓，因為我把虱子也帶到了他們家。
兩次串聯中，除了那次硬臥，我記得還坐過一段軟座，那座位類似單人沙發，有點像飛機上的公務艙（如今好像不再有軟座車廂了）。其他時間裏，絕大部分坐的是普通硬座，絕大部分非常擁擠，有一次連廁所裏都塞了幾個人。不過那時沒有爭吵，沒有打架，偷竊搶劫更是聞所未聞。大家擠在一起，時不時就是唱革命歌曲，朗讀或背誦語錄，正如寶書裏說的：“我們都是來自五湖四海，為了一個共同的革命目標，走到一起來了。”
六年下鄉期間自然是“死蟹一隻”。
上調以後，我和幾個同事在1975年3月利用去張家港出差的機會假公濟私遊覽了無錫。那是我第一次公費旅遊，雖然隻有大半天，還是美得不行。
不久後結識了我旅遊的啟蒙老師。從他那裏，我學到了“泰山雄，衡山秀，華山險，恒山奇，嵩山奧”，“五嶽歸來不看山，黃山歸來不看嶽”等等等等。
1975年6月，我和兩個表弟一起去爬了黃山。毫無疑問，那絕對是因為受了我那啟蒙老師的蠱惑。
我們先坐火車到南京，然後乘長途車到安徽屯溪轉車到黃山腳下，隨即一口氣爬到了玉屏樓。
當晚那裏唯一的旅館住了十來個人。晚飯後大家圍坐在旅館前的一片石坪上乘涼聊天。客人中有一對好像是安徽歌舞團的，男的是編劇或導演，女的是芭蕾舞演員，那女子為大家跳了一段“紅色娘子軍”裏的瓊花。
旅館旁不遠有個光溜溜的小山包，我們三個爬了上去。我和表弟之一手腳並用一步一步挪下來後回頭看時，發現另一個表弟坐在石坡上雙腿劇烈地顫抖。他膽子小，下不來了。等他好不容易掙紮著剛下來，那對藝術家也來了。他們也爬上了那山包，緊接著那女子就柳枝婀娜、輕輕巧巧從石坡上走了下來，看得我們目瞪口呆。
天都峰蓮花峰那一片在很長很長的時間裏，一直是我腦海裏最美的風景。
第二天早晨我們在西海看到了雲海。雲海上層層疊疊的峰巒時隱時現，酷似浩瀚大海上的島嶼。
從後山下山後，我們在太平乘車經安徽歙縣到杭州，再從杭州坐火車回到上海。
再一次出行是在1977年春，我去廣州會見從未謀過麵的長輩，順便從廣州坐船去了趟肇慶。
回程中我特意拐到韶山去參觀紅太陽升起的地方，並去江西看望了下鄉在那裏的兩個表親。
韶山衝那宅子寬敞明亮，背靠青山，麵臨碧池，門前還有一大片場地，絕對是塊風水寶地，似乎不太像一般富裕農民的住宅（不過也有可能我們看到的並非是幾十年前的原貌）。同時我也在腹誹：光憑那房產判斷，紅太陽的父親起碼是個富農，而對共產黨來說，“地富反壞右”是沒有區別的一丘之貉，因此紅太陽跟我一樣，也是個“狗崽子”！
1976年10月舉國歡慶，1978年又磕磕碰碰混進了大學，於是有生以來精神上第一次得以揚眉吐氣了，經濟上更是“草雞變鳳凰”，成了班上的小富翁（我帶薪讀書，而且因為先前當裝卸工“苦力的幹活”，工資比同齡人高不少）。大學四年八個假期，我出遊了五次。
畢業後自費、出差加進修，我沒少“行路”的實踐。
我有本《中國名勝詞典》，每到一處，就鉤掉詞典上相應的詞條。
可以說，在國內，我是旅行的機會主義者，有機會就走，沒機會好像也不太難受。
出國後的初期，讀書打工，加上前途不明，壓力山大。不過抱著“過了這個村，就沒這個店了”的心態，我還是獨自周遊了澳大利亞大陸，並去了中歐和西歐的十來個國家。說到底，出國的目的之一不就是看看別樣的地方、別樣的人生嗎？
等到換了護照，又不再需要擔心生活無著以後，就真正有了“天高任鳥飛，海闊憑魚躍”的自由。很快我發現自己無可救藥地上癮了：我再也不能整年呆在家裏哪裏也不去了，我必須到什麽地方轉上個把月，拍一大堆照片，回來寫一兩篇遊記，不然會寢食不安。
於是一發不可收拾。不僅去了一直向往的紐約、莫斯科、哈瓦那、倫敦、巴黎、羅馬、泰姬陵等等等等，而且去了從前連做夢也不敢想的南極、維多利亞瀑布、亞馬遜叢林、馬丘比丘、複活節島、佩特拉等等等等。
近二十年來，在我的眼裏，世界變得越來越小，以致許多地方都留下了我的足跡，同時它們也成了我的生命的一部分。另一方麵，世界又變得越來越大，因為從路上驢友的口中，從文學城“世界風情”驢友的筆下，我意識到還有那麽多精彩的地方沒去過。最令人沮喪的是，我注定永遠也無法完成越來越長的bucket list。
還有，雖然我旅行的行程恐怕早已超過了一百萬裏，但那多半借助了飛機、汽車、火車、輪船等等交通工具，真正憑兩條腿丈量過的路肯定離萬裏還遠。而當明人董其昌說“讀萬卷書，行萬裏路，胸中脫去塵濁，自然丘壑內營”時，他說的是“行”字的本義。或許就是因為這個緣故，我還不能盡脫“塵濁”吧，嗚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