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阿提特蘭湖邊的聖地亞哥小鎮裏,中午時分,我們走進了一所學校。
中南美洲的偏遠小鎮,學校經常建在教堂旁邊。說起來也正常,教堂在經濟與教育方麵都有很強的資源,能夠給與學校直接的幫助,有些學校本身就是教會辦的。
我們去的這所學校緊挨在教堂旁邊,應該是附屬於教堂的。其時正是中飯午休時間,走廊裏、操場上孩子們跑來跑去,也有一些校工坐在走廊上吃飯。我們走進一個教室,裏麵沒有幾個學生,有個校工正在打掃。
我們在教室裏坐坐、看看,順手拍了幾張照。
回家後看照片,我看到一張照片裏教室的牆上掛著大幅黑白肖像,將照片放大後,我看到了肖像上的題字:Padre Stanley Rother, Mártir: July 28, 1981, Santiago Atitlán, Guatemala
(斯坦萊·羅瑟,殉道於1981年7月28日,瓜地馬拉阿提特蘭地區,聖地亞哥鎮)
(二)
我們在聖地亞哥小鎮上閑逛著,我見到一麵巨幅牆畫,畫麵稚拙可愛,畫前坐著一個身穿瑪雅民族服裝的婦女。婦女背對著我,像是在看著牆畫。
我端起相機拍下了這個場景。
牆畫上畫著一隊士兵、一些婦女、一隻和平鴿與一隻小白兔。
在牆畫的角上標著一個日期:1990年12月2日。
(三)
我們叫了一個三輪突突車在聖地亞哥轉了一圈,中間司機把我們帶到一個叫做“和平公園”的地方,那是一塊很小的空地,說是“公園”實在勉強。
仔細看看那其實是一塊小小的墓地,我拍了一張照。
在外麵的牆壁上,同樣的日期再次出現。
和平公園,1990年12月2日。
(四)
是時候說說瓜地馬拉的內戰了,一個沉重而且難以說清的話題。
瓜地馬拉從1944年開始民主選舉,到了1954年左派政黨上台。左派政黨得到了瑪雅原住民以及底層農民的支持,提出了土地改革的政策。土地改革首先要分的土地來自於美國水果公司,這個公司不單是一個商業機構,它也是美國在瓜地馬拉的利益代言人與執行機構。左派政黨有著明顯的共產黨背景,為了維護美國利益、防止共產主義在中美洲擴散,CIA卷入了。他們策劃了軍人政變,推翻了民選政府,扶植了軍人獨裁統治。
六年之後左派組成了遊擊隊,開始與政府軍對抗。
瓜地馬拉內戰從1960年開始,持續了36年,到1996年達成和平協議,是中美洲時間最長的內戰。期間,超過二十萬人死亡,其中大約83%是瑪雅人。戰爭期間,發生了大量的政府軍殘殺平民、強暴婦女、甚至被稱為種族滅絕的事件。同時,遊擊隊方麵也發動了大量針對政府非武裝工作人員以及家屬、甚至隻是為政府工作的平民的恐怖襲擊。
瓜地馬拉政府得到了美國的大力支持,但到了1977年卡特上台後,開始施壓,希望瓜地馬拉政府停止各種非法暴力行為。在施壓效果不明顯的情況下,1978年,美國國防部停止了對瓜地馬拉的軍售。到了1981年裏根上台,卡特的瓜地馬拉政策被推翻,軍售重新開放。
八十年代遊擊隊與政府軍的衝突加劇,各類暴行頻發。到了1994年,雙方開始和平談判,到1996年達成和平協議。瓜地馬拉和平進程是個極其複雜與困難的工作,政府與遊擊隊雙方都表現了極大的寬容與政治智慧,非常值得稱道。
1999年,克林頓總統為美國的瓜地馬拉政策道歉。
時至如今,一些瓜地馬拉人認為美國對瓜地馬拉的貧窮負有一定的責任,所以他們有資格進入美國尋找美好生活。
當年美國的瓜地馬拉政策真的錯了嗎?也許。但是,左派遊擊隊的背後有著古巴與蘇聯的支持,如果美國不支持政府軍,當初或許一個類似古巴的共產黨國家就在中美洲誕生了,那結果又會如何呢?
(五)
1935年3月27日,斯坦萊·羅瑟(Padre Stanley Rother)出生於美國中部的奧克拉荷馬州一個農民家庭。斯坦萊從一所教會學校高中畢業後,立誌要成為一名牧師。他去德克薩斯州的牧師培訓機構學習與實習了六年後,輾轉在幾個州當助理牧師,最後回到他的家鄉奧克拉荷馬當上了正式牧師。
1968年,斯坦萊聽說瓜地馬拉東南部的瑪雅地區缺少牧師,在他自己的請求下,斯坦萊被派往那裏一個叫聖地亞哥的小鎮當牧師。為此,他學習了西班牙語與當地的瑪雅方言。
斯坦萊在當地除了教會事務外,還開辦了一家廣播電台,他還在教會工作之餘將聖經新約翻譯成當地土語。到了1975年,他成了奧克拉荷馬州派駐瓜地馬拉宗教人員裏的實際領袖。
進入八十年代後內戰越來越激烈,政府搗毀了斯坦萊的電台,他教堂裏的教民經常失蹤或被殺害。1981年,右翼組織發布死亡恐嚇名單,斯坦萊名列第八並被要求立即離開瓜地馬拉。
斯坦萊短暫地回到美國述職後於四月重返瓜地馬拉,他說:“牧羊人不能一見到危險的信號就跑,我要與我教會的民眾在一起。”
1981年7月28日午夜,幾個武裝匪徒潛入斯坦萊的教堂,用槍指著一個留在教堂裏的少年的頭,威脅他帶路找到斯坦萊的住處。少年在槍口威逼下敲開了斯坦萊的房門,幾個歹徒對著斯坦萊的頭部連開兩槍,斯坦萊當場死亡。
斯坦萊是那年瓜地馬拉十個遭到殺害的牧師之一。他的遺體被運回美國安葬,他的心髒埋在了聖地亞哥小鎮他主持的教堂的聖壇下麵。
警察逮捕了三個人,這三個人坦承那天夜裏進入教堂偷竊,被斯坦萊發現後開槍打死了他。幾乎所有人都明白這三個人隻不過是政府找來的替死鬼,最後美國政府出麵施壓,改判這三個替死鬼無罪。
2014年8月30日我們在阿提特蘭湖邊的聖地亞哥小鎮參觀了斯坦萊的這座教堂,當時我們並不知道斯坦萊的故事;後來我們在教堂隔壁的教室裏無意中發現了他的肖像,回來後才挖掘出這段故事。
2016年12月1日,教皇授予斯坦萊“殉道者”的稱號(Beautification)。
聖地亞哥教堂
聖地亞哥教堂,左邊牆上是斯坦萊的遺像
聖地亞哥教堂的廣場,也是學校的廣場
(六)
在阿提特蘭地區,遊擊隊與政府軍的衝突非常混亂,直到今天,在網上查找當年的情況依然顯得事實模糊。當地的瑪雅人大多是農民,政治上傾向於無政府主義。但這一帶又是遊擊隊的活躍地區,左派遊擊隊在當地農民中間發展他們的成員或支持者,是再正常不過的事情了。
軍政府在對付這類情形時總是低能的,不管是瓜地馬拉獨裁者還是蔣介石政府。在瓜地馬拉,軍政府在各地設立軍營,派去駐軍,企圖控製局勢。
聖地亞哥小鎮的臨時軍營就設在今天“和平公園”所在地。
這些軍營裏的士兵,最小的隻有十四歲,他們背著槍在當地晃蕩,除了到處找茬還能幹些什麽,可以參照電影裏國共內戰時軍閥手下士兵的行為。
整個八十年代,當地人失蹤、被暗殺,各種案例層出不窮。這些人到底是不是共產黨或共黨同情分子?可能是也可能不是。在聖地亞哥,連美國牧師都可以被暗殺,隻因他庇護了在死亡名單上的遊擊隊成員。
當地人對於這一切並沒有激烈地反抗,直到1990年12月2日,事情發生了變化。
那天夜裏一個軍官帶著一夥士兵喝酒尋樂,酒後企圖闖入一個漂亮女孩的家,在這過程中這夥軍人與周圍居民發生衝突,遭到圍困,軍官朝天開槍,逃出了包圍圈。軍官逃回軍營後,當地居民想討回公道,在教堂廣場上聚集了三、五千人,拿著竹竿石塊包圍了兵營,要求將軍官繩之以法。
混亂中有人朝士兵扔石塊,有士兵朝人群直接開槍,人群開始潰逃,最後有14個人死亡,其中有婦女與兒童。
這個事件引起了很大的反響,最終當時的瓜地馬拉總統同意撤銷聖地亞哥的兵營,從此不在那裏駐軍。之後軍隊慢慢從整個阿提特蘭地區撤走了。
今天,有不少文章把這一事件稱為大屠殺,甚至是種族滅絕大屠殺;也有文章認為這隻是一場暴亂衝突。
我對瓜地馬拉內戰的看法很矛盾,軍政府確實大規模侵犯人權並造成很多無辜群眾的死亡;但另一方麵,如果遊擊隊取得成功,那就可能又是一個像古巴那樣的共黨國家。鐵幕之下會有多少生靈塗炭,可能永遠都不會有人知道。
在和平降臨瓜地馬拉的十八年後,我們來到了這個受內戰創傷最重的小鎮。在午間烈日的直射之下,我們有點睜不開眼。在那個小鎮拍的照片,也因為陽光太強太硬,而顯得缺乏層次。我們坐在那裏,看著學校午休的孩子們奔跑玩耍,穿著鮮豔瑪雅服裝的婦女們走來走去,一切顯得那麽寧靜安逸,一點也看不出當年內戰留下的痕跡。當地人民等待了三十六年的和平,是那麽的可貴,我希望它永不離開。
學校臨街的一麵
(七)
蔣介石政府、或是瓜地馬拉當年的獨裁政府,雖然腐敗無能,但他們經常會“迫於輿論壓力”而做或不做某些事情。
我一向認為,一個害怕輿論壓力的政府,再壞也壞不到哪裏去;相比之下,一個根本就不懼怕輿論壓力、或者根本就沒有輿論壓力的政府,要壞得多。兩者在本質上截然不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