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愛爾蘭故事
遊客到北愛爾蘭，大凡是衝著巨人之路（The Giant's Causeway）而去的。
雖然在世界上構成巨人之路那樣的五角或六角的花崗岩立柱多得是，但沒有一處的規模能跟巨人之路比擬。
因此巨人之路是天下的獨一無二。
巨人之路的確令人讚歎，不過，在我看來，北愛爾蘭貝爾法斯特和德裏（Derry）的那些獨特的人文景觀似乎更令人深思。
從1969年至1998年4月10日《耶穌受難日（Good Friday）協議》的簽訂，北愛爾蘭經曆了三十年所謂的“麻煩時期（The Troubles）”，其間累計死者約三千五百，傷者五萬。而貝爾法斯特和德裏是“麻煩時期”對立的雙方—親愛爾蘭的共和派/民族主義者（以羅馬天主教徒為主）和親英的忠君派/聯合主義者（以新教徒為主）—衝突最激烈的地區。貝爾法斯特一度跟貝魯特（Beirut）、巴格達（Baghdad）和波斯尼亞（Bosnia）一起，被列為旅行者必須避而遠之的4B之一。
貝爾法斯特各處至今仍保留著大約二千幅那個時期留下的大型政治性壁畫，而共和派聚居的Falls路一帶最為集中。在那長達上百米的壁畫裏，既有馬克思、馬丁·路德·金，也有曼德拉、奧巴馬和昂山素季。在其中的一幅裏，笑容滿麵的曼德拉聲稱：“在我的祖國，我們首先進監獄，然後成為總統”。
有幾幅壁畫分別聲援西班牙加泰羅尼亞地區的獨立運動、被邁阿密法庭定罪並判處長期徒刑的五名古巴特工以及關在以色列監獄裏的四千四百名巴勒斯坦人。
另一些壁畫泛泛地呼籲保障人權、釋放政治犯、支持“國際大赦”等。
有幅畫特別有趣：它紀念由貝爾法斯特的男子漢組成的在1936-1939年間不辭生死、奮勇投身西班牙內戰的第十五國際旅。我曾在西班牙各地旅行過近二十天，除了博物館，在那裏倒沒有見到有關內戰的紀念物。
當然，壁畫的主要內容是反英：控訴英國政府族群歧視、英國軍警屠殺無辜、悼念為共和派事業犧牲的烈士、抗議英國政府關押共和派的成員、號召人們堅持抗爭等等。
北愛爾蘭的“麻煩”起自愛爾蘭的“麻煩”，而愛爾蘭的“麻煩”源遠流長。
英格蘭人（以及蘇格蘭人）從十六世紀起開始對愛爾蘭實行殖民統治。後來因為擔憂愛爾蘭人跟拿破侖的法國結盟導致自己腹背受敵，英國在1801年幹脆把愛爾蘭變成了“大不列顛暨愛爾蘭王國”的一部分。然而好勇鬥狠的愛爾蘭人對一衣帶水的強鄰從不買賬。在三百多年裏，他們屢敗屢戰，大大小小反殖民反壓迫的起義造反沒完沒了。直到1916年的複活節起義以及隨後1919-1921三年的遊擊戰，愛爾蘭中部和南部的二十六個縣終於在1921年底擺脫了英國的管轄，成為獨立的自由邦（Free State），並在1949年正式改名為愛爾蘭共和國。
而愛爾蘭東北部的六個縣由於其居民的多數為新教徒和忠君派，在1921年選擇留在英國，從此成為“大不列顛暨北愛爾蘭王國”的一部分。
自那以後的近百年來，英國與愛爾蘭兩國基本上能夠和平共處，隻是北愛爾蘭的共和派始終執著於統一的愛爾蘭的夢想，不折不撓地要求脫英歸愛，而英國政府相當一段時間裏在政治、經濟、文化上有意無意的歧視則使那些人的離心傾向有增無減。
“英國政府在愛爾蘭沒有權力。它從來沒有，將來也不會有。”
“自1970年以來，有十七人被殺，其中八個是孩子。”
共和派的新芬（Sinn Fein，意為“咱們自己”）黨的北愛爾蘭總部也在Falls路上。
共和派有文武兩翼，分司文攻武衛：愛爾蘭共和軍（IRA）以及從其分裂或衍生出去的IRA臨時派（PIRA）和其他若幹小團體是其準軍事組織；以馬克思主義階級鬥爭理論為指導思想的新芬黨是其政治組織。IRA，尤其是PIRA，早就被Harrison Ford主演的 “愛國遊戲（Patriot Games）” 和Brad Pitt與Harrison Ford主演的“魔鬼的同夥（The Devil's Own）”等好萊塢影片不十分公正地釘上了曆史的恥辱柱（PIRA上了英美當局的恐怖主義組織黑名單）。而新芬黨因為側重於合法的議會鬥爭，則始終見容於國際社會。
在實際上，新芬黨一直是愛爾蘭舉足輕重的主流大黨之一，甚至經常執政。
在新芬黨總部兩邊有幾塊小小的樸素的紀念碑，其中較為顯目的一塊紀念在1976年10月被忠君派的準軍事組織阿爾斯特（Ulster）誌願軍或阿爾斯特防衛協會謀殺的新芬黨副主席Maire Drumm。
Falls路的街麵上貼著好多告示，比如由詹姆斯·康諾利（James Connolly，當年著名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家和工人運動活動家）協會組織的康諾利紀念日集會遊行和從貝爾法斯特經德裏到都柏林的抗議G8峰會的大巴遊行，參與者隻需付四英鎊的往返車費。
這樣的告示，在其他西方國家裏，也許隻會出現在大學的校園裏。
過了壁畫和新芬黨總部，繼續沿Falls路往西南方向走不遠，就是米爾頓（Milltown）公墓，那裏有一片愛爾蘭共和軍墓區，墓區的標誌是高高飄揚的愛爾蘭國旗，墓區裏埋葬著七十七個死於“麻煩時期”的共和派（墓地各處還有其他共和派的長眠之所）。
下麵這塊墓碑上刻著在1972和1973年間喪生的部分共和派戰士的姓名。他們分別出自IRA、Na Fianna Eireann（青年誌願軍）和Cumann na mBan（婦女委員會）三個組織，而他們的死因也分三種：一是在執行任務時死亡（Died on active services），即在跟忠君派的武裝力量對抗時被打死；二是死於皇軍槍下（Shot dead by crown forces），這裏所謂的皇軍（crown forces），指警察（皇家阿爾斯特警隊）以及臨時進駐的英軍。皇軍在名義上持中立立場，他們的職責是維護法律與秩序，阻止暴力衝突，不過在現實中，他們就像文革中三支兩軍的解放軍，難免有所偏頗。對共和派來說，皇軍基本上跟敵人無異；第三是被謀殺（Assassinated），即被人在暗中殺死。共和派和忠君派一度都熱衷於謀殺。
Falls路旁有群男孩熱情地為我擺姿勢留影，他們的手勢是不那麽標準的IRA的戰鬥敬禮。
貝爾法斯特另一獨具特色的景點是當年眾多船廠的所在地即現今的泰坦尼克區。不過即使在這裏，也難免會出現“麻煩時期”的陰影。
上圖為泰坦尼克博物館，下圖為赫赫陳列在博物館裏的陳年標語：“英國是愛爾蘭的敵人”。
在偏向忠君派的阿爾斯特博物館裏，則展示著硬幣的另一麵：蒙麵大盜式的IRA戰士。
德裏位於貝爾法斯特西北約一百十幾公裏處，是北愛爾蘭的第二大城，其全名為Londonderry。基於不言而喻的原因，共和派總是稱其為Derry，而許多忠君派往往不厭其煩稱其為Londonderry。
德裏的一號景點是其1.6公裏長的城牆。那是歐洲保存最完善最典型的古城牆之一。
城牆下好幾處刷著IRA三個大字母。下圖是一處IRA的標語：“英國沒門。”
北愛爾蘭的“麻煩”自德裏始。
在德裏長期掌權的忠君派一貫處心積慮地壓製天主教徒居民，他們通過不公正地劃分選區、限製投票權等措施確保自己在地方議會裏的絕對多數。他們在公務員雇用、公房分配等方麵明裏暗裏歧視天主教徒。他們以“聚眾鬧事”、“妨礙治安”等罪名多次動用警力禁止人權組織的集會，用警棍毒打參加集會的民眾。
1969年1月，在警察多次強行闖入天主教徒聚居的博格賽德（Bogside）區的住宅、毆打居民、搗毀家具以後，博格賽德人開始在各處入口設置路障，組織自衛隊巡邏，建立了所謂的“自由德裏”。
同年7月，在幾個月前被警察打成重傷的一個共和派因醫治無效而去世。他的同誌們於是化悲痛為力量，把鬥爭重點從和平示威轉向了武裝對抗。他們主要的致命武器是自製的汽油燃燒彈。
一個月後的8月12-14日，共和派與忠君派及警察在博格賽德區的衝突終於引起了大規模的動亂。為了彈壓動亂，倫敦應北愛爾蘭政府的要求，派出了正規軍。千餘人在那次動亂中受傷。那場“博格賽德之戰”通常被認為標誌著北愛爾蘭“麻煩時期”的起點。
自那以後，騷亂和衝突成了德裏的家常便飯，雙方傷亡人數持續攀升，而本來罕為人知的PIRA的影響也隨之飆升。
“自由德裏”從1971年8月起發展成了軍警絕對不準進入的禁區，這讓當局如骨鯁在喉。當局在1972年7月30日發起“機車司機行動”（Operation Motorman）”，出動了配有重型裝甲車的22,000名正規軍和5,300名阿爾斯特衛隊，一舉摧毀了全部路障，粉碎了博格賽德的防禦圈。
因為寡不敵眾，無論是IRA還是PIRA，在“機車司機行動”中都沒有抵抗。
當年的路障從此消失了，然而近四十年來，博格賽德人一直像保護眼珠一樣保護著下圖那堵牆上那些文字的黑白分明。
我相信忠君派和當局如果沒有必要，時至今日依然不會貿然進入博格賽德。在很大程度上，博格賽德是德裏的城中之城。
“你正在進入自由德裏”
“在愛爾蘭沒英國警察的事”
飄揚著愛爾蘭國旗的博格賽德區
博格賽德區十多幢樓房外牆上所謂的“人民畫廊”記錄了那個動蕩歲月裏的典型場景：
軍警施暴
以暴易暴
1972年1月30日，英國傘兵在光天化日、眾目睽睽之下向在博格賽德區遊行示威的市民開火，造成14人死亡、13人受傷。軍隊聲稱有IRA槍手混雜在遊行人群中，他們的開槍屬於先發製人的正當自衛。然而在場的許多記者和旁觀者聲稱當時的遊行隊伍裏並沒有人攜帶武器，許多傷亡者是在逃跑時背部中彈的，還有些人在救護傷員時遭到槍擊。這就是令英國政府成為眾矢之的的“流血星期日（Blood Sunday）”慘案。
英國政府在事件以後不久進行的調查開脫了當局和絕大部分士兵的責任，但其結論的公正性遭到了眾多中立人士的批評。從1998年起，英國政府對“流血星期日”進行了複查，經過十二年的努力，據說耗費了近二億英鎊巨資，調查委員會在其最後的報告裏承認死傷者當時對英軍沒有構成任何威脅，因此英軍對平民的射殺是不可辯解的犯罪行為。英國首相卡梅隆據此在2010年以英國政府的名義向受難者正式道歉。
“血腥星期日”紀念牌局部
德裏還有一座“愛爾蘭絕食紀念牌”。
1981年3月1日，關押在貝爾法斯特的監獄裏的PIRA成員博比·桑茲（Bobby Sands）率先開始絕食，他的二十多個獄友隨後陸續跟進。他們的訴求是恢複原本享受後被取消的準軍事組織成員“特種囚犯”的權利。英國人的“特種囚犯”相當於通常說的政治犯。按照慣例，他們應該與戰俘同等待遇。桑茲們有五條要求：1）不穿囚服；2）不幹活；3）彼此間有交流的自由，有組織教育和娛樂活動的自由；4）每星期允許一次探監、發一封信、收一個包裹；5）恢複由於參加抗議活動而被取消的刑期減免。
“鐵娘子”撒切爾夫人的強硬一如既往，她對桑茲們的絕食嗤之以鼻，而桑茲則在那年4月9日的大選中在獄中缺席當選為英國下議院的議員。5月5日，在絕食六十六天以後，桑茲與世長辭。十萬民眾出席了他的葬禮。桑茲也埋在米爾頓公墓裏。
繼桑茲以後，又有九人先後死於絕食。
因為家屬們的強力幹預，絕食在10月3日結束。三天以後，除了“不幹活”那一條，政府接受了絕食者提出的其他四個要求。在實際上，因為囚徒們的故意破壞，當局很快也放棄了強製他們幹活的措施。
參加絕食的人員全是德裏人。
在德裏，強勢的無疑是共和派。在慶祝德裏被評選為歐洲的“文化城市”的露天音樂會的聽眾裏，能見到的隻有愛爾蘭旗。在一家旅遊紀念品商店的牆上，掛著的一大片也是愛爾蘭旗。我在城裏逛了一整天，隻在一處看到忠君派升起的米字旗。
連同郊區，德裏共有二十多萬人口。我看到的那場露天音樂會的會場裏，恐怕有上萬聽眾。裏麵肯定既有共和派，也有忠君派，既有天主教徒，也有新教徒。當年的水火不容已經不複存在。那拿著小旗的男孩的父母，那紀念品商店的店主，想必是出於某些原因的鐵杆共和派。值得欣慰的是，動不動朝對方扔石塊扔燃燒彈乃至開槍的日子已經成了曆史，盡管在1998年以後，兩派之間的小摩擦小衝突還是時有發生。
更令人欣慰的是，呼喚諒解和理智顯然早已不是空穀足音。在那著名的“人民畫廊”的延長線上，有人畫了振翅飛翔的和平鴿；在靜靜的福伊爾（Foyle）河畔，出現了意味深長的“和解之手（Hands Across the Divide）”雕塑。
我在北愛爾蘭的旅行，尤其是在貝爾法斯特和德裏的那幾天裏的最大收獲，是見識了當代英國政府的奉公守法、在曆史麵前的誠實以及他們的自信。
貝爾法斯特和德裏的那些反英、鼓吹暴力、充滿敵意的壁畫、標語、紀念碑，那些異國宿敵的綠白橙三色旗，在許多國家是絕對不可容忍的叛國行徑，而英國當局卻聽之任之。因為他們清楚，政府無權幹預百姓的思想自由、言論自由，政府無權其實也無法強迫民眾愛國。隻要人家不陳勝吳廣，政府的防範措施至多隻能是監視和整理黑材料。
英國政府對“流血星期日”的處理更讓我高山仰止。僅僅十三個死者，他們居然如此勞民傷財，隻為了給所有受害人和他們的家屬，給曆史一個交代。
聯想到從轟轟烈烈的“平暴”，到初次改腔換調後的“動亂”，到輕描淡寫的“風波”，再到如今說不得提不得的“虛無”，無論人家告訴我某黨如何偉光正，如何“曆史的選擇”，我隻能“嗬嗬”兩聲。
《孤星》（Lonely Planet）在其出版的導遊書的地圖上，肆無忌憚地把北愛爾蘭跟愛爾蘭放在一起，全然不顧冒犯英國人民的愛國情感。那書已經出了第十二版了，而無論英國官方還是民間都沒有吭過一聲，何論軒然大波。顯然在旅遊地圖上丟失那一大塊土地，他們毫不在乎。
北愛爾蘭運動員可以隨意選擇代表愛爾蘭或者英國參加奧運會。
北愛爾蘭的名人，有的以英國人自居，有的則自稱為愛爾蘭人。
北愛爾蘭故事體現了現代文明的最高境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