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許多人一樣，我對巴塞羅那的向往，始於1998年的奧運會。十多年後，我終於來到這座奇特的城市，在拍了幾百張波浪起伏的高迪Gaudi建築之後，我背著相機在大街小巷尋尋覓覓，內心渴望著去挖掘一個自己以前不甚了解的題材，去更多地接近這個讓人流連忘返的國家。
那天參觀市中心的San Felip Neri教堂時，正值教會學校中午休息，活蹦亂跳的孩子們在奔跑著、歡笑著、嘻戲著，而這一幕幕的背景，卻是西班牙內戰留下的千蒼百孔的教堂外牆。曆史的悲劇襯托著孩子的天真，仿佛時光穿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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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座在槍林彈雨中幸存的洛可可建築，隱藏在一條窄巷的深處，我後來查資料時讀到，正因為其鬧中取靜的隱秘，當年在佛郎哥Francisco Franco的紅色恐怖中被用作處決異己分子的刑場，其中有不少神父、修女和知識分子。1936-1939年西班牙期間，一邊是納粹德國和意大利法西斯扶植的弗朗哥反共和右翼武裝，另一邊是蘇聯支持的國際縱隊和左翼政府軍，兩派相互暗殺，同時濫殺無辜。1938年1月13日，弗朗哥軍隊的炸彈投在我腳下這個教堂院子裏，奪走42名無辜的生命，其中多數是孩子。同月28日，支持他的意大利軍隊轟炸巴塞羅那，一分鍾內一百多平民喪生。戰爭給西班牙留下滿目瘡痍，畢加索名畫“Gernica"中所表達的扭曲的痛苦與呐喊（這次在馬德裏Sofia展內拜見），題材便取自1937年徳軍為支持弗朗哥而對格爾尼卡的轟炸。1939年1月巴塞羅那不戰而降，3月弗朗哥占領首都馬德裏，西班牙內戰就此結束，進入長達36年的獨裁統治，直至1975年11月弗朗哥去世。
西班牙內戰及其之後的強權，與中國有著驚人的相似之處，不過這複雜的題外話在此不必發揮。眼前這塊小地方至所以有四方遊客紛至遝來，還與巴塞羅那的靈魂人物、超級天才建築師高迪Gaudi有關。這是他當年每天來祈禱的教堂，但不幸的是，1926年六月的那一天，73歲的高迪在他來教堂的路上遭遇車禍，繼而身亡。我想，如果他多活十來年，他也一定會在耄耋之年加入反法西斯行列，捍衛他精心打造的建築與城市。
高迪的死，以及他與這座教堂的千絲萬縷的聯係，在有關他的書和資料上有詳細描述。而西班牙內戰的殘酷性，當然也載入史冊，但可能是因為接踵而至的更殘酷、影響更深遠的第二次世界大戰，也可能是對自己國家曆史上黑暗時期有著心理創傷加民族自尊心，西班牙內戰向來在曆史上更受國際關注。我們小時候，知道白求恩大父作為誌願者投身於西班牙內戰，支持國際反法西斯。大學裏讀過《1984》和《Animal Farm動物莊園》，其作者George Orwell 也是這一時期的國際誌願者，巧的是他當年在巴塞羅那的住處，就在附近，當天剛好路過。這兩本書的諸多靈感，出自於他對內戰的感受。記得我當年對他作為英國作家在四十年代初著書暗射強權政治很是不解，這次我才茅塞頓開。原來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 弗朗哥的紅色恐怖和蘇聯的老大哥影子，皆在二戰前已露端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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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約半小時後，教會學校的孩子們進去上課了，院子裏頓時安靜下來，隻剩下幾個導遊的聲音，偶爾會聽到諸如“處決”、“轟炸”、“弗朗哥”、“高迪”的字眼，當然不是中文，據說隻有對西班牙內戰特別感興趣的導遊才會帶遊客來此。當時正逢中國國慶長假，所到各處鄉音不絕於耳，但這個場景卻沒見一個亞洲人的影子。
上麵這兩個孩子是遊客，姐弟倆對院子中央的噴水池更感興趣。而他們的父母，則在認真聆聽導遊侃侃而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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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樣一個反差懸殊的地方讓人不勝噓語。我的初衷是想拍出童年的天真與曆史的厚重相互交織，但臨走時看到這小女孩，我卻突然希望自己能象她一樣，歡快雀躍，輕鬆奔跑，卸下我這顆沉重的心，讓滿眼隻看到陽光，讓罪惡越來越模糊，越來越遙遠。
天真不可言喻，童年轉瞬即逝。
願這個世界不再有槍彈，不再有戰爭。
願我們世故的心留有一份童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