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一些畫家除了繪畫，也會介入政治，比如西班牙的宮廷畫家維拉斯奎茲（Velasquez）和比利時（當時的南尼德蘭）宮廷畫家魯本斯（Rubens）都客串過外交家，為宮廷服務，還很成功。也有的是客串了推翻政 權的革命家，比如參加了“巴黎公社”的庫爾貝（Courbet）。還有就是參加了“法國大革命”的著名法國新古典主義畫家大衛（Jacques- Louis David, 1748-1825）。
大衛出身富裕家庭，七歲時父親死於決鬥，母親跟了他律師和建築師的叔叔。大衛成天在屋裏畫呀畫，他叔叔就把他送到已是有名畫家的表（或堂）舅那裏學畫，然 後又被表舅（或堂舅）送到一個畫家大師兼朋友那裏學畫。在一次擊劍運動中，大衛的嘴被劍傷到，日後吃東西和說話都不方便，有個別音不能發，而且傷疤裏還形成了一個良性瘤子，有人叫他“瘤子大衛”。在18世紀的法國，說話機智詼諧幽默俏皮（不就是侃嘛）和講演能力是社會文化的重要方麵，因此，瘤子成了大衛在社會生活中的障礙。
後來大衛被送到皇家學院學習繪畫。那時每年學院都要辦繪畫競賽，優勝者將獲得去意大利學習三到五年的機會，這是整個學業的頂峰（直到那時的18世紀，連巴黎的畫家還要去羅馬學習，後來到了19世紀，畫家都要去巴黎了，比如那些印象派畫家，比如美國畫家Sargent）。大衛失敗了三次，第二次失敗後，他絕食抗議了兩三天（他肯定是絕望了。不過，現在有說絕食能重起免疫係統），在老師的開導下，他又有了學畫的信心，終於第四次時考上了。
The Combat of Ares and Athena, 1771
Diana and Apollo Killing Niobe's Children, 1772
The Death of Seneca, 1773
考上的那幅畫是“Erasistratus Discovering the Cause of Antiochus' Disease”：
他的老師剛被委任為French Academy in Rome的頭兒，順便帶著他去了羅馬，他也順便幫老師拎拎包，也領會領會老師的派頭。
當時法國的藝術是洛可可時代，有點女裏女氣。大衛在意大利看到了文藝複興大師們的作品，畫了整整12素描本，後來作為他畫室的創作來源。他還去了龐貝城遺跡，感到了永恒的觀念，加上意大利一些畫家反對洛可可的風格，古典主義給了大衛深遠的影響。他的意大利學業之旅共六年，比別人多“賴”了一年。
回到巴黎後（鍍金歸來，如同“海歸”），他成了皇家學院成員，有了40-50個學生。他的畫進入Salon，受到很高榮譽。之後，國王準許他入住盧浮宮，這是一個古老而難得的特權。大衛被國王的建築商看上，娶了他的女兒（類似國內著名大學的教授在優秀學生中挑女婿），於是有了許多錢。而後，他說：“畫羅馬人隻能在羅馬畫”（皇家學院太小容不下他了），就牽著媳婦，揣著老丈杆子給的盤纏，吆喝著三個學生一起去了羅馬。他帶的一個學生是那年學院繪畫的優勝者，就像當年他獲勝後老師帶他去羅馬一樣（老師總要有學生跟包嘛，還得是好學生）。
“菏拉斯兄弟的誓言”（Oath of the Horatii, 1786 ）
“蘇格拉底之死”（The Death of Socrates, 1787），在沙龍獲得極大成功：
大衛在羅馬畫的第三幅畫是“隨從給布魯圖斯抬來兒子的屍體”（Lictors Bring to Brutus the Bodies of His Sons, 1789）：
畫中描述的是羅馬執政官Brutus殺了自己要謀反建立帝製兒子後，兒子的屍體被抬來的景象。當時正趕上法國大革命，這幅畫在當時是共和的象征，畫完時，巴士底監獄已被攻破。政府不讓展出這幅畫，但激起了民憤，隻好讓步。激進的藝術學生在展廳保護著這幅畫（老師激進一點招學生喜歡）。
在藝術領域，大衛就是“革命的專製”的獨裁者。雅各賓人當政時期是法國大革命中著名的“恐怖執政期”，一年不到有六萬人被鍘（一周工作六天，平均每天鍘200人，斷頭台夠忙的），經大衛簽字被鍘的就不少。雅各賓人就是激進的，他在中間都算是“左”的，不可思議，心中太壓抑了。
在這“恐怖執政期”，發生了一起刺殺：一名吉倫特人（溫和共和派）年輕女子莎洛特科黛進入雅各賓（激進共和派）領導人之一馬拉的住所刺殺了馬拉，因為他要為之前發生的一起對一千多監獄犯人（其中一部分人的關押隻是因為不支持政府，包括那名女子的男友）的“九月大屠殺”負責。為了紀念這位激進的革命同僚，大衛畫了這幅畫：馬拉泡在浴盆裏（他有皮膚病，沒事就泡著），胸口被紮了好幾刀。當時還由他的學生複製了幾份，為宣傳之用（觀念不同，我們看到宣傳劉胡蘭的形象是她挺胸昂頭的形象，總不能用她被鍘後的景象來宣傳吧）。“馬拉之死”（The Death of Marat, 1793）
這幅畫在大革命失敗後，回到大衛那裏，由他的學生藏著掖著，幾十年後出售無人問津，直到19世紀中被批評家給炒起來了。這幅“馬拉之死”（The Death of Marat）成為大衛的第二名作，現在比利時布魯塞爾的皇家藝術博物館。
雅各賓的“恐怖執政期”結束時，大衛差點和羅伯斯皮爾一起上了斷頭台。羅伯斯皮爾的著名墓誌銘：“我長眠於此，過往的人請不要為我悲傷，如果我活著，你們誰也活不了”（大家總算鬆了一口氣，謝天謝地）。馬拉幸虧被殺了，“馬拉之死”還讓他留了名了，要不然也得上斷頭台。大衛應該給羅伯斯皮爾也畫一張，以紀念這位差點把自己也帶進墳墓的朋友。十月革命成立的蘇聯還給羅伯斯皮爾立碑，表示要繼承羅的專製理念。
薩賓婦女的調停”The Intervention of the Sabine Women, 1799
拿波侖掌權後，對大衛很器重，大衛也為拿波侖畫了不少歌頌豐功偉績的畫，比如畫了拿波侖率大軍過阿爾卑斯山的壯舉：拿波侖當時騎的是一頭騾子，但畫出來的是1米6的拿波侖騎在2米的高頭大馬上（哪是什麽新“古典主義”，大衛整個是一個“革命浪漫主義”的創始人）。
Napoleon at the Saint-Bernard Pass, 1801
這是後來一位法國畫家德拉羅什在拿破侖死後幾十年畫的，更接近真實，再回頭看看大衛畫的有多誇張！
Bonaparte Crossing the Alps, 1848-1850, by Paul Delaroche (1797-1856)
（看這幅如何：
）
拿波侖稱帝後，大衛這位大革命時期的激進共和黨人，居然成了法國新皇帝的首席宮廷畫家，還為拿波侖的加冕典禮畫了一幅巨畫。皇帝看著完成的畫，龍顏甚悅，激動了一小時後才對大衛說出一句：“我向你致敬！”，並賞了他24,000法郎。這幅畫現也在盧浮宮。
等到波旁王朝複辟後，大衛被驅逐到比利時（也沒問問他願不願意接著當宮廷畫家）。後來一次晚上從劇院出來，被馬車撞傷，不治身亡。由於法國不允許，人們隻 好將他就地安葬在布魯塞爾，但把他的一顆革命的紅心掏了出來，葬回到了法國巴黎的拉雪茲神父公墓（Cimetière du Père-Lachaise），多少年後激勵了巴黎公社牆犧牲的那幫人，他們最後也在該神父公墓和大衛會合了（也不知道大衛去不去教堂，沒看到他畫聖經故事）。
“蘇格拉底之死”那幅畫現在紐約大都會博物館，但普林斯頓大學美術館也有一幅，
據該館說明這是沒完成的拷貝。由於原畫在沙龍展出後立即獲得成功，這幅很可能為了教學目的出自大衛和他的學生。左邊差不多已完成，所以可喜可賀，普林斯頓的同學們左眼有福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