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日逛王府井步行街,逛高興了,向北多走了幾步,於是就成“尋舊之旅”了。我原住錫拉胡同。這小胡同,深藏京城腹地,西接皇城根,東連八麵槽,很是神通廣大。西麵的故宮算是凝固的曆史,東麵的王府井時時變動,它的兩頭,堪稱一靜一動。
這天傍晚走到夜市,繞到攤子後麵去,卻望見了住過八年的那四層小樓。它側麵新開了一條南北通道,道旁,拆了一些房,否則,在東華門大街上是看不到它的。一麵感歎這世事多變,一麵為故居的“苟存”慶幸不已。這一帶地皮金貴,它若是平房,怕是早沒有今日了。
隨後又急著往北走,去尋老舍的故居。那可是平房區!還好,這一帶平房都沾了老舍的光,高樓的“擴張”,到這裏就打住了。且老舍故居已對公眾開放,門前多了些牌牌。天晚了,不能進去。油然想起20年前,一個偶然的機緣,竟讓我成了私訪者,在這大院逗留了片刻。我見到了老舍的女婿,他正在堂屋整理老舍遺著。他告訴我胡絜青在裏屋,但掌燈時候沒好意思打擾這位八旬老人。這次唐突造訪,實是借了“近水樓台”之便。我的家離老舍的家,算直線距離,大約七八十米,若無一樓遮擋,簡直可南北相望。
我的尋舊,總伴著一絲惴惴不安,生怕那些該保存的舊址無端地被鏟除。但擔心又有什麽用呢?城市的“除舊布新”隨時都悄然進行著。向北走的路上,就見一塊被塑料布圈住的地,心想一場修理地球的大戲又該開演了。頂好的結果,就是在高樓夾縫中留下老舍故居這類標本,孤零零的,讓後人看。
步行街最是“脫胎換骨”。這裏原隻有一座高樓的,就是門前立著張秉貴雕像的“王府井百貨大樓”。“東安”商場原是趴在地上的,如今加了個“新”字,拔地而起,竟不把它的老兄弟看在眼裏了。老商場以北,又起了兩座大商廈,其中一座剛拆腳手架,“四足鼎立”,已成定局。但商店的“大魚吃小魚”,也抹去了我頭腦中的一些記憶。從錫拉胡同東口出來,再不見跟它對口的柏樹胡同。更早消失的,是胡同南麵那個雕梁畫棟的雙層樓菜店,古色古香的,竟是賣菜,京城怕是獨一份。教育書店、“音樂書店”、“中國畫店”,也都不見了。我最懷念的是老東安市場西側入口處的舊書店,近時撰文翻出一本參考書,後麵竟有“購於東風市場”字樣(東安曾用“東風”名)。老“東安”一消失,小店成了殉葬品。
想來,王府井老街雖是一條商業街,文化與百貨卻是平分秋色的。還好,現在總算有個王府井書店在那裏堅守著。外文書店也還在。往北至燈市口,商務印書館和中華書局開的兩個書店也算在遠處“助陣”罷。京城文化,雖受商風侵擾,比起別的城市來,終是“瘦死的駱駝比馬大”。但細觀之,總能看出窘迫處。那商務印書館的書店(現名“涵芬樓”)已將它的本行和強項——哲學類書擠到地下廳了,迎街的一層則與賣雜書的小店無異了。現今這條商業街,也大體可簡稱服裝街,說專為女士所設,也差不多。我搬走後,還愛這條街,其實隻看中“步行”二字,散步街心,順便賞霓虹燈,店,是絕不進的。
王府井的改造,有文化考量的一筆得說是天主教堂的一景。從錫拉胡同走出來,原隻看到一座小學(八麵槽小學)的,小學圍牆上方露出教堂(史稱東堂)的尖頂。現在,圍牆拆除,小學遷走,再配以花壇,一個哥特式古建築成了玲瓏擺物,京味之外添了“西洋景”,很有味道。另一項文化的發掘,卻也讓我這個老居戶長了曆史知識。搬走好多年後,發現胡同西口外掘地三尺,開發出一個“皇城根遺址公園”來。卻原來,這裏曾有個跨河的橋式的東安門,門下的河原是故宮的第二條護城河(現已填平為街)。今才醒悟,我去東華門一帶散步,其實總先大不敬地踏上東安門的“脊背”的。
記在腦子裏的,除了舊物,還有改革初年的時代氛圍。我1985年搬到這裏。那時的物質條件還差,但人們心裏卻有一份天真。雖說用著單喇叭錄音機,CD盤尚不知為何物,人們聽音樂的興致卻比現在高。一曲正流行,另一曲頂上來,立馬讓賢。而且歌子都掛在嘴頭,街上邊走邊唱,尋常見。張雨生的那首“我的未來不是夢”最初從老東安外的小店裏飄出來,我一聽,就曉得他該壓倒唱狼歌的齊秦了。
王府井“百變臉”,故宮,就全然凝固了嗎?那一日,特意到宮牆外尋夢。二十年前,我是專在老牆根與一排楊樹間蕩步的。邊走邊看風雕雨蝕、高聳入雲的灰磚牆,悠閑中,總伴著莊嚴的曆史感。現在,這裏重修了。楊樹一棵都不見了,栽了一色青鬆,且牆邊設了綠化隔離帶,再也沒法跟老牆“親密接觸”了。我這“土著民”,心裏還是掛記著那排楊樹,以為它們才是原汁原味。( 李景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