讀《還曆史一個公道：少不讀魯迅 老不讀胡適》
（版主：如果感覺此貼太離題，請刪除）
看了剛下載的這本書，有意思。下麵複製一些段落：
這是一本“令魯研界汗顏”的中國現代文學史研究專著。
主要講述了中國三十年代文化界的爭論，揭示以魯迅與胡適為代表的，兩大文學陣營之間的衝突與鬥爭。再現了三十年代文化界的繁盛與熱鬧場麵，從“撤稿事件”、青年必讀書的爭鬥、女師大學潮中的鬥爭、閑話事件等一係列曆史事件中，對兩大學術陣營所代表的思想性進行了分析研究。重現了當年活躍在三十年代中國文壇的一群文化精英之間矛盾與鬥爭。
中國友誼出版公司 出版
序：
我把這一研究，限定在一九二七年以前，此後魯迅已兼具革命戰士的身份，超出了我的研究範圍。
作者：韓石山
二○○四年
幾乎可以說，每一次大的留學浪潮，過後都會在中國本土引發一次或幾次大的社會變革。現代的社會理念，是中國本土產生不出來的。封建時代的知識分子，要麽去做官從政，要麽去研究學問，被逼得沒辦法了要反抗朝廷，也不過是參與民間的起義，目的在另立朝廷，而不會想到以一個新的社會製度去取代舊的社會製度。隻有學習了西方的社會理論，才會有推翻封建製，建立共和製的理想，才會有廢除專製獨裁，實現民主政治的舉措。大體可以這樣說，清朝末年的那次大的留日浪潮，引發了辛亥革命，繼而引發了民國初年的憲政運動。以《新青年》肇其端，以五四運動為高潮的新文化運動，則可以說是以留學歐美的知識分子為主發動起來的。新文化運動的三位主將級的人物，蔡元培是留德的，陳獨秀是留日的，胡適是留美的
一九一一年的辛亥革命，結束了兩千多年的封建專製，遽然而起的變革，隻能說是改變了國家的體製，卻不能說是造就了一代新的國民，一個新的社會。新國民、新社會的造就，還有待數年後起來的新文化運動，而新文化運動的核心，則是白話文的提倡與實施。
胡適是創造白話文運動的英雄，而魯迅是白話文運動創造出的一個英雄。如果沒有胡適提倡白話文在先，魯迅依舊寫他的文言，那麽，魯迅是否能成為日後的“青年導師”、“文化偉人”就很值得懷疑了。在提倡白話文這一點上，我們不得不說胡適是比魯迅更具“先見之明”。胡適對魯迅也多少起了一點領導作用……（周質平《胡適與中國現代思潮》第23頁）
孫伏園在《魯迅先生逝世五周年雜感二則》裏說過：從前劉半農先生贈給魯迅先生一副聯語，是“托尼思想，魏晉文章”。當時的朋友認為這副聯語很恰當，魯迅先生自己也不反對。托指托爾斯泰，尼指尼采。
我曾在一次演講中說過，像《記念劉和珍君》這樣的文章，是由文言文向現代白話文轉化途中的產物，文言文的痕跡是很顯著的。這樣的文風，貫穿了魯迅的一生，說魯迅是一位白話文大師，莫若說是中國最後一位古文大師更恰當些。
把這十二條語錄當作一篇文章來讀，那麽這就是一篇體現了他的社會理念的宣言了。從中我們可以看出，他是要改造這個社會的，但這個社會改造起來太難了，幾乎是不可能的。每前進一步，都要付出巨大的代價，有時到了讓人氣餒的程度。縱然這樣，還是要改造下去，希望在於青年，在於真正的勇士，敢於直麵慘淡的人生，敢於正視淋漓的鮮血。這就是魯迅對他所處的社會的看法，也是他對這個社會實施的改造方略。
這樣的社會理念，隻能說是一個有良知的知識分子，對社會的正義感，對社會進步的最起碼的認知。他的理念，沒有超出一個舊時代的士人對社會的認知，所采用的方法，也是千百年來有誌於社會改革的誌士仁人的那一套，沒有新的社會認知，也沒有新的改造手段。
相比之下，胡適就不同了，他是學下了西方民主自由平等那一套且深信不疑，以為隻有這一套才是改革中國社會的惟一利器；隻有這一套，才能徹底改變中國社會眼下腐敗落後的狀況，建成一個文明的社會，建起一個現代的國家。
總括起來說，是新潮與傳統的不同，創新與固守的不同，說到底則是今與古的不同。也就是說，魯迅的文風，仍未脫中國古文的樊籬，他的社會認知仍未脫中國古代士人憤世嫉俗、不共戴天一類的命題。沒有新的人生追求，也沒有新的社會理想。後期思想的變化這裏就不說了。胡適則不同，他是在用一種全新的文風寫文章，表達的也是一種全新的人生追求，全新的社會理想。民主、自由、平等、寬容，浸透到了他的一切文字中，也浸透到了他的一切為人行事中。
中國若不打算走向現代化則罷，若打算走向現代化，又要在文化上選擇一個從舊時代到新時代的傳承式的人物，隻能是胡適而不能是魯迅。
少不讀魯迅，老不讀胡適，這句話可反過來理解，那就是少年時要多讀胡適，老年時再讀魯迅不遲。魯迅是一位獨特的作家，他的尖銳的觀察，深刻的體驗，刻薄的用語，蒼涼的情感，都是常人難以比肩的。年邁之後，再讀這樣的文字，會有更為深切的體味，也會有更為獨到的心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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