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天性屬早飛的鳥，周末起的比上班還早。從住處出來，我沿森格運河（ Singelgracht ）一路走去國家美術博物館（ Rijksmuseum ），經過 Vondel 公園。
Vondel公園類似紐約中央公園，有城市裏珍稀的大片草坪和池塘，周末人們來這裏野餐，開露天音樂會。清晨公園裏有人跑步，也有人遛狗。很奇怪我沒遇見過阿姆斯特丹人在公園外跑步。他們沿著運河騎車，不在運河道上跑。不象在美國，車水馬龍的大街上都有跑步鍛煉的勇士。
一棟別墅臨水照影，一隻舟渡過，在河麵劃下一道細痕，複又漾平。我在橋上賞心悅目，送舟行遠，過橋看見修茸中的美術館，整個的被腳手架覆蓋了。
博物館隻開放一翼側樓，安排了一個“傑作展”，我大失所望，運氣未免太壞了一點。還好它的幾件鎮館之寶都在展覽中，前三名是倫勃朗巨幅的《夜巡》、維米爾的《倒牛奶的女仆》、和埃弗坎普1608年的《冬景和溜冰者》。據權威人士說進博物館不在於你看到多少，在於你離開後還記得多少。我這個人記性不好，荷蘭人就讓我少看一點。
《冬景》可以說是一件小幅的《清明上河圖》，畫苦寒的天氣裏人們在冰上充滿樂趣的生活。冰封住運河，大家穿上冰鞋，坐著雪橇，不分窮富都在冰麵上活動。富人穿大氅在冰上聚堆聊天，窮人該幹啥幹啥。小孩摔跤，大人也摔跤，情侶攜手溜冰，雞結伴覓食，狗在冰上跑。 冰麵上閑擱著船，房前架著漁網。有木盆，啤酒桶，甚至還有一個捕鳥的陷阱，用拴著繩子的木棍斜支一塊板，板下放了鳥食。我和許多人一樣喜歡在博物館裏找從前看過的印刷品的原作，找到了歸作自己的斬獲。這幅《冬景》我從前沒見過，卻是我此行的最大收獲。
我在公司報銷夥食時老板奇怪為何賬單上時常不見周末我吃午飯。答案之一就是照片裏的這張時間表。我在博物館裏泡著，替他省錢呢。
美術館裏倫勃朗的《夜巡》是一幅民兵的群像，國寶，不許照相。這一幅也是民兵隊伍，我在城市曆史博物館的走廊上拍到的。把所謂高下之分放在一邊，兩幅畫裏人物的氣勢出奇的相似。
在十二、三世紀裏荷蘭人依靠民兵抵禦外敵防守城池。民兵從富人裏挑選，因為他們得自己花錢買武器。當民兵是一種榮譽，所得的報酬和他們的職責相比微不足道。富人去打仗，這一點和我們中國人太不一樣了。十七世紀是荷蘭的黃金時代，已經不需要民兵守城，民團演變成一種傳承榮譽感的社交團體。
和我們為唐朝驕傲一個思路，荷蘭人為十七世紀驕傲。唐朝年代久遠，我們不得而知唐朝人的麵貌，但是荷蘭人知道為他們創立天下的先人的儀表。在強盛後的奢華開始之前，荷蘭的各種行業公會紛紛請畫家畫成員的群像，當時流行用這類集體肖像畫來裝飾公共場所。功業已經建下，到了紀念公民之功績的時候。可天下沒有白吃的午餐，要上畫就要自己出錢，錢出得越多在畫裏的位置越好， 跟戲院裏買票一樣。結果是他們又自己出錢給後人留下來一批最有參考價值的曆史畫。畫裏的人有名有姓，是市政官員，教授，軍官，商人，各種不同職業裏的精英。在畫中人的表情裏我們看到基業奠定，功成圓滿，看到市民的英雄氣概。
大街上看見他，不知道是誰。感覺他和那些畫裏的人一個氣勢，該是他們中間的一位。一樣簡潔的裝束，嚴肅、遒勁。一樣坦白的表情，堅韌、明理。
梵高博物館，我替老板又省了一頓午飯錢。一個帥哥坐在博物館的門前，因為心折身後那一個在絕望的深淵裏孤獨掙紮的人。
我小時候有一本布麵精裝的日記本，以世界名畫作插頁。24幅名家之作，達芬奇、拉斐爾、列賓、米勒、倫勃朗，都有。在書和畫都被抄去燒掉後的年代，它是我的美術啟蒙。日記本裏有一幅梵高的《向日葵》，媽媽告訴我這類的畫叫靜物寫生。在那樣的年代我今生看到的第一幅靜物畫是這麽一幅好作品，很幸運了。當年我小學三年級，媽媽借來一本《唐詩三百首》要我在暑假裏抄一遍。為了吸引一個小孩子在書桌前耐心地坐著，她送我一個漂亮本子。我往本子上抄唐詩時把梵高的向日葵數了數，十二朵。幾年前我在倫敦國家美術館看見梵高的《向日葵》，第一眼感覺畫的底色和我日記本中的不一樣。我悄悄點了個數，十五朵，確信不是我小時候見到的那一幅。這一次站在他的《向日葵》麵前，我又點數，還是十五朵。不知道我今生是否有幸見到那幅十二朵的《向日葵》。我不至於追著它滿世界跑，姑且隨緣吧。
荷蘭人說他們的首都是阿姆斯特丹，政府在海牙辦公。荷蘭皇家住在海牙，要辦大事時用阿姆斯特丹的皇宮。女王傳位、王子結婚吻新娘，都發生在這個皇宮不起眼的陽台上。我打算去參觀皇宮時，八隻耳環的主搖搖頭說，“不要瞎花錢，我們的女王窮得很。”
他所說的窮女王。但她的母親也許是史上最富有的難民之一。二戰時她母親帶著她先避難倫敦，倫敦遭轟炸又避難渥太華。戰後荷蘭皇家向渥太華贈送了十萬個鬱金香球莖表示感謝。渥太華也有一條運河，人們把鬱金香種在河岸上。半個多世紀之後渥太華有了三十萬株鬱金香，春天時那是一條花的河流。荷蘭人對二戰期間的女王褒貶不一，倒是厚道的加拿大人一年年的感念那位花仙子。
2009年夏天我在阿姆斯特丹街頭見到的最美的女子。她讓我想起安娜·卡列尼那。展覽有一個冗長的名字，俄國宮廷：十九世紀裏的皇宮和繁文縟節。冬宮博物館（Hermitage）在阿姆斯特丹設立分館，這是它開館之展。
由老人院改成的展館在Amstel運河邊上，長長的一條。輝煌的冬宮也是長長的一條，在涅瓦河邊上。阿姆斯特丹和聖彼得堡的因緣始於彼得大帝，三百多年前他來阿姆斯特丹學造船。
展館外的碼頭上陽光明媚，有一個老人斜靠在張帆布椅上做填字遊戲，背對著展館。展館內俄國專家精心準備的首展在向擁有一個窮女王的阿姆斯特丹人呈示俄國宮廷的奢華。雖然展覽題目講是十九世紀，但有不在少數的展品標識著1900年代。這個時候彼得大帝的時代已經過去了兩百多年，宮廷裏的衣香鬢影杯觥交錯正接近終場。
在一間長形的展廳中央放了一隻高大的玻璃櫃子，幾乎和房間一樣長，裏麵排著隊伍似的陳列著炫目的曳地長裙。兩側的牆上也象排隊似的掛滿巨幅的肖像油畫，是當年穿這些裙子的人。她們們從畫裏望出來，那麽天人永隔地看著玻璃櫃子裏自己的盛裝。我找到了街頭海報上的那位美麗的女子，是一位公爵夫人，有著一個長長的，讓人卷著舌頭念的俄國名字，Varvara Alekseyevna Musina-Pushkina。
也許是仁者見仁的緣故，展覽裏我好像隻看見很多女人用的東西。她們在典禮上穿的禮服，她們在舞會上跳華爾茲的裙子，從巴黎定製的漂亮晚裝和稀奇古怪的帽子，她們的手袋，珠寶，鴕鳥毛扇子。劇院裏惹事生非的袖珍望遠鏡，刺繡了三色堇的黑綢傘，刺繡了紫藤花的細紗陽傘。
我還看到一張Marinsky 劇院的節目單。在電影《列寧在一九一八》裏我見到過這家劇院，陰謀四伏著，台上在演《天鵝湖》。節目單上維多利亞時代的花草環繞著象詩句一樣的節目，一頁脆弱的紙，泛了黃的，經過了十月革命和列寧格勒保衛戰，經過七十多年蘇維埃的統治，幸存下來。
所有的，所有的這些東西都發散著一種陳舊的氣息。這些東西抗拒不了時間的，便相約著慢慢地色衰，然後朽去。那些泛舊色的絲綢，沾著一點點灰似的白蕾絲，那些變暗的金絲銀線，尤其那些好像能嗅到黴味的絲質的舊鞋子，看上一陣子，就能看見時間落在上麵的煙塵，看著看著，心就漸漸地灰了。我算是看到了展覽讓我看的時代？感覺那個時代雖然並不遙遠，可是已經死絕了。
在王子運河邊的西教堂（Westerkerk）的背麵，人們排起長隊等著進安妮·弗蘭克之家。我站在街這一側的隊伍裏，拍對麵隊伍的尾巴。大多數人和我一樣，飄洋過海地來這裏排隊。
與有1800件展品的冬宮分館首展相比這裏隻是一座空房子。在一間全黑的屋子中央安妮的日記攤開在聚光燈底下，屋子裏別無他物。
“I looked out of the open window, over a large area of Amsterdam, over all the roofs and on to the horizon, which was such a pale blue that it was hard to see the dividing line. As long as this exists, I thought, and I may live to see it, this sunshine, these cloudless skies, while this lasts I cannot be unhappy.”—安妮，一九四四年二月。
半年以後，她們一家人被蓋世太保搜了出來。
她那麽想活下來，但她卻沒能活下來。讀她的日記的人，透過她思路清晰的敘述，看到一個早慧的好女孩，都希望她能活下來，但她卻沒能活下來。
走出黑屋子走進展覽館的大廳，一整麵的牆上都是放大了的安妮的照片。照片裏她眉清目秀，巧笑如嫣，定格在十五歲。史蒂芬·斯皮爾伯格在參觀者留言裏寫道，“In life even more in death Anna Frank has held the world in the innocent spell of her truth and wisdom”。我把這一句抄在門票上帶回家去。
倫勃朗故居。倫勃朗有很多自畫像，不知為何選中這樣一張掛在他家大門上方。他的表情象一個逃學的小孩那樣倉皇。他得到畫《夜巡》的傭金後斥巨資買這棟房子，最終沒有能力付清房款，房子連同他的動產一起被拍賣。故居是根據拍賣他的所有物的清單複原的，卻又不是嚴格的複原。樓下有一間舒適的客廳，從前他在客廳裏接待來買畫的人。牆上掛著他自己的畫，已經有人付了定金的，尚沒有賣出去的，還有他舍不得賣的。踩著窄窄的樓梯上樓走進他的畫室，看到他的畫架和盛顏料的櫃子，則又完全是一個勞作的工場。
在這棟房子裏他失去了29歲的太太，那時候他還有能力把太太有名有姓地安葬在老教堂。介紹老教堂的文字說每年3月9日8點39分太陽會短暫地照在她的墓上。那會是怎樣的單薄無力的光線呢？倫勃朗後來甚至連太太的墓地都賣掉了。
他自己最後困頓地死在猶太區的租屋裏，被草草地埋在西教堂。是那種最窮的人的埋法，後人再也無法找到他的墓葬。今天的人們說倫勃朗葬在西教堂裏，那座教堂的鍾樓頂上有一隻皇冠。這樣的說法讓荷蘭人感覺好一些。
他因為窮，才有更深入的目光看窮人。他不回避窮苦裏的病弱醜惡甚至墮落，窮讓他徹底理解了宗教的悲苦和救贖。他用明亮溫暖的光讓他的人物從黝暗的背景裏浮現出來，在憐憫的光束裏慈悲地展示他們心中的承受和磨礪。他的技巧無疑幫了他的忙，我曾借助放大鏡看他肖像畫中人物的手部，毛細血管和皮膚紋理的細微和準確令人驚歎。但是，讓他不朽的是他後期的畫裏所體現的悲憫之心，那才是最本質的東西。
畫家的窗戶，把紅和綠放在一起。隻有畫家才敢這樣用對比色吧。維米爾畫的戴爾夫街景裏的房子有和這兒顏色一模一樣的窗子，也是一扇紅窗板，一扇綠窗板。
他的銅版畫。
我的“靜物寫生”。
故居的館員特意介紹遊人看倫勃朗的床。一張很短的老式木床，有圍板，掛著帳子。館員說這位荷蘭的巨人異乎尋常的矮。他的性格也異乎尋常，才有他半世的優渥，半世的落魄。
我在行進的有軌電車中拍下的一個不知名的教堂，在城的邊緣。那一個月我每一天上班在車窗裏看見它，從第一眼起我就奇怪地認為荷蘭鄉間的宗教應該是這樣的。
難道不是嗎？荷蘭人原本就是一個注重實際的民族，不很在意宗教的儀式，更倚重內心的昄依。他們不太會花功夫將石頭雕成花邊的樣子，那樣的虔誠多少有點想入非非的成份。他們也不出神學家。在他們看來，宗教是要人信的，而不是要人研究的。站在寒風刮過的田野上，那些穿著木鞋在泥水裏勞作的人，視野裏有一座磚砌的教堂，就足以寄存他們的心靈。在跌宕起伏的歲月中，共和製的理念使荷蘭人得以生存，不仰仗教會，不用去求神。荷蘭現今是歐洲宗教意識最淡薄的國家，阿姆斯特丹人甚至把冷落了的教堂改造成公寓出售，大家都覺得合理，基督不應該生氣。可是呢，在靈魂深處他們仍然是嚴肅的信徒，恪守一些古老的教條。譬如說，婚外的風流得不到寬恕，他們更傾向安分的生活，願意受婚姻的約束。
我一直尋找一個機會親眼見到荷蘭畫派的畫家們所描繪的雲。在他們的風景畫裏他們通常用很大的篇幅來畫天空，描繪各種氣候條件下的雲。他們能夠把雲層無常變幻的瞬間用畫筆美妙地留下來。他們喜歡把地平線畫得很低，這樣畫麵有曠闊深遠的天空。在濕潤的、雲浮日蔽的天空下他們畫上低低的河岸，河裏帶著帆的商船。他們畫教堂的鍾樓和城堡的雉堞映在河麵上的倒影，畫潮濕平坦的田野，鄉路上的樹和低矮的農舍。北方水汽濛濛的天空，日色是那樣淡白淡黃的，光線從雲背麵透過來，景物也就那樣半明半暗，邊界柔和。坐在畫架前他們每一個人都變得那麽細膩，那麽的愛色調。 那個時代的人有著平衡的、安靜的心，能夠關注景色裏的每一個細節。 他們畫的是鄉土的景物，也畫的是他們的情感。
英國人安格斯到辦公室的開場白不是足球賽事就是天氣，“這樣晴朗的天真是可愛！”。 聽見我說希望有一個陰天，他作了一個憂傷無奈的表情說，“我怎樣才能幫你理解到陽光的珍貴呢？”那一個月裏每一天都是讓安格斯讚歎的晴好天，直到我臨走。我站在有軌電車站上，意識到一方天空由淺藍至青灰的變化，雲朵正在我眼前暈洇開去。 我看著那兩片桔色的屋頂，很喜歡它們和天色的協調， 思忖造房子的人有不錯的繪畫功夫。
我也注意到我看見的是這幢民居的背麵。陡峭的三角形屋頂藏在有著一個優雅弧度的山牆後麵。在那扇垂著白窗幔的窗戶裏，人們過著清潔、安排恰當的生活。我想，秋天要來了，我也該回家去了。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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