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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在另一個反差巨大的社會裏生活了很多年，對父母與孩子之間的平等關係有了許多切身經曆之後才意識到我兒時所見的父母對孩子的權力並不是宇宙真理。
即使如此，我在試著從權力的角度來理解父母親與我的關係時仍然感到遲疑、隱隱有種負罪感，因為我心目中的父母對孩子的權力與衙門裏太爺對百姓的權力畢竟有所不同。太爺對百姓的權力是冷冰冰、赤裸裸的，而父母對孩子的權力披著一層道德溫情的色彩。這層色彩是養育我的文化給的。在這個文化中，父母撫養孩子是一種恩，用權力的眼光來談論與父母的關係有不懂得感恩之嫌。
我在離開中國許多年後才意識到恩是養育我的文化中的一個巨大的概念。這概念中有一種神聖的成分，與基督教中神給人的恩典幾乎同樣神聖。父母對孩子的養育之恩是寫入大自然的鐵律之中的。
與恩情相伴而來的是父母 – 尤其是母親 – 在文化中的神聖不可褻瀆的地位。謳歌母親的歌曲和文章不計其數，批評母親的歌曲我尚未聽過，抱怨與母親之間的關係的文章也不多見，而且經常被讀者詬病為倫常有虧。
母親在回憶錄中寫到被外祖母用繩子和刀威脅“賜死”的一段時，文字裏並沒有怨恨，而是帶著一種感恩之心，認為這是母親對自己的嚴格要求，稱職的父母都應該如此。我讀到這段回憶時的疑問是：母親在用正麵敘事來解讀它時，她的傷處完全愈合了嗎？會不會是父母養育之恩的文化讓她害怕正視自己的傷處？
由此我也推想，如果她在長大成人後看到別的父母對孩子作出這樣的威脅，或如果她自己對我作出這樣的威脅，她也不會覺得這太過分。
在這樣的文化中，小時候的我也自然而然地接受了父母從來正確的觀念。我到了二十多歲還不知道父母有缺點，一方麵是那時我對人的理解能力極為有限，另一方麵就是恩情和孝順文化讓我有負罪感、讓我不敢產生這樣的懷疑。
恩情也不隻存在於家庭中。恩的字眼在社會的各個角落俯拾皆是。老師對學生有恩；功成名就者對年輕後進有知遇之恩；老百姓給領導下跪祈求開恩；皇帝對大臣和百姓是皇恩浩蕩。我小時候有一首流傳很廣的歌曲，歌詞中有這樣一段：“唱支山歌給黨聽，我把黨來比母親。母親隻生了我的身，黨的光輝照我心。”另一首流傳很廣的歌曲中的一句歌詞是“共產黨的恩情比那東海深”。
從小呼吸著這樣的空氣，我的世界觀就是：我的生存權利不是與生俱來、或是造物主賦予我的神聖不可侵犯的權利，而是控製了我的命運的各種有權的人賞賜的。他們能給我以生存權，也能隨時奪走我的生存權。這就是我的不安全感多年無法消釋的原因。
我想，父母親對黨的那種恐懼，除了來自於黨的那種嚴酷對待所有敵人的手段，也是由於在他們的心目中，黨對他們有恩情，給了他們生命，如同他們的父母親給了他們生命一樣。前一個因素讓他們不得不恐懼，後一個因素讓他們心甘情願地恐懼。
直到現在，我在與那些在我看來位高權重的人打交道時仍然會莫名其妙地從心中生出自卑感和負罪感，好像我的生存權是他們賞賜的。
我在很長時間裏都認為父母對孩子的恩情天經地義，這我想是來自於文化對我的熏陶，而不是來自於我的父母親的灌輸。他們沒有說過他們對我有養育之恩。父母親雖然有深重的不安全感，但他們愛孩子，養育孩子不是違背他們意願的事。另一個因素或許是我從未試圖反抗他們或對他們表示不敬，所以沒有給他們以說這樣的話的情境。
我那個隱秘的小世界並沒有放過對這個普天恩情的景象的疑問。記得在一堂小學或初中音樂課上，老師教了我們一首歌頌老師恩情的兒童歌曲，那時我感到有點異樣，但不知道是哪裏有問題。現在我知道，我是覺得老師要學生唱歌頌自己的歌有點不對味。我一定是在下意識裏想到了在老師與學生的關係中，老師是強勢一方，學生是弱勢一方，強勢一方要弱勢一方對自己感恩，這不是真的恩情。但這些疑問很快在我的腦海中銷聲匿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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