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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原生家庭養育了我，養育了我的原生家庭的是那片社會和文化土壤。
毛澤東還在世時，中國人信仰的是 “世界上還有三分之二的勞苦大眾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我們有責任解救他們”。到了我上高中的八十年代，這樣的信仰似乎銷聲匿跡了。大家發現自己才是需要被世界解救的那一群人。共產主義精神狂熱變成了對物質生活的瘋狂追求，高考成了從家長到老師到社會高度重視的事。每次考試結束，老師們要用毛筆把全校所有同學的成績分年級按由高到低的名次寫在大紅紙上，貼在教室外麵的牆上。大榜貼出來後觀者人頭攢動，我猜想古時候科考放榜時的景象大概就是那個樣子。
那時我的名字總是在榜的前麵，也為此覺得有些不自然，但並沒有想過那些排名在最後的同學們在想些什麽。現在想起來，他們該如何麵對心中的自卑？如果他們不是來自有權力有背景的家庭，又該如何麵對對自己一生前途的焦慮？而校方和老師們恐怕也完全沒有意識到那些排在後麵的同學們的感受需要得到尊重。
那時我為自己位置總在前麵感到不自然的感覺可能反映出我那時性格中的兩個成分。首先，我並不怎麽看重考試分數的高低，而是更看重父母親看重的那個理想：做個在社會上八麵玲瓏的人，而排名靠前讓我脫離了大多數同學的群體，這讓我產生離群的焦慮。其次，我在內心深處對人與人之間的平等關係有一種向往，不希望自己老是處在高高在上的位置。
但那時我還沒有察覺這第二個成分是我的價值觀的一部分，而且是我的價值觀中與我至為親近的一部分。也是這個價值觀讓我在心中每次有優越感升起時感到有些不適。
養育我的社會對我的另一種塑造來自於媒體 – 包括書籍、雜誌、收音機、電視、電影。一方麵，媒體是體製的一部分，其內容中不存在不同意見之間的辯論，隻有代表體製的官方內容對敵對的人、群體、思想和事件的定性、審判、羞辱。如毛澤東曾經指定的接班人林彪是叛徒、地主和資本家是剝削農民和工人的寄生蟲、美國是帝國主義者、蘇聯是修正主義者、日本是罪惡的侵略者。
但另一方麵，人生和社會畢竟包羅萬象，有無窮多的維度，官方宣傳機器不可能把它們全部照顧到。我似乎對那些在官方說法鞭長莫及之處的維度尤其敏感。一個記憶是，我在小學高年級的時候，在父親經常拿回家的那些報紙中，我發現國外新聞機構寫的《參考消息》比國內新聞機構寫的《人民日報》有趣得多，雖然 – 這是我後來知道的事 – 《參考消息》中的內容都是經過官方小心過濾、刪節，其內容都是不與官方調門違背的正麵報道。我想這可能是因為國外的新聞通常都從小處下筆，是一個一個的小故事組成，而《人民日報》中都是幹巴巴的大道理。大道理對我的吸引力自然不能與故事相提並論。
媒體對我的這兩方麵的影響顯然多有矛盾之處，但我那時不知道在同一個視野中容納對一個事物的不同看法為何物，於是它們被我隔離儲藏：官方內容被我的第一人格接納，遊走於官方內容邊緣的影子內容則被我小心收在那個非法的秘密小世界中，它們之間沒有交流。
雖然我在出國之前的大部分時間是在學校中度過，校門外的社會不可能對我沒有影響。這影響的一部分是間接的：我被我的原生家庭和學校塑造，而我的原生家庭和學校又是被社會塑造。另一部分是直接的。印象較深的一個記憶是排隊 – 我既不在學校、也不在家時經常做的一件事就是排隊 – 也有些時候沒有隊可排：買火車票、上火車、上公交車。在這些地方，有時候有隊，有時候沒隊，我想這是因激勵機製而定。在老家買去北京的火車票時，每個人都可以買到票，所有的票都沒座位，所以售票處窗口前有隊。在上火車、上公交車時，早上車的人有座，晚上車的人沒座，所以沒有隊。車門前一片混亂，誰的力氣大誰就先擠上去。在另一些場合，多數人會排隊，但經常會有人加塞。加塞的人經常振振有詞，被加塞的人也隻能忍氣吞聲。
本來我已經習慣了這些場景，覺得這就是我在社會中生存需要付出的正常代價，但來了美國之後從未在任何場合中見過大家要用身體的力氣來把別人擠到後麵的景象，而且在商場收銀台排隊時經常有人見我要買的東西不多而讓我排在他們前麵，才意識到一個社會還可以有別的運行方式。
我感到我早年與父母親、學校和社會之間的這些關係對後來的我有這樣幾個影響：
首先，它們加固了我的不安全感。不安全感的內因是我從小就有的恐懼，其外因則是從我的眼睛裏看出去的我與這個世界的關係：我總感覺自己好像是排在各種各樣的隊伍中，總是擔心被加塞、總是以為自己在每條隊中都是排在最後麵的那一個。另一方麵，出於對這種不安全感的心理補償，我又向往成為大人物，居於眾人之上，被許多人關注、仰視。我有時候夢想著要當世界第一，有時候又怕丟掉飯碗和社會身份、被掃入曆史的垃圾堆；一邊是對在天堂最高處的夢想，一邊是對被打入地獄最底層的焦慮，兩個幻想都離現實相距遙遠。
這樣的心態形成一個怪圈：我總是將我與周圍社會的關係解讀為不平等的關係，這加重了我的不安全感。反過來，在我沒有安全感時，我就更不知道如何建立自己與他人之間的平等關係。
九十年代初到美國時，經常在我心中縈繞的一個詞是歧視。我並沒有遇到過赤裸裸的歧視，但怕被歧視的事情發生。現在我想這種心理是也由於我自己的不安全感。我在下意識裏承認自己與對方的不平等關係：我是一個外國人，而本地人有歧視外國人的資格。
現在我想，歧視他人與感到被他人歧視是出於同樣的價值觀，都是基於人與人之間的不平等關係。歧視是優越感的宣示，感到被歧視是自卑感的結果。
其次是以評判代替理解的認知方式。我從小長大耳濡目染的思維方式是把每個人、每件事都作一個非黑即白的評判、插上一個標簽 – 如美國是帝國主義、舊社會惡貫滿盈、這個人不誠實、那個人心太貪。這標簽來自於我心目中的有話語權者 – 我的父母親、小夥伴、學校的同學和老師、教科書、新聞媒體。這樣的認知方式隻需要把人和事分出好壞、善惡、敵我、有用無用，省去了所有費力的辨析和思考。
直到現在，我經常會給我視野所及處的人和事貼上評判標簽，忘記世界上每個人的經曆、喜好、長短處都各不相同，世界上的每個事物也都各有其獨特的價值和獨特的局限，我不經過耐心的了解和思考就很難理解它們的精微之處、比較它們之間的異同。
想到這種認知方式的兩個例子。首先是我對自己的評判。我的父母親用這樣的認知方式來評判我：書呆子、不懂禮貌、性格軟弱、在社會上前途堪憂。由此我也是用這樣的方式來評判自己，不斷給自己貼上各種標簽，將自己與別人的地位作各種比較，首先是生出自卑感，然後生出優越感來補償。
另一個例子是我對養育了我的那個社會的評判。在出國前，我對那個社會沒有一個自圓其說的整體認知。這可能是因為我身在其中，那個社會就是我的整個宇宙，我無法跳出它之外、看到它的輪廓。在我的第一人格的心目中，那個社會正如官方媒體的形容，有最悠久的文明史、最廣袤的土地、最勤勞勇敢的人民、在近代飽受帝國主義侵略者欺壓、但現在正在偉大政權的領導下重回榮光。我的第二人格則對這樣的圖景冷眼旁觀。
我開始形成對那個社會有整體認知的時候是出國幾年以後 – 我來到了那個社會之外，第一次開始辨認出其輪廓。我讀到了許多我原來不知道的關於那個社會的曆史。那也正是對父母親、對自己的年輕時代有許多抱怨的時候。其結果是故國傳來的所有的消息在我這裏都染上了讓我痛心疾首的負麵色彩。
又過了很多年之後我才意識到，我雖然拒絕了那片土地上的意識形態，卻繼承了那片土地上的以評判代替理解的思維方式。
要了解一個人、一個社會，花幾十年的努力都不見得能得到全麵一些的認識。對它們進行評判則是一秒鍾就可作出。
我在對人和事不去仔細理解就作出評判時，我與我的評判對象之間不是平等的關係：我在對某個人作貶低式的評判時，我高於他們；在對某個人作崇拜式的評判時，他們高於我。了解一個人、一件事則是我與對方的平等對話。
第三個影響是這些關係產生的情緒，如怒氣。我注意到我的怒氣有兩種表現形式：發泄出來的怒氣和隱忍不發的怒氣。我在發泄怒氣時，是在享受施用權力的快感，發泄的對象通常是比自己弱小者，如屬下、孩子等，都是在知道不會遭到報複時發作。這怒氣不會指向比自己強大得多的對象，所以算不得一種勇氣。
有怒氣而隱忍不發同樣是基於計算，在發現後果可能得不償失之後決定隱忍。兩種都是基於我與對方的不平等關係。
隱忍怒氣不等於沒有怒氣。被壓製的怒氣會尋找機會表達自己。想起我小時候對於自己與父母親和周圍其他人的關係並沒有那樣心平氣和地接受；我有許多的怒氣鬱結，隻不過是隱忍而已。我對母親的那次短暫暴怒、我曾暗暗幻想謀殺我的霸淩者、在高中時與老師爭執、在大學裏見證天安門學生運動時熱淚盈眶 – 這些都是我心中怒氣鬱結的跡象。
當我計算出沒有後果而發泄怒氣時，我沒有與對方交流的意願；當我計算出會有後果而隱忍怒氣時，我沒有與對方交流的勇氣。
怒氣也是我在我的周圍最經常見到的情緒：父母親的怒氣、老師的怒氣、八九運動中學生和市民的怒氣和鎮壓他們的黨國體製的怒氣。翻開《史記》，我讀到最多的描寫情緒的一個字就是怒。怒之後就是流血。怒氣的長河從我的遠祖那裏就開始流淌，至今已經流淌了成千上萬年，自然也流到了我的身上。
直到現在，不安全感、評判式認知和怒氣還是我的每日生活中的常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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