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塵封檔案》拾遺之103：冰城涉外血案
本文轉載自《逐木鳥》“塵封檔案”係列
滅門血案
這是坐落於哈爾濱市南崗區的一座俄羅斯式建築，一人高的綠色木柵欄內是一片草坪，草坪上聳立著一幢小巧精致的兩層洋房。臨街大門側邊門框上，釘著一塊銅牌，上麵用中俄兩種文字鐫刻著“私人住宅，擅入必究”，落款竟是“哈市公安局”。這塊銅牌表明，這幢住宅內的主人有著不同於常人的身份。
1949年4月23日上午，一輛馬車駛至該住宅門前，從車上下來一對中年蘇聯男女，男子摁了大門邊的電鈴開關。良久，裏麵沒有反應，他又摁了兩次，還是沒有動靜。他不禁有點納悶兒，對其妻子說：“嗯，伊林娜，昨晚不是跟葉卡捷林娜通過電話，約定上午我們去拜訪她的嗎？家裏怎麽沒人呢？”
伊林娜張嘴剛要說話，被一陣自行車鈴聲所打斷，一輛綠色自行車行至麵前停了下來，那是郵電局的郵差，他送來了該宅第女主人葉卡捷林娜的信件和報紙。但他摁了兩次門鈴，裏麵仍是沒有反應。伊林娜用流利的漢語對郵差說了剛才他們摁鈴沒有反應一節，郵差馬上說一定發生了什麽不好的事情，因為女主人這幾天正等著一封長春來信，已經連續兩天在他經過的時間等候在門口了，昨天沒等到後她說那封信明天一定會來的，她將繼續在門口等候。可是，她不但沒有等候，而且摁了門鈴還不見反應，所以郵差有理由斷定肯定發生了什麽不好的意外之事。
伊林娜夫婦交換了一個擔心的眼色，便說小夥子要不請你爬進去看看，女主人到底是否在屋裏。郵差於是就踩在自行車座墊上攀進了院子，趕到洋房前朝窗子裏隻一張望，便大驚失色：“不好！殺人了！”
伊林娜的丈夫安德烈叫道：“你出來，留在這裏不要離開，我馬上去報案！”說著，跳上馬車，吩咐車夫去公安局。
哈爾濱市公安局南崗分局接到報案，吃驚不小，立刻由一位副局長率領三名刑警前往現場查看，同時讓值班員用電話通知管段派出所出警。兩撥人馬幾乎是同時抵達現場的，進到洋房內一看，頓時個個驚得臉色煞白：被殺害的不止女主人葉卡捷林娜，還有她的兩個兒子，9歲的葉夫根尼和7歲的米利亞！這幢洋房裏總共也就住著這一家三口，這就是說，這裏發生了一起滅門血案。
這戶被哈爾濱市政府指定警方重點保護的外國僑民，具有不尋常的經曆——
1931年“九·一八”事變發生一個月後，一個三十來歲、名叫別爾夫什卡的白俄男子悄悄地來到了哈爾濱，在香坊區開了一家專賣俄式鹵味菜的食鋪。沒有人說得清這個白俄青年是從何處來，以前是幹什麽的。
1932年2月5日，日本侵略軍占領哈爾濱後，對哈爾濱地區各警察機構實行軍事管製，並向各警察機構派遣軍事顧問，非法行使哈爾濱地區警政權。被日本人易名為“哈爾濱警察廳”的原警察局，奉命對僑居哈市的外國人進行重點登記，甄別後發放新的居住證。這個被人視為“神秘的白俄”的別爾夫什卡順利地通過了日偽警方的甄別，被作為“對蘇維埃政權有嚴重敵視思想的沙皇白俄將軍的貴族公子”而首批獲得了新版僑民居住證，得以繼續做他的俄式鹵味菜生意。
幾個月後，別爾夫什卡的食鋪悄然增添了一個女夥計，那是一位二十歲的中國姑娘，來自長春市，名叫張冬娜。張冬娜跟著別爾夫什卡幹活，但不是學做俄羅斯鹵味，而是做了店裏的賬房。當然，當生意特別忙碌的時候，她也相幫幹些雜活。這樣大約過了一年，張冬娜忽然成了別爾夫什卡的妻子，改了個俄國名字叫葉卡捷林娜，在俄語中就是“純潔”的意思。這對異國男女結為夫婦後，多年沒有生育，直到1940年，葉卡捷林娜才生下了一個兒子，別爾夫什卡給取了個名字叫葉夫根尼。又過了兩年，另一個孩子也出世了，也是個男孩，取名米利亞。
別爾夫什卡的這家食鋪在做生意上，保持著低調，不跟同行競爭，也不多占各方顧客的便宜。別爾夫什卡夫婦在做人上，也奉行著低調，盡管憑著別爾夫什卡“將軍公子”的聲名，他完全可以跟一些也在哈爾濱混世界的從事著各種職業的同胞朋友稱兄道弟，也可以跟慕名登門來拜訪他的日本人交朋友，但他什麽人也不結交，老老實實做生意，過日子。在外界看來，他的這家食鋪就像一個平靜的小小港灣，供他這個落難貴族公子躲避政治風浪。直到有一天——1945年3月13日，關東軍駐哈爾濱特務機關在門前的旗杆上掛出了別爾夫什卡的人頭，人們這才知道這個小食鋪老板乃是一位了不得的錚錚鐵漢！
據日本關東軍特務機關當時公布的別爾夫什卡的“滔天罪行”，別爾夫什卡是蘇聯紅軍遠東情報局派遣到哈爾濱來潛伏的特工頭子，他偽造了“沙皇白俄將軍之子”的假身份，以開俄羅斯鹵味食鋪為掩護，在哈爾濱潛伏了十四年，前期從事情報工作，主持著一個龐大的情報網，廣泛收集日本方麵的軍事、政治、經濟、科技等各類情報；後期主持對哈爾濱地區的日本關東軍和“滿洲國”的情報人員的暗殺工作，指揮其領導的行動小組一共暗殺了三十四名日本和“滿洲國”方麵的情報人員，給日本造成了重大損失。
別爾夫什卡是因叛徒出賣而被捕的，關東軍特務機關對於他的落網有著如獲至寶般的欣喜，想通過別爾夫什卡挖掘出蘇聯在哈爾濱乃至整個中國東北甚至關內省份的情報網，為此，對其軟硬兼施企圖誘降。但別爾夫什卡意誌堅決，拒不招供，最後在越獄時被關東軍發覺開槍擊斃。別爾夫什卡死後，關東軍猶自對其恨得咬牙切齒，將其首級割下後懸於旗杆上示眾。
別爾夫什卡被捕後，蘇聯情報機關在中共地下組織的協助下，迅速將其妻葉卡捷林娜和兩個兒子轉移到安全地區，躲過了關東軍的追殺。葉卡捷林娜帶著兒子在哈爾濱附近的鄉村躲藏著過了幾個月，終於迎來了抗戰勝利。1945年8月19日，蘇聯紅軍進駐哈爾濱，隨即成立衛戍司令部和軍事管製委員會。次日，軍管會就派員前往郊縣把葉卡捷林娜母子三人接到哈爾濱市區。蘇軍全權代表舍拉霍夫將軍親切接見了烈士遺屬，宣布接納葉卡捷林娜母子三人為蘇聯公民。將軍詢問他們是否願意去莫斯科定居時，葉卡捷林娜回答說她和孩子願意留在中國，以後有機會的話希望能去蘇聯看看，並去丈夫別爾夫什卡的家鄉明斯克拜望長輩。舍拉霍夫將軍遂請蘇軍衛戍司令部副司令官、中共方麵的李兆麟將軍對葉卡捷林娜和兒子妥善安置。
葉卡捷林娜原想仍回別爾夫什卡在香坊區的那家食鋪，招回原先的夥計後繼續經營鹵味，但香坊區的店鋪早已被關東軍燒毀了，夥計也不知去向。於是，她就想帶著孩子去長春。但由於當時局勢混亂，蘇軍和中共方麵都不同意母子三人離開哈爾濱，於是，就把他們安置在南崗區的一處日本商人逃跑後空著的日式住宅裏，由蘇聯僑民協會負責提供足夠的生活費用。
之後，哈爾濱經曆了蘇軍撤離、國民黨執政、中共武裝力量開進後建立人民民主政權的時期，由於有蘇聯僑民協會的幫助，葉卡捷林娜母子還是過著平安、富足的生活。這種平安到了1947年12月有了變化。聖誕夜，蘇聯僑民協會派人把葉卡捷林娜母子接去參加活動。不曾料想到的是，那天午夜過後，一條黑影鬼魅般地溜進了葉卡捷林娜的住宅院子，用粗鐵絲把前後門都牢牢地拴上後，在屋子周圍澆上汽油，一把火把這幢全部用木頭建造的日式住房燒了個精光。縱火者的意圖很明顯，就是為了謀害葉卡捷林娜一家三口。
三天後，這起縱火案就給公安局破獲了，出乎意料的是，案犯竟然是一個日本人。這個名叫中村大郎的日本人是在哈爾濱住了二十多年的商人，娶的還是中國妻子，所以日本投降後也沒回國，當時正積極申請要求加入中國國籍。問他燒房子幹甚，答稱果然是為了謀殺葉卡捷林娜和她的兒子。為何要謀殺婦幼呢？說是為了替他弟弟報仇。那麽，他老弟乃何許人也呢？原來是關東軍特高課的情報特工，1943年被人暗殺於哈爾濱市郊接合部的一家餐館裏。後來別爾夫什卡領導的特工組出了叛徒，別爾夫什卡被捕犧牲，中村大郎才知道原來其老弟的命是別爾夫什卡勾走的。當時他就要替老弟複仇，三天兩頭跑到關東軍那裏要求對別爾夫什卡的家屬斬草除根。關東軍被他纏得沒有辦法，說那就給你一份特權，允許你去追殺別爾夫什卡的遺屬。中村大郎是個一根筋繃到底不肯拐彎的主兒，從此就一直留意打聽葉卡捷林娜的下落。前不久終於打聽到後，就開始考慮如何下手，於是就有了聖誕夜的那場大火。為此，他付出了生命的代價。
這起縱火案不但驚動了哈爾濱中共政權，也驚動了蘇聯方麵，蘇聯遠東方麵的領導人特地給哈爾濱當時的市委書記張平化、市長劉成棟發來電報，請求給葉卡捷林娜及孩子提供安全保障。哈爾濱市公安局為此專門責成南崗分局進行研究，落實保安措施。
南崗公安分局和蘇聯僑民協會重新給葉卡捷林娜選擇了新的住所，那是一個十月革命時逃亡哈爾濱的俄國沙皇官員修建的住宅，後來出讓給了一位國民黨官員，該官員又把房子賣給了一個蘇聯僑民。這個蘇聯僑民後來成了日本關東軍的情報人員，抗戰勝利後不知去向，蘇軍占領哈爾濱後宣布軍管時，就將該住宅沒收，產權歸蘇聯僑民協會。現在，蘇聯僑民協會把房子給葉卡捷林娜一家三口居住。南崗分局為保證葉卡捷林娜全家的安全，不但向管段派出所下達的安保命令，分局相關領導還隔三差五地前往關心。這樣一段時間下來，葉卡捷林娜覺得不好意思過多地麻煩公安局，再說哈爾濱的治安情況越來越好，請警方不必如此關照。上個月，南崗分局剛改變了對葉卡捷林娜一家的安保措施，沒想到就發生了滅門血案。
由於被害人的上述原因，出警到場的分局、派出所警員出於慎重，不敢擅自做主進行現場勘查，甚至連屋裏的電話機也不敢動，立刻退出洋房。那時的警察也沒有對講機、手機什麽的通訊工具，隻好立馬派人去附近有電話的地方給市公安局打電話報告。市局也吃驚不小，立刻向市委、市政府報告，同時指派偵緝大隊（當時還未設刑偵處）、外僑處警員迅速出警。隨後，哈爾濱市公安局局長黃華青帶著法醫也趕到現場。
勘查與屍體解剖鑒定是同時進行的，警方根據勘查、屍檢結果推測了案發過程——
昨晚二十點三十分左右，正在客廳裏的葉卡捷林娜一家三口忽然遭到從廚房衝入客廳的凶手的襲擊，凶手先一刀刺入女主人的後背，刀尖直接傷及心髒，葉卡捷林娜當場死亡。凶手隨即又刺死了坐在母親旁邊的估計已經嚇呆了的小兒子米利亞。這時，9歲的兒子葉夫根尼拔腿往客廳門口奔逃，但即被凶手追上，往胸部連刺兩刀將其殺死。然後，凶手上樓，在被害女主人的臥室、書房翻檢一番後，逃離了現場。
從現場留下的痕跡分析，凶手是攀越木柵欄進入院子的，因為小洋房所有門窗都關閉著，就打碎了廚房的窗戶玻璃，打開窗子進入廚房，再從廚房對主人一家進行致命襲擊。打碎廚房玻璃時，凶手為防止發出聲音驚動主人，先以醫用膠布貼蒙於玻璃上，再下手取下破碎的玻璃。作案後，凶手從客廳大門出了洋房，攀爬木柵欄逃離了現場。
哈爾濱市公安局外僑處隨即向蘇聯僑民協會和正在籌建的蘇聯駐哈爾濱總領事館（該館於1949年10月20日對外正式宣布開館，但在本案發生前已經開始工作）通報了該案，這兩個機構當即派員前來現場察看，拍攝了不少照片。當天，蘇聯僑民協會即向哈爾濱市政府提出“盡快破案，抓獲凶手”的要求，哈爾濱市長李常青作了答複。
李市長作出答複的時候，哈爾濱警方已經成立了“四·二二”案件專案偵查組。
查找一個日本女人
由於案情重大，這個專案組是由從市局、分局的刑警中抽調的七名精兵強將組建的，組長由市局偵緝大隊副大隊長殷正源擔任。為便於開展工作，專案組還從南崗分局和管段派出所抽調了六名警員作為編外成員。編外成員接受專案組領導，由專案組分派參加偵查工作，但不參加案情分析會討論，不能接觸核心機密。另外，專案組還從市局外僑處請來一名精通俄語、英語、日語的警員擔任專職翻譯，以便於跟外僑溝通。
殷正源別出心裁地決定將專案組駐地設在凶案發生的葉卡捷林娜的那幢小洋房裏，當天下午兩點多，第一次案情分析會就在十幾個小時前發生血案的凶殺現場（客廳）舉行。
主持現場勘查的殷正源把勘查結果一攤開，一幹偵查員就覺得自己陷入了迷宮：凶手殺人後，翻檢了臥室、書房，可是，卻沒動那裏已經被發現的現鈔、銀洋，也沒拿走女主人葉卡捷林娜的首飾、手表。這樣，作案動機的判斷就成為一個問題，凶手為何要製造這起聳人聽聞的血案？謀財已經給排除了，剩下的就是仇殺、情殺，由於翻檢過臥室、書房，還可以懷疑是那種為了謀取某項機密的神秘謀殺。由於一時無法給這個案件定性，因此偵查觸角應該伸向哪個方向也就難以確定。
專案組反複討論後，決定采取以下措施著手進行偵查——
通過蘇聯僑民協會聯係蘇聯相關部門了解葉卡捷林娜和其已故夫君別爾夫什卡的曆史情況；向葉卡捷林娜生前的親朋好友、鄰居調查平時的社交情況；在案發區域範圍內對每家居民以及能夠查訪到的案發時經過的路人了解可能會被他們留心到的蛛絲馬跡；向郵電局調取電話通話號碼記錄，看是否有所發現；從市局刑案檔案中調取前年12月製造縱火案後已被處決的日本人中村大郎的卷宗，指望發現些許線索。
作出上述決定之後，立刻付諸行動。三十六小時後，專案組舉行了第二次案情分析會，各路人馬把各自的調查情況攤出來一匯總，認為首先應該排除情殺可能。偵查員對於被害人葉卡捷林娜的曆史也有了一個新的認識，原來，這個中國姓名叫“張冬娜”的女性，1931年6月就已經參加了中國共產黨，不久蘇聯情報部門向中共方麵提出請求指派可靠人員協助奉命潛伏哈爾濱的別爾夫什卡開展情報工作，中共地下黨組織遂指派張冬娜前往哈爾濱接受別爾夫什卡的領導。根據蘇聯方麵的要求，張冬娜從此就轉入了蘇共組織，跟中共不再有組織關係。事實上，從那時開始，張冬娜就是蘇聯的情報人員了。這也是後來抗戰勝利後，蘇聯紅軍找到了張冬娜後，舍拉霍夫將軍接見時沒征求她的意見，就馬上接納葉卡捷林娜同誌為蘇聯公民的原因。蘇聯方麵知道葉卡捷林娜長期協助別爾夫什卡工作，肯定知曉若幹不宜公開的機密，這是為防止泄密而采取的一個措施。
了解了葉卡捷林娜的這段曆史，偵查員也就能夠推測出像她這樣一位長期從事地下工作的女性，在生活上肯定不可能發生什麽花邊新聞。而調查的結果也確實如此，所有跟葉卡捷林娜有過比較多接觸的中蘇朋友都稱讚她是一位生活作風嚴肅正派的女性。所有被調查到的街坊鄰居以及郵電局電話通話記錄也都表明葉卡捷林娜跟異性幾乎沒有什麽單獨的來往。
這樣，就隻能從其他方麵去考慮凶手的作案動機了。專案組從已被處決的中村大郎的刑檔中發現了一條線索：他當初是從一個名叫茂源上清的日本人口中得知其老弟中村三郎死於蘇聯特工別爾夫什卡之手的，據茂源上清說，頗有幾個跟中村三郎那樣被別爾夫什卡幹掉的日本情報人員的親友想對別爾夫什卡的遺屬下手，報仇雪恨。
專案組據此推測，凶手可能是跟茂源上清所說的那幾個揚言尋機複仇的家夥有關。於是，就決定將茂源上清作為一條線索開展偵查。
茂源上清是什麽人呢？專案組通過幾條渠道了解下來，終於弄清楚了此人的基本情況：茂源上清，日本北海道人氏，今年五十掛零，18歲開始其軍人生涯，作為日本關東軍的一名士兵來到中國遼寧省金州，四年後被作為優秀人才選送進入日本陸軍部的一所特工學校速成班接受特工訓練。從特工學校結業後，就開始了其情報特工的生涯，整整十三年一直在中國東北和蘇聯、朝鮮交界處進行情報活動。直到36歲那年在對中國抗聯營地進行秘密探查時誤踩地雷身受重傷方才結束了其軍事特工的生涯。養好傷後，裝了一條假腿、少了三根手指且臉上留下明顯傷疤的茂源上清已經無法再當情報特工了，於是正式退出軍界，在哈爾濱開了一家鍾表店鋪開始經商。由於茂源上清以前的那段經曆，他在社會上有許多日本、中國、蘇聯、朝鮮國籍的朋友，而蘇聯情報人員別爾夫什卡生前也跟他走得很近。
那就先找這個日本老特工聊聊吧。茂源上清在哪裏呢？偵查員了解下來，這人已經不在哈爾濱了。去了哪裏？已經回日本了。
這下，專案組長殷正源頭痛了，好不容易找到的一條線索難道就這樣白白消失了？似乎沒有這麽簡單吧。殷正源考慮後下了一道命令：向跟茂源上清走得最近的目前還能找得到的人調查！
一查摸，符合上述調查條件的有兩個人。一個是茂源上清的中國妻子張秀琴，張是一個中國鍾表匠的女兒，先嫁給一個醫生，後來該醫生病故了就回娘家守寡，1942年嫁給了茂源上清。抗戰勝利後日本僑民紛紛回國，茂源上清回國前征求張秀琴的意見問她願走還是願留，她選擇留下，於是就回到了娘家，現在是一家私立小學的老師。另一個是在茂源上清開的鍾表店鋪打雜的其表妹王豔枝，後者本名叫鬆井豔枝，因為嫁了姓王的中國男子，就改姓王。她在抗戰勝利後變更國籍成了中國人，在哈爾濱火車站當雜工。
偵查員分別找了張秀琴、王豔枝，調查茂源上清跟別爾夫什卡的關係以及以前曾經說過的與別爾夫什卡相關的人和事等情況。張、王兩人其時並不知道葉卡捷林娜一家遇害之事，沒有什麽心理負擔，談起來就比較自在，兩人都說到了被日本關東軍殺害的別爾夫什卡，也說到了別爾夫什卡的中國妻子葉卡捷林娜。因為別爾夫什卡當時跟茂源上清私交較密，似乎結下了一份至少在外人看起來肯定不一般的友情，所以平時來往較多，一年中甚至還有幾次雙方家人參與的聚會活動。後來，別爾夫什卡被關東軍殺害後，其屍骸還是茂源上清去運回來的，還花了些錢鈔跟關東軍方麵打了交道，才得以獲準把別爾夫什卡被割下示眾的首級取回來，找人縫合後幫助葉卡捷林娜辦理了下葬。再往下談，張、王兩人就說到了後來被民主政府公安局處決的縱火犯中村大郎，以及另外一個同樣也對別爾夫什卡咬牙切齒的日本人兵部娟子。
兵部娟子出生於日本東京的一個名門望族家庭，從小接受良好的教育，18歲那年按照自己的願望當上了一名護士。其父母對於女兒的這一選擇是不滿的，因為這份職業與兵部家族的名望顯然是不相配的，說得嚴重點那簡直是對名門望族的一種褻瀆，但出於對這個唯一的女兒的尊重，也就依了她。但是，對於兵部娟子接下來作出的另一個選擇，父母就明確表示反對了。那就是兵部娟子的戀愛，她竟然愛上了其所供職那所醫院的一個比她大九歲的雜務工。
兵部娟子的父親得知女兒的心上人竟然是一個以推屍體為主要工作內容的雜務工後，氣得心髒病發作，進醫院躺了一個星期才下得了床。老兵部起來後所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召來了一位好友。這位好友的身份頗有些神秘，沒有人說得清他究竟是幹什麽行當的，但是所有認識他的人都知道他跟三教九流都有密切來往，是一個手眼通天的社會活動家。在這位社會活動家的策劃下，兵部娟子的男友清源平很快就被人誣陷為盜竊犯折進了局子，最後被東京地方法院判了九個月徒刑。
這下，兵部娟子該收回她那份少女之情了吧？包括老兵部在內的所有親屬都是這樣想的。可是，他們都想錯了。九個月後，當倒黴的清源平刑滿釋放從監牢裏出來後，馬上就消失了，跟他一起消失的，還有那位漂亮的護士小姐兵部娟子。伴隨著這一當時被日本媒體炒得沸沸揚揚的新聞事件，兵部家族全體總動員，在全國各地尋找兵部娟子，整整折騰了八個月，兵部娟子的影子都沒有發現。
這時，兵部娟子、清源平這對私奔者，早已到了中國的哈爾濱，在香坊區開了一家小小的日本料理店，過起了無比溫馨的同居生活。這是1936年夏天的事。
時間一晃過去了七年，兵部娟子已經是有了兩個女兒的母親了。這時，由於日本的瘋狂掠奪和戰爭原因，整個“滿洲國”的經濟狀況陷入了非常糟糕的狀況，哈爾濱的中國百姓的日子過得如何艱難自不待說，連像兵部娟子、清源平這樣的日本人組成的家庭也捉襟見肘了。在這種情況下，一家生意清淡的小小料理店已經無法養活全家四口了，清源平於是動起了開辟第二職業的腦筋。可能是他腦子裏的哪根筋搭錯出現了短路，這主兒竟然找了一份危險但是收益可觀的第二職業——關東軍特高課的業餘情報員。三個月後，關東軍特高課弄清楚清源平以前是扛屍體的，不但力氣大，而且心理素質特好，跟死人打交道比和活人交往還從容自如，於是就另外安排他一份更加危險但報酬成倍增加的工作：暗殺。
從此，清源平就有了兩副臉孔，一副是料理店鋪的掌櫃，對每一個登門的顧客一臉恭敬，笑容可掬，連連鞠躬，甜言蜜語。而當他接到特高課的密令去執行暗殺使命時，就換上了另一副麵容，凶神惡煞，手段毒辣。特高課對於清源平的工作業績是相當滿意的，他在1943年11月到1944年9月短短不到一年的時間內，竟然單獨執行了十二起暗殺使命，解決了十四名對象。可是，“出來混，遲早要還的”。正當特高課準備把清源平送回國內日本軍方的特工學校接受特殊訓練將其深造成一名高級行動特工時，清源平忽然失蹤了。
清源平失蹤後，兵部娟子發瘋似的四處奔走尋找。她知道丈夫是關東軍的業餘殺手，還數次闖到關東軍特高課本部機關去吵鬧，甚至還攔過關東軍司令官的座車。關東軍對於兵部娟子的這種鬧訪深覺頭痛，隻好給了她一筆錢，答應由特高課調查清源平的下落，查明情況後即予告知，這才使兵部娟子的鬧訪發條停止了轉動。
幾個月後，兵部娟子接到關東軍特高課的通知：清源平已經被蘇聯特工小組暗殺，屍體埋於鬆花江畔的一個樹林裏，明天將去挖掘，你可去辨認、收屍。這樣，這件事終於有了一個結果。
但是，對於兵部娟子來說，一件事的結束，也意味著另一件事的開始。這個有著一條道上走到黑的執拗性格的日本女人，把當年為了愛情寧可放棄顯赫家族的榮華富貴而跟著清源平私奔來華艱難創業的那股勁道轉移到了為丈夫複仇上。發條再次擰上了，關東軍特高課哈爾濱機關的日軍門衛的眼前又開始晃動著兵部娟子那張憤怒的臉。這回，特高課沒有讓兵部娟子多費精力，她第二次去時，特高課副機關長阪本中佐就予以接見。阪本以為兵部娟子是去要撫恤金的，就說已經在著手做這件事了，過幾天我們將會派人登門慰問，屆時送過去。但兵部娟子說她不是為錢鈔而來，而是要替丈夫複仇，請告訴我是誰殺害了我的丈夫，我找到後要親手殺了他！阪本說這件事我們已經替你做了，前幾天掛在本機關門口旗杆上的那顆人頭，就是殺害你丈夫的主犯的首級，這件事報上也刊登了。兵部娟子說光殺那蘇聯人一個太便宜他了，得把他的家人全部殺光。阪本說這也正是我們想進行的一項行動，但是，目前我們無法找到別爾夫什卡的家屬。你如果打聽到其家屬下落的話，請趕緊來告訴我們。
這樣，兵部娟子就開始像當初找失蹤的清源平那樣重新四處奔波，瘋狂打聽別爾夫什卡家屬的下落。她就是那個時候開始跟茂源上清打上交道的。據張秀琴、王豔枝說，兵部娟子不知通過什麽渠道得知茂源上清在哈爾濱有著廣泛的社會關係，那段時間隔三差五前來茂源上清的鍾表店，每次登門總帶一份禮品來，每次都是提一個同樣的要求：請茂源君打聽那個已死的蘇聯人別爾夫什卡的妻子葉卡捷林娜和兩個兒子的下落。
這樣折騰了三四個月，葉卡捷林娜的消息還沒打聽到，日本投降了。電台廣播這個消息後，兵部娟子再次來找茂源上清，沒忘記帶上一份禮品。茂源上清也正為日本戰敗而借酒澆愁，一見到兵部娟子就連連擺手，說兵部小姐請你再也不要提這件事了，蘇聯紅軍已經兵臨城下，早晚是要占領哈爾濱的，誰還敢動這份腦筋？人家知道了還不斃了你！
兵部娟子號啕大哭，舉杯一飲而盡，把酒杯摔碎當堂，說這個仇我非得報不可，茂源君你不肯幫助我，我就另外找人去！說著，衝茂源上清鞠了個躬，轉身離去。
從此，張秀琴、王豔枝就再也沒有見到過兵部娟子，也沒聽說過她的消息。
這樣，專案組就決定把這個對本案的被害人葉卡捷林娜母子恨之入骨的日本女人列為嫌疑對象。專案組長殷正源下令：立刻追查兵部娟子的下落！
所有偵查員都意識到，要在戰後的哈爾濱尋找這樣一個外僑目標是一個高難度項目，因為“二戰”結束後，在東北的日本僑民絕大部分都已經遣返回國了，兵部娟子如果沒有回國，肯定已經像王豔枝那樣改變了國籍和姓名，那就需要耗費比較多的時間和精力。
果然，第一個動作——通過查摸全市各派出所的戶籍登記材料——做下來，並無名叫兵部娟子的人，也沒有發現如鬆井豔枝改變國籍後改稱王豔枝的情況。
嗯！難道兵部娟子回國了？
殷正源說不可能，這是一個繃著一根筋寧可拉斷也不肯回頭的女人，從醫學角度來說，叫做心理變態，是一種心理疾病，患這種疾病的主兒是沒法改變的。所以，兵部娟子肯定沒有回國，也肯定沒有離開哈爾濱，我們再找！
於是就有了第二個動作：從當初兵部娟子和丈夫經營的料理店著手查摸。
在店主清源平被別爾夫什卡小組幹掉後，兵部娟子就把料理店租給了一個姓顧的中國人。不久，日本政府宣布投降，顧某就把料理店從兵部娟子那裏買了下來自己當了老板。日本僑民被遣返回國後，沒了客源，料理店也就開不下去了，顧老板就改為經營中國菜肴的小飯館，起了個揚眉吐氣的名字：光複。偵查員喬曉光、勞啟明光顧“光複飯館”時，顧老板剛剛忙完午市，正和夥計們圍著桌子吃飯。顧老板看了喬、勞兩人出示的證件，馬上站起來，飯也不吃了，把偵查員讓到裏邊坐下，詢問有何吩咐。
偵查員說也說不上什麽吩咐，隻是想了解一下兵部娟子的情況。顧老板說你們打聽兵部娟子？如今她早已不叫兵部娟子了，她變成中國人了，跟我一個姓，姓顧，叫顧予荇。
哦，她叫顧予荇了？該上哪裏去找她？
顧老板一說，偵查員就傻眼了！
她的去世留下了一個疑團
個性張揚的日本女子兵部娟子在哪裏呢？她此刻在關家大院。
關家大院位於哈爾濱市馬家區，上百年前是一個姓關的清朝官員的宅第。後來，這位官員犯了事，估計事比較大，而關係又打點得不到位，最後被朝廷判了個滿門抄斬，關府的宅第就由地方政府沒收充公。因為社會上傳言該宅院風水有問題，還說時不時會發生靈異現象，所以沒有哪位官員敢住進去或者遷入辦公。這樣，關家大院就空置起來了。到了民國時期，駐哈爾濱的軍隊不信邪，住進了關家大院，也沒發生什麽不測。關東軍侵占哈爾濱後，也把關家大院作為軍營。抗戰勝利後不久，哈爾濱成立了中共領導的民主政府，就把關家大院辟為傳染病醫院，專門收治肺結核病人，一度還收治過烈性傳染病虎烈拉（霍亂）患者。
20世紀40年代後期，東北地區患肺結核病的人比較多，這種疾病當時被稱為“癆病”，染上了如不及時治療，情況會很不妙。由於該病會傳染給他人，所以通常應當對病人實施隔離。不過，由於隔離醫院規模小而病人多，所以當時隻有嚴重患者才被送到關家大院去。而在當時，肺結核病凡是發展到嚴重階段的，那通常就無法救治了，因此，誰被送進關家大院，那基本上就意味著一隻腳已經跨進了閻王殿。而在其他健康人眼裏，由於嚴重肺結核病患者具有很強的傳染性，所以對於關家大院都是談虎色變，連經過那裏時都會繞著走，實在繞不開的，那就盡量離遠點兒，走快些。
現在，兵部娟子住進了關家大院，偵查員必須去找她，但誰去誰就得擔上一份可能會被傳染到的風險。專案組長殷正源說，應該去兩個人找兵部娟子談話，我算一個，還有一位誰去可以自己提出來。話音剛落，偵查員小張已經站到了他的身邊：“我去！”
兩人於是前往關家大院，先找了院長，了解是否有一個名叫顧予荇的女患者，說想了解這人的病情和入院情況。院長從病區醫生那裏取來了病史資料，告訴偵查員：顧予荇是五十三天前由其就診的私營醫院轉到關家大院的，其X光片子顯示，該患者的兩肺已經遭受結核菌的嚴重侵蝕，屬於那種無法逆轉的嚴重病人。入院後，進行著保守治療，但這種治療不過是延長病人的生命，所有的藥對於她都已經不起什麽作用了，該患者目前的病情比入院時更為凶險，兩周前開始，吐出的痰液裏已經發現業已腐爛的肺組織碎塊。按肺結核病人的常情來看，這種病人通常已經去世了，但奇怪的是她雖然數次昏迷，卻總沒斷氣，一番搶救後又活過來了。
殷正源向院長提了一個要求：把該患者所住病區4月22日晚上當班的醫生、護士請來，我們想了解一些情況。院長用不解的眼光瞅了瞅他，立刻照辦了。
4月22日當班的一名醫生、兩位護士來了，偵查員向他們了解那天晚上顧予荇的情況，他們在帶來的病房情況記錄上看著，回答得很簡單：這個病人躺在病床上休息嘛。
那天晚上她沒有出去嗎？
醫生、護士都笑了，說像顧予荇那種病情，還能出去嗎？再說，我們這裏是傳染病醫院，有著嚴格的隔離製度，不論白天黑夜，進出通道都把守得嚴嚴的，哪個病人也休想溜出去。
殷正源又提了一個問題：是否有人來探望過這個病人？
得到的回答是：這裏不允許親友前來探望病人，隻能送東西，由院方代為收下後轉給病人。
那麽，是否可以通信？
外麵的親友可以給病人寫信；病人不能給親友寫信，因為不能排除這是一條傳染途徑。如果病人有急事需要跟家屬聯係的，可以將內容口述給護士，由護士代筆書寫後寄出去。這當然是一樁很麻煩護士的事情，所以，病人通常不會提這種要求的。你們要了解的這個病人，入院以來沒有提出過這種要求。
對於偵查員來說，任何情況都是耳聽為虛，眼見為實。因此，他們提出要去病房看一看，當麵跟顧予荇談一談。醫生聽著便皺起了眉頭，為難地望著院長。院長說這裏的病人個個都有很強的傳染性，按照規定外人是不能進入病區的，更別說病房了。但是，你們的公務性質特殊，如果一定要進去，那必須得戴上雙層口罩。
偵查員看到的兵部娟子，全然是一副病入膏肓的模樣，瘦得皮包骨頭，臉色蒼白如紙，劇烈咳嗽時幾乎就喘不過氣來，像是隨時要離世的樣子。她原是躺在床上的，聽說有人來看她，還是掙紮著硬撐起來，在護士的幫助下坐到了床前的椅子上，此刻已是東北地區的仲春時節，她還得披上呢大衣身子才停止打寒戰。
殷正源、小張兩人一看兵部娟子這副模樣，就知道這個心氣特高的女人即便再對別爾夫什卡的遺屬有多深的仇恨，也不可能溜出去對葉卡捷林娜母子三人行凶了。但是，不能排除她是否指使別人殺害了葉卡捷林娜母子，因此，偵查員還是要問一問。
接下來發生的一幕讓偵查員大大出乎意料——
醫生對兵部娟子說，這二位同誌是公安局來的，想向你了解一些情況。這話剛說完，一直沒精打采的兵部娟子的眼睛驀地一亮，閃出了一道幽光，瘦弱的身子也挺了挺，深陷於眼眶裏的一雙眼珠子盯著殷正源、小張兩人看著：“二位是公安局的？”
“是的。”偵查員亮出了證件。
兵部娟子臉上忽然綻出了笑容：“嗬嗬！這麽說來，那個可惡的俄國佬的遺孀遺子已經遭到了報應？”
殷正源一驚，腦子裏馬上閃過一個念頭：葉卡捷林娜母子被害跟這個女人有關！
殷正源的這個極其短暫的神情沒能逃過一直全神貫注盯著他的兵部娟子，後者證實了自己的猜測後，哈哈大笑，眼裏卻流出了淚水。她接過護士遞過去的毛巾擦臉的時候，身子一軟就歪倒了。
醫生隨即進行搶救，院長聞訊也帶著另外三位醫生趕來了，幾個醫生一番檢查後交換了意見，告訴偵查員這個病人已經進入了彌留狀態，隨時有可能斷氣。殷正源說那我們得待在旁邊，病人一旦醒來，隻要還能說話，我們還有重要內容要問她。
可是，兵部娟子並沒有蘇醒，當天傍晚六點，兵部娟子咽下了最後一口氣。
兵部娟子的死，給專案組留下了一個疑團，一個懸念。
當天晚上，專案組舉行全體會議，對案情線索進行了新一輪的研究，認為根據兵部娟子臨終前的反應看來，很有可能是她指使凶手製造了那起滅門血案。可能兵部娟子是在去關家大院住院前，對殺害葉卡捷林娜母子之事已經作了安排，她在病情危重後幾次經搶救又活下來的原因，也許就是在等候消息。否則，就很難解釋她為什麽知曉來人是公安局的後，馬上就猜測到是葉卡捷林娜母子被害了。
如此分析下來，專案組諸君對於下一步的偵查工作就有了信心。盡管沒問兵部娟子一句她就死了，可是她臨終前的表現其實已經是線索了。往下，隻要循著兵部娟子在抗戰勝利後的活動軌跡就有希望獲得破案線索了。
殷正源說：“先去關家大院把兵部娟子——顧予荇入院時登記的家庭住址找出來，然後去她的居住地調查。這應該花費不了多大工夫的。”
偵查員立刻行動，找到了顧予荇生前的居住地。到派出所一了解，得知以下情況：
抗戰勝利後不久，哈爾濱開始遣返日僑。當時的情況是，由於戰後的日本經濟狀況很糟糕，而且有的日僑原在日本的親人都已經死於戰爭，相比之下，哈爾濱這邊的生活狀況比日本國內要好得多，所以許多日僑就不願意回國。當然，是否願意回國的決定權並不在日僑自己手裏，而是在中國方麵。當時的政策規定：如果日僑已經跟中國公民結婚成家了的，本人願意，配偶同意，就可以留在中國，其國籍是否改變由日僑本人自己決定。這樣，一些日僑為了留在中國，就臨時決定跟中國居民結婚，這部分日僑中以女性居多。
兵部娟子的情況跟其他日僑有所不同，因為她的家族並未受到戰爭的影響，在日本還是保持著一定的名望，而且經濟狀況也很好。其時兵部娟子的父母已經原諒了這個性格倔強得有些怪僻的女兒，戰爭結束前雙方就已經恢複了聯係。當時，父母托人來哈爾濱看望兵部娟子時，捎過話來說你的丈夫已經去世了，一個人拖著兩個孩子在異國他鄉過日子挺不容易的，還是回國來吧。但兵部娟子拒絕了，說她在中國還有事情要辦，等辦完了再說。兵部娟子要辦的事情顯然就是要找到蘇聯特工別爾夫什卡的遺屬替丈夫清源平複仇。日本投降後，兵部娟子的父母再次派人前來讓女兒帶著孩子回國。這當兒，正是中國遣返日僑的時候，兵部娟子必須作出是否回國的抉擇了。這個女人經過一番考慮後，最終作出的決定是：把兩個孩子托人帶回日本交給她的父母撫養，她自己留在哈爾濱。這樣，兵部娟子就嫁給了一個中國小學老師顧某。兵部娟子在登記結婚前，把自己的姓名改為“顧予荇”。結婚後，又作出了另一個決定：改變自己的國籍，以顧予荇之名加入了中國國籍。
當時的結婚手續、戶籍登記都很草率，所以，如果不是顧予荇患肺結核入住關家大院，專案組要想在哈爾濱的茫茫人海中找到她絕對是一個高難度的任務。
顧予荇的肺結核是從她的中國丈夫顧某那裏傳染上的。小學老師顧某從20歲開始染上肺結核，一病就是十一年，毛病固然治不好，倒也沒有惡化。當然，患了這種毛病的人要想娶老婆是蠻犯難的，除非你有萬貫家產。本來，這個問題是無法解決的，顧老師也已經做好了打一輩子光棍的準備。但中國人民打贏了對日反侵略戰爭，顧老師雖然沒有上陣殺敵，卻也得到了戰利品，一個如花似玉的東洋女子主動送上門來。顧予荇嫁給顧老師後，後者的健康狀況沒有變化，但她卻給傳染上了肺結核，最後死在關家大院。
偵查員分別走訪了顧某、鄰居、居委會，還問了派出所戶籍警，了解顧予荇嫁給顧某後的情況，主要是想調查跟什麽人交往——她如果要雇殺手去幹掉葉卡捷林娜母子，那肯定要跟別人有交往的。
派出所、居委會未能提供什麽情況，因為他們雖然知道這個名叫顧予荇的女子是日本人，但是人家畢竟不是“皇軍”，而是日僑，沒有聽說過有什麽前科，所以也算是良民，上級機關也沒有發話讓對此女重點監視什麽的，而她本人確實也沒有做過什麽出格的事情。
鄰居對於顧予荇也沒有什麽非議，倒是頗有人說了她許多好話，待人接物講究禮儀啊，日常交往出手大方啊，誰家有困難樂於助人啊。反正像是如果她不死而還繼續住下去的話，其行為漸漸就向後來的雷鋒同誌看齊了。
對顧某的調查進行了兩次，第一次他說了很多跟顧予荇一起生活時的情況，但偵查員需要的內容卻是一字全無。第二次再談，在偵查員的耐心啟發下，他終於回憶起了一件事：婚後不久，妻子曾請一個男子來家裏吃過飯；後來，那人給顧予荇來過信，顧予荇去郵局給對方寄過錢。
這個回憶使偵查員精神大振，於是就追問：那人姓甚叫甚？住在哪裏？多大年齡？長得怎生模樣？說話什麽口音？
顧某對於年齡、長相、口音倒都說得上來，關鍵的姓名、住址卻不知道。偵查員向專案組長匯報後，殷正源說不要緊，她不是給那個男子寄過錢嗎？那就上郵局去調查，那裏應該留有底單的。
那時郵局還沒有什麽電子匯款，收兌款項全憑手寫，因此翻找這種資料是一項費時費力的差使，但再怎麽著也得去做，而且得迅速、認真、負責地進行。專案組全體出動，一番查找，終於把顧予荇當初匯款時的那張底單找了出來。
底單上寫著，收款人姓名：白潤根，地址：阿城縣舍利街油坊胡同。
專案組於是就立馬去查，阿城縣就在哈爾濱市東南不到30公裏的阿什河畔，當時屬於鬆江省，如今已成為哈爾濱市的一個區。偵查員黃濤、小張到了阿城，先向當地公安局了解白潤根的情況。據公安局介紹，白潤根，35歲，家庭出身小販，本人小學畢業後曾在當地打工，後來去了哈爾濱打工，並在哈市娶妻生子，抗戰勝利後不久回到家鄉，用打工積蓄開了一家小麵館，沒有雇工，夫妻兩個自己經營。警方沒有聽說過此人在政治上有什麽問題。
黃、張兩人於是就去小麵館找白潤根當麵調查。一問，白潤根對於自己的經曆說法跟警方所說的一致。問他是否認識顧予荇，搖頭。那麽，兵部娟子呢？哦！她是我在哈爾濱打工時的東家呀！於是，就說到了兵部娟子給他匯款的事。白潤根回到家鄉後，一番考慮後決定開小麵館謀生，但算下來資金尚短缺，就決定去哈爾濱向朋友商借。他找到了當初一起在兵部娟子日本料理店打工的夥計王某，王某拿不出他所需要的數額，就建議他去向老東家開口。王某是知道兵部娟子再婚後的住址的，一說就找上門去了。兵部娟子請他吃了一頓飯，答應給他湊上短缺的那筆錢，但說她得過幾天才有，讓他先回去。幾天後，白潤根果然收到了兵部娟子寄去的那筆款子。
偵查員又問白潤根4月22日的活動情況，後者答稱沒有離開過阿城。有誰作證？4月22日是星期五！那證人多了去呢，別的不說，麵館對麵的小學校裏的老師是吃我麵館的包飯的，每天都是我送去的，你們去問一下就行了。
偵查員去小學了解下來，那幾位一天三頓都在學校裏吃的住校老師證實了白潤根的說法。返回哈爾濱後，又按照白潤根提供的地址去找了那個王某，也證實了白關於去哈爾濱借錢的說法。當然，偵查員也沒忘了應該順便問一問王某4月22日晚上的活動情況，經核查也沒有作案時間。
對於兵部娟子這條線索的調查，就此終止了。這個終止，似乎有些牽強，但後來的事實證明滅門血案確實跟兵部娟子沒有關係。
鋼琴教師有問題嗎專案組長殷正源是一個性格平和的人，在他的身上具有明顯的“靜如處子，動若脫兔”的特點。該案的偵查進行了多日，此刻沒有任何收獲又回到了原地開始踏步，殷正源的部下一個個都很著急，有的眼睛血紅，有的滿嘴燎泡，他卻沒事一般還是那麽從容。那天，哈爾濱市公安局局長黃華清來電詢問偵查進展情況，殷正源匯報時神色鎮定，語調如常。黃局長問是否需要增派人手，並說蘇聯方麵也通過僑民協會向我方提出要不要從他們國內請兩位刑偵專家來當顧問。殷正源說什麽都不要，我們能偵破這個案子，請領導等著聽好消息吧。
殷正源跟黃華清局長通過電話後，把全組成員召到客廳裏，傳達了跟局長的通話內容。大家都以為接著又要舉行新一輪的案情分析會議了，但出乎意料的是，殷正源卻說大家這一陣忙碌得辛苦了，專案組放假一天，但不能離開，原地休息，好好睡一天補足覺再說吧。
眾偵查員給弄了個目瞪口呆，他們都是辦過大案的人，參加過多個專案組，還沒見到有這樣的組長，一個個還坐在那裏回味領會領導說這話的意圖時，殷正源自己已經上樓躺下睡覺了。於是，眾人也就休息吧。
專案組這夥人中，41歲的喬曉光年歲最長，他參加革命已經十幾年了，原是抗聯部隊的偵查員，後來奉派潛入哈爾濱從事地下情報工作，中間因為交通站出了問題跟組織上中斷過一段時間的聯係。1946年中共執掌哈爾濱政權成立了民主政府後，喬曉光找到了一位當年的老上級，重新回到了革命隊伍，但根據規定，之前的革命曆史、黨齡什麽的就不作數了。老喬的思想覺悟不是很高，每每對此想不通時就失眠，時間一長終於想通了，但失眠症卻落下了。
前麵說過，專案組是進駐被害人一家生前居住的那幢洋房裏的，這套房子比較大，每個偵查員住一間還有多餘的房間。喬曉光睡了一會兒就醒了，聽聽其他房間裏都是鼾聲如雷，也就不想下樓，就在屋裏待著吧。喬曉光住的屋子是葉卡捷林娜生前的書房，書籍等物都已經翻檢過後封存起來了，書桌上放著女主人葉卡捷林娜遇害前閱讀的一本小說《七劍十三俠》，他閑著也是閑著，就拿起來隨意翻閱。看了一會兒，喬曉光覺得無聊，想起再過些日子好像是妻子的四十歲生日了，就抓過台曆查是哪天，尋思不知屆時是否已經破了案子，會不會誤了老婆的壽宴。翻查過後，又順手翻看前麵已經過的日子，這一翻，似乎有了發現。
葉卡捷林娜可能長期在丈夫經營的鹵味店鋪當賬房而形成的習慣，對於每天的經濟開支會有一個記錄，卻又沒備專門的賬本，於是就記錄在蘇聯僑民協會每年贈送的台曆本上。這個記錄下1949年已經過去的百十天經濟開支的台曆本，之前當然早已被偵查員翻閱過，沒有發現可疑情況。但是，喬曉光此刻翻閱之下，對於一個現象卻產生了興趣。
這個現象是：從3月5日開始到4月16日這一個多月時間裏，每個星期六葉卡捷林娜都在台曆上記下一項開支：鋼琴教學費。樓下客廳裏有一架鋼琴，案發伊始喬曉光參加勘查現場時看到過鋼琴蓋還打開著，上麵放著鋼琴練習曲的樂譜，而從琴凳的高度來判斷，那是兒童坐的。這說明學鋼琴的是葉卡捷林娜的兒子，那位鋼琴老師是每個周六前來葉卡捷林娜的宅第授教的。
喬曉光不愧為老偵查員，他馬上想到了另一個似乎應該與之相關的問題：葉卡捷林娜一家被害那天（4月22日）是星期五，按理說次日周六鋼琴老師應該上門來的，那麽，23日那天這位老師來了沒有呢？根據蘇聯僑民協會的要求，這起滅門血案沒被公開，所有接受調查的鄰居都接到了刑警的嚴厲告誡：必須嚴格保密，否則引發的後果將由泄密者承擔！那位老師應當是不知道葉卡捷林娜這邊發生了血案的，所以次日按理說是會來的。如果沒來，那就似乎值得關注一下了。
喬曉光於是決定查看一下情況記錄本。前麵說過，專案組的正式成員是七名從市局、南崗分局抽調的精幹刑警，此外，還從南崗分局和管段派出所抽調了六名警員作為編外成員。這六名編外成員的工作之一是駐守專案組的臨時駐地，有調查任務時隨時出動。鑒於蘇聯僑民協會向哈爾濱市政府提出要求對這起滅門血案對外保密，市政府同意這一要求。專案組就在向鄰居進行調查時向每一戶告誡：嚴守機密，如有泄密，後果自負，包括追究法律責任。這樣，葉卡捷林娜母子三人被害的消息就被牢牢地封鎖起來了。組長殷正源估計到可能會有葉卡捷林娜生前的朋友、熟人因為不知這邊已經發生巨大變故而會前來拜訪，特地吩咐值守專案組駐地的專案組編外成員妥善接待每一個來訪者，必須把對方的姓名、性別、國籍、民族、年齡、特征、職業、住址以及跟葉卡捷林娜的關係都一一了解後予以記錄，並讓對方簽名確認。這個措施給現在喬曉光查看情況提供了方便。
喬曉光查看下來，發現在過去的兩個星期六（4月23日和30日）裏，那位鋼琴老師並沒有來過。這就似乎奇怪了，對方為什麽不登門了呢？是已經完成了教程？這似乎不大可能，因為從3月5日到4月16日這段時間裏，一共隻有六個星期六，而從葉卡捷林娜記錄在台曆上的賬目金額判斷，那隻是按市場價的兩個課時在教授，總共十六個課時的教程是不能完成對學生的鋼琴教學的。但這位老師卻不再登門了，這隻能理解此人是知曉葉卡捷林娜已經被害了。而這個消息應該是被嚴格保密的，這位老師是怎麽知道的呢？是根本沒有人告訴過他，還是此人在血案發生之前就已經得知將會發生血案了——此人是跟案子有關的？
喬曉光等殷正源一覺醒來後，匯報了自己的想法。殷正源大為讚同，於是就決定調查。
先要了解這位鋼琴老師是誰。偵查員根據專案組剛開始投入偵查工作時去郵電局抄錄下來的電話通話名錄，找到了一位跟葉卡捷林娜來往較密的蘇聯女士娜佳，試著探問，就輕而易舉地得知這位鋼琴老師是一個四十歲的中國女子，名叫沙莉雯，娜佳前些日子正好周末下午去拜訪葉卡捷林娜時跟她不期而遇，聊過幾句，記得聽她說是住在南崗區齊齊哈爾街一帶的。
知道了姓名、居住區域範圍，那就好辦了。專案組很快就通過南崗分局查到了沙莉雯的情況：這是一個出生於富家的獨身女人，曾去英國留學並嫁給一位醫生，在英國待了十多年，後來丈夫病故，她就回國了。她的娘家家境富裕，而她本人又繼承了亡夫的一筆不菲的遺產，因此回國後也就不必工作。沙莉雯是一個虔誠的教徒，常常去教堂參加活動，因為鋼琴彈得好，還是教堂唱詩班的琴師。
偵查員喬曉光、勞啟明、黃濤奉命拜訪了沙莉雯，這才知道原來這位鋼琴家教不久前發現自己患了肝炎，遵照醫生的意見，為防止傳染給別人，就不再外出，連教堂也沒去。葉卡捷林娜那裏，她曾在4月20日中午打過電話去通知了此事。至於她跟葉卡捷林娜的相識，是由一位與葉卡捷林娜熟識的教友介紹的。沙莉雯所說的情況，當天就由偵查員通過調查得到了證實。
喬曉光是一位具有豐富實踐經驗的偵查員，他從沙莉雯那裏詢問獲得了上述情況後，尋思反正來了，何不順便問問另外可能相關的情況，於是就開口了：“沙女士，你去葉卡捷林娜女士那裏教鋼琴的時候，是否看見過或者聽說過她跟什麽人有過交往？”
沙莉雯直到這時還不知道葉卡捷林娜一家已經被人殺害了，但她是一個出過遠門見過大世麵的角色，所以不但沒有詢問葉卡捷林娜發生了什麽事，而且連神情上也沒有任何表露，從容地回答了偵查員的問題：“我從3月5日到4月16日，一共去過葉卡捷林娜女士那裏八次，因為跟她除了鋼琴教學方麵的關係之外沒有其他的來往，甚至也說不上是朋友，因此她不可能跟我聊什麽話題的。至於她跟別人交往，我隻見到過一次，那天，好像是我第三次上她家去教琴吧，讓我想想，對的，是3月19日下午。我去後不久，有一個男子來找她了……”
根據沙莉雯的敘述，3月19日在葉卡捷林娜家裏曾經發生過這樣一幕：那天，在沙莉雯到達後大約半個小時，門鈴忽然響了，葉卡捷林娜的大兒子葉夫根尼不等媽媽吩咐就衝向外麵的大門，等到葉卡捷林娜站在台階上張望時，葉夫根尼已經把一個身材高大、麵相凶狠的男子放了進來。沙莉雯這時正讓那個學琴的小兒子自己彈剛教的練習曲，正好有空閑，就對那個不速之客留意了幾眼。那是一個中國人，穿著一身蘇軍坦克手的軍便服，看上去大約三十五六歲樣子，手裏提著一個柳條箱，對女主人說鄉下沒有什麽好東西，給您帶些鮮魚和蘑菇，都是我親手弄的，給孩子們燉湯喝吧。葉卡捷林娜對來人很客氣，看樣子兩人是熟人，葉卡捷林娜管對方叫“老豐”，問老豐是從哪裏來的，現在幹什麽營生。老豐說，我早就回巴彥老家了，也沒幹什麽好活兒，捕魚、打獵，販販山貨，日子大體上過得去就行了唄。
因為客廳裏在教琴，葉卡捷林娜就在廚房裏接待老豐。這時孩子已經彈完了練習曲，沙莉雯接著教授，就沒留意葉卡捷林娜跟老豐進行了什麽內容的談話。大約過了十分鍾，她聽見廚房裏老豐的聲音大起來了，似乎很憤怒似的，到最後幹脆就像嚷嚷似的，其中說到了“錢”，還說“當初說好了的”。葉卡捷林娜的聲音也響了，說：“這事早已過去了，再說，跟我又有什麽關係呢？”這話說過之後，廚房門就打開了，老豐氣咻咻地走了出來，一聲不吭，誰也不看，大步往外走。葉卡捷林娜跟在後麵，叫著“老豐”，手裏拿著一大塊用幹樹葉包著的鹹肉，想是準備還老豐禮的，但老豐沒應聲，三步兩步就走出客廳，躍下台階，順著甬道穿過花園出門而去。
這是一條線索！專案組隨即開會研究，決定立刻追查那個被葉卡捷林娜稱為“老豐”的男子。
根據沙莉雯所提供的情況，那個老豐來自巴彥，那就到巴彥去找。巴彥，原稱“巴彥蘇蘇”，這是滿族語言，意思就是“富貴的故鄉”。巴彥在各個曆史時期都有少數民族在這裏過著遊牧生活。19世紀中葉，隨著黑龍江土地的大量開發，清鹹豐九年（1859年）始招民興墾，設治城為中興鎮（即現今的巴彥鎮——巴彥縣城）。本案偵查階段時的巴彥縣，歸東北行政委員會鬆江省管轄。如今的巴彥已經屬於哈爾濱市，以現在的交通條件，從哈爾濱市區到巴彥縣城，驅車兩小時就可抵達。但在1949年，那還是需要多花費些時間的。專案組派喬曉光、勞啟明、小張、黃濤四名偵查員前往巴彥執行查訪老豐的任務。
四人到達巴彥後，先去縣公安局，一說情況，巴彥同行自是熱情配合，縣局隨即跟巴彥鎮派出所聯係，派出所說這事由我們協助辦理就是，請哈爾濱同行到派出所來吧。
那時的巴彥縣城，全部居民也不過兩三萬人，又沒有什麽外來流動人口，查起來比較容易。派出所長把戶籍警召來，說把全鎮姓豐的人都先列出來。但是，戶籍警們說他們的管段裏都沒有姓豐的居民。這下，喬曉光四人傻眼了。稍停，喬曉光說沒有姓豐的，那就找姓封的吧。他說話時顯得從容鎮定，心裏卻是頗為忐忑，如果連姓封的也沒有，這事隻怕就大為犯難了。
不幸的是，這份預感還真應驗了，整個縣城姓封的倒是有的，不過是一個年已七旬的老太太，這不是跟沒有一樣嗎？幾個偵查員中，數喬曉光年齡最長，資格最老，當下其他三位就都盯著他了：大哥，這事咋辦？
喬曉光平時看上去還是有點風度的，但到這時風度就沒了，一著急便衝三位年輕同僚吼道：“你們問我，我問誰去？”
四個偵查員麵麵相覷，一時間哪個也不知說什麽好。其實，問誰去這個問題還是有答案的，那就是問專案組長殷正源去。隻要往哈爾濱打一個長途電話過去就可以了。但喬曉光沒有想到他解決不了的問題頭兒倒是有法子解決的，所以，遲遲沒有打這個電話，而是去了旅社，準備住下後再作計議。
旅社就在縣公安局對麵，喬曉光四人剛剛安頓下來，公安局派人請喬曉光去接聽電話。那時候，從哈爾濱撥打電話到巴彥縣屬於長途電話，得費一些時間才能接通。喬曉光連忙趕去接聽時，電話卻已經斷了，就隻好等候。等了十幾分鍾，電話重新打過來了，是專案組長殷正源打來的，詢問喬曉光一幹人在巴彥調查的收獲。喬曉光如實一匯報，殷正源幾乎是不假思索便說，既然姓豐、姓封的都查不實，那你們就去查名字中有“豐”、“封”的人，不管是排在姓名的第二位還是第三位，隻要有這樣一個讀音的，先列出來再說，然後再最後進行甄別。
喬曉光四人照著殷正源的吩咐做了，不禁由衷地感歎一番：什麽叫水平？這就叫水平！殷正源這個主意使他們很快就找到了目標，巴彥縣城裏果然住著跟沙莉雯所說的外形相符的老豐，當然不姓豐，而是姓柳，叫“柳盼豐”。柳家在當地小有名氣，那是因為柳盼豐的祖父當年是清政府的一員下級武官，跟著上峰駐守東北，鹹豐爺降旨設立巴彥城時，柳老爺子是一名參與這一工程的成員。後來，柳家就定居在巴彥了。柳家世代習武，傳到柳盼豐這一代，有三個男丁，柳盼豐是老三，是三個弟兄中武藝練得最好的一個。他的名氣不單在巴彥當地，在黑龍江乃至周邊地區也有流傳，江湖上人都喚他“老豐”。
偵查員於是就決定去柳家跟老豐當麵接觸，喬曉光對小張三人說，這家是練武的，咱們得小心點，沒準兒人家要跟咱抄家夥也難說，大夥兒把槍都準備好了，進門後站立的位置也必須注意。
到了柳家，那是一個正房前有著一個大院子的宅第。院子裏有練武用的沙坑、木架子、梅花樁、箭靶，兩側的兵器架上插著多種多樣的兵器，一看就是沉甸甸的真家夥。柳家老大接待了偵查員，很是客氣地把喬曉光一行讓到屋裏，老二出來寒暄後，奉煙沏茶。
喬曉光經驗豐富，生怕著了道道，煙不敢抽，茶不敢喝，把自己的香煙拿出來請對方抽，然後發問：“二位先生怎麽稱呼？”
對方從容回答，老大叫柳盼安，老二叫柳盼富。
貴府還有一位叫柳盼豐的吧？
哦，是有的，那是咱家老三。
我們想見見他。
哎呀！不巧得很，老三不在家。
不在家？他去哪裏了？
這可不知道了。咱弟兄三個中，就老三這麽個年歲了還沒成家，沒有家小拖累，就活得自由滋潤，想走就走，好比天上的鳥，水裏的魚。
偵查員當時信以為真，但出門後去附近一家煙雜鋪子買煙時，喬曉光跟掌櫃的順口聊幾句說到了柳老三時，卻聽對方說老豐就是他們進門後從後門溜走的。
勞啟明等三人頓時氣咻咻地要返回去找柳老大兄弟算賬，被喬曉光若無其事地阻止了。喬曉光抗聯偵查員出身，以前此類情況碰到得多了，對付這種事情很有經驗。他說柳老三聽說我們上門了拔腿開溜，那是好事，這說明他是“啞巴吃餃子——心裏有數”，這家夥多半跟本案有關係。我們接下來應當怎麽辦呢？很簡單，一個字：走！
走？
對！走。離開巴彥，讓人家知道我們幾個從哈爾濱過來找柳家老三沒有找到，現在回去了。
幹偵查工作的都是聰明人，當下一聽就都明白了，於是就去旅社退掉了登記的房間，又去縣公安局辭行，然後離開了縣城。
其實，喬曉光一行並沒有離開巴彥，他們出了城後就另外找了個地方躲了起來。那麽還找不找老豐柳老三呢？當然還得找，不過已經委托巴彥縣公安局的同行去辦理此事了。
縣局派了幾名便衣去柳家周圍蹲守，老豐的舉動果然不出喬曉光的意料，當晚，他從外麵躲了一陣回家時，在門口被逮個正著。同時被拘捕的，還有老豐的兩個哥哥。（未完待續）
老豐的秘密
喬曉光等一幹偵查員當即在巴彥縣公安局對被捕者分別進行訊問，主角柳盼豐一聲不吭，問什麽或是裝做沒聽見，或是搖頭。他的兩位老兄倒是願意回答問題，但都堅稱不知道柳老三4月22日的行蹤，像是事先商約過似的一口咬定“記不得老三那天在家還是在外麵”，至於他們自己，那都是可以向其家人或者鄰居、朋友調查的，打從去年夏天出去過一趟以來一直在巴彥，沒有做任何違法亂紀的勾當，整個兒是一良民。
這樣一直折騰到天明，還是沒有結果。天明後，一直惦念著此事的殷正源從哈爾濱打來長途電話詢問情況，聽喬曉光如此這般一匯報，便作了指示，讓把柳盼豐帶哈爾濱來審查，柳老大柳老二可以釋放，但暫時得聽從縣公安局的管束。
柳盼豐被帶到哈爾濱後，專案組先找來沙莉雯請她辨認和幾張其他男子混在一起的柳老三的照片，她一眼就認出了柳盼豐，說那天在葉卡捷林娜家見到的就是此人。偵查員於是心裏有了底，尋思如果沒有問題，這主兒完全可以像他兩個哥哥那樣理直氣壯地說出4月22日的行蹤活動情況的，但他以沉默來對付警方，那就可以列入嫌疑人的範圍了。
殷正源親自主持對柳盼豐的訊問，柳老三還是跟在巴彥公安局時一個樣。專案組時停時續地跟他打了三天交道，沒有任何收獲。殷正源說看來那是我們不擅長訊問吧，市局正好從沈陽調來一位在預審方麵很有一套的老同誌，我們請他出山來幫個忙吧。於是就去找了這位姓於的同誌，說老於你如若幫我們啃下了這塊硬骨頭，我私人請您下館子狠撮一頓，好酒好菜隨你點！
老於答應幫忙，做了一番準備後登場了，但還是沒能撬開柳盼豐的嘴。老豐這時似乎很不耐煩了，連頭也懶得搖了，坐在那裏任憑老於問什麽說什麽，一概不理。
正在專案組諸君對此大傷腦筋的當兒，忽然從巴彥縣公安局傳來了一條消息，這條消息使柳盼豐的沉默之舉出現了轉機——
前一天，巴彥縣公安局的夜間警民聯合巡防隊在執行巡邏任務時，抓獲了一個挑了一擔雜七雜八東西的男子。這個男子叫郝老五，住在縣城大順街，是個沒有家小的單身漢。那天清晨四時多，郝老五鬼鬼祟祟溜出家門，往常這時候因為街上已經開始有行人走動，警民巡防隊已經不巡邏了，但這天正好帶隊的警員說再溜達一趟，結果和剛出了巷子的郝老五撞個正著。如果郝老五肩上沒挑著一副擔子，或者雖然挑著擔子但他見到巡防隊後的神情沒有慌張，那巡防隊也就不會跟他囉唆了。而郝老五恰恰是既挑著擔子，又神情慌張，那當然就逃不過巡防隊的盤查了。
巡防隊一檢查郝老五擔子裏的東西，馬上就意識到有鬼：擔子裏裝的東西零零碎碎總共有幾十樣，什麽紅木算盤、象牙煙嘴、半新不舊的衣服、鞋子、趕車的鞭子、中藥材，最值錢的是一整匹龍頭細布。既然有鬼，那就非得問個明白：郝老五，你這些東西是怎麽回事？是從哪裏整來的？
郝老五不是一個能言善辯的角色，著急時說話還帶著點結巴，所以當他開口說不清楚情況時，巡防隊提議請他到局子裏去說個明白也是一樁順理成章的事。進縣公安局大門的時候，當晚擔任總值班的一位副局長正在院子裏練拳，聽說有這麽一樁事情，就留意了擔子裏的東西，隻一看就樂了，說郝老五啊，你啥也別說了，就說說肇東的事吧。
這話一出口，就把郝老五驚得臉色蒼白，腳下一個踉蹌差點馬失前蹄。這是為何呢？原來，前些日子巴彥縣公安局接到東北行政委員會公安部發布的案情通報，所通報的若幹起政治、刑事案件中有一起是嫩江省肇東縣發生的搶劫案：肇東縣東關一家大車店被劫，店裏以及住店客人的財物被洗劫一空，兩名搶劫犯離開時把贓物裝了滿滿一車（車馬也是搶劫的贓物之一）。案情通報的附錄裏列出了各起案件的贓物和證據情況。這位副局長要說別的也沒有值得炫耀的，練了十幾年的拳術被師傅斥之為“王八拳”，但他的記性特棒，文字材料簡直可以過目不忘。他把案情通報看了一遍，就把各個案件的大致情況都記在腦子裏了，像肇東大車店搶劫案那樣的連解放前也不大聽說過的惡性暴力案件，當然更是值得他記下的。現在隻一看贓物，馬上就跟他那不凡的大腦裏的庫存記憶來了個比對，一下子就斷定眼前這個郝老五跟肇東大車店搶劫案是有關的。
這裏要對郝老五的情況作一個簡單交待：這人是盲流出身，連自己也說不清楚出生地在哪裏，父母姓甚名誰，打從記事起就從行乞開始發展到偷竊、拐騙、搶劫，後來就投奔了土匪當了一名小夥計。土匪被關東軍的討伐隊打散後，又參加了偽“滿洲國”的部隊。偽滿軍跟抗聯作戰，郝老五成了俘虜，留下當了一陣抗聯，不久吃不了那份苦開了小差，回到巴彥老家混日子。郝老五信奉的是“有奶就是娘”的哲學，講究“今朝有酒今朝醉”，行事衝動，不計後果，事後發現不對，做軟蛋的第一個就是他。
這樣一個角色，撞在那位副局長手裏，再加上旁邊還有幾個秋風黑臉的刑警，哪裏還有“抗拒”一說？一進訊問室就馬上跪地磕頭，奇怪的是說話也不結巴了，“我交代，我坦白”說得比唱二人轉的還順溜。
郝老五這一交代，順便就幫哈爾濱市公安局“四·二二”專案組訊問柳盼豐無法取得口供一事有了一個了斷。
據郝老五說，他去肇東那邊搶劫大車店，是被老豐——柳盼豐脅迫著去的。柳盼豐以前跟郝老五所在的那股胡子匪幫的大掌櫃“飛龍太歲”關係很鐵，但老豐不是胡子，好像也不參加“飛龍太歲”的任何活動。但“飛龍太歲”一直想著老豐，每次外出行動後，所獲的贓物裏隻要有他認為是稀罕的東西，必定要送一份給老豐。而因為郝老五是巴彥人，跟老豐是同鄉，所以“飛龍太歲”每次給老豐送禮品都是他的差使。次數一多，老豐跟郝老五也算是關係很好的朋友了。老豐這個人很講義氣，後來郝老五落泊了，生活拮據，隻要開口，老豐總是慷慨解囊，還不讓郝老五說一字半句的感激話語。
後來，巴彥解放了，成立了民主政府，共產黨發起了清匪反霸運動。柳盼豐擔心郝老五把以前“飛龍太歲”和他的那層關係向政府揭發，想殺人滅口，找了個理由把郝老五騙到了家裏，請郝喝酒。喝到一半，老豐冷不防攤了牌，一把明晃晃的尖刀紮在桌子上。郝老五哪裏經曆過這等陣勢，當場就嚇得暈了過去。迷迷糊糊間忽然聽見耳畔有人在說話，似是在替他說好話，疑為已經到了冥國陰間，定定神睜眼一看，方知是柳家老大、老二在勸老豐饒了他。郝老五連忙磕頭求饒，發誓絕對守口如瓶不泄漏老豐的任何事情，這才僥幸逃生。
之後的日子裏，隨著共產黨政權的日益鞏固，老豐的日子越來越不自在。盡管沒有人找他算什麽賬，或者讓他說清楚什麽問題，但是，他的經濟狀況是每況愈下。郝老五知道老豐這個人除了武術、射擊、騎馬，其他什麽都不會，而在共產黨政權下麵過日子，哪怕你這武術騎射方麵的技藝再了得，平白無故也不會看中你讓你效力的。因此，老豐要想太太平平過日子，隻有找一份正當職業做。但老豐對此沒有興趣，於是他就隻好走另一條路。郝老五估計老豐沒少犯過案子，隻是因為一向獨來獨往，隱秘行事，所以一直沒有失風。這次，老豐策劃搞一次跨省行動，覺得人手不夠，於是就決定帶上郝老五。據郝老五說，他知道這是觸犯王法的事兒，不能做的，但老豐二話不說手便往懷裏伸，他就隻有點頭的份了。否則，他此刻也就無緣坐在縣公安局的訊問室裏聆聽領導的教誨了。
作案後，柳盼豐分給郝老五一些現鈔和雜七雜八的贓物，而把那些值錢的贓物如鍾表、金銀首飾等都留給了自己。郝老五還沒來得及把他獲得的那些贓物賣給收雜貨的小販，就聽說老豐被捕的消息。郝老五想當然地認為這必是肇東那案子發了，擔心老豐頂不住警方的訊問把他供出來，就決定把他分得的贓物藏到城外一座破窯去。因為這事不能讓鄰居發現，他特地起了個早，哪知還是沒能逃過。
郝老五所交代的那起肇東大車店搶劫案的發生時間，是1949年4月22日夜間十時。
“四·二二”血案發生於4月22日晚上八時半左右，而哈爾濱距肇東七十六公裏，柳盼豐、郝老五沒有汽車這樣的交通工具，因此，如果郝老五這個交代內容屬實的話，柳盼豐是無法在短短的一個半小時內完成兩起犯罪活動的。
這是哈市公安局“四·二二”專案組接到巴彥縣公安局的上述情況告知後所作出的判斷。
那麽，柳盼豐究竟是否參與了肇東大車店搶劫案呢？專案組當即決定連夜派員驅車前往巴彥去調查。調查內容比較簡單——搜查柳盼豐的住所。
這一搜，就解決了問題。當然，對於專案組來說，這是一個失望，但偵查工作就得一是一二是二的實事求是，況且，柳盼豐身上另有3月間去找葉卡捷林娜的疑點還沒獲得答案，因此，專案組在柳盼豐身上還有工作要做，也許有可能獲取滅門血案的線索也說不定。
把郝老五的口供和抄得的贓物往柳盼豐麵前一放，這個頑固的家夥方知共產黨的警察本領是很大的，終於不得不開口招供了：“肇東搶劫案是我作的。沒錯，還叫上了郝老五那孬種！”
可以理解，這就是他不肯開口吐露4月22日晚上行蹤的原因了。
那麽，今年3月間去葉卡捷林娜那裏又是怎麽一回事呢？
由於警方對於滅門血案的高度保密，柳盼豐還不知道葉卡捷林娜已經發生了不測，一聽這個問題，臉上便露出了不勝驚奇的神態，說我犯的就是肇東大車店那案子，你們怎麽扯上葉卡捷林娜了？我已經說過了，肇東那案子是我起的念頭，是我叫上郝老五去幹的，跟其他任何人沒有什麽關係，你們不必亂懷疑的。
這番說法當然不被專案組所接受，堅持要柳盼豐說清楚去找葉卡捷林娜的那件事。最後，柳盼豐自然隻好遵命。
柳盼豐的人生經曆是比較富於傳奇性的，這個祖上當過清朝武官出身於武術世家的主兒，一直沒有從事過正業，少年練武，16歲開始一直到抗戰勝利，幹過護院家丁、私人保鏢、國術教師、土匪情報員、大煙販子等多份職業。由於柳家在江湖上的那點兒名氣，柳盼豐在社會上有三教九流數不勝數的結拜弟兄和朋友，“老豐”的名號一度在哈爾濱地區叫得當當響。
由於這個原因，柳盼豐被潛伏哈爾濱從事秘密工作的蘇聯特工別爾夫什卡小組看中，別爾夫什卡親自出麵跟老豐攀關係，結交為朋友。別爾夫什卡跟柳盼豐套近乎，並非想向其宣傳馬列主義，發展他參加布爾什維克，而是要利用老豐那江湖名頭和一身功夫，一邊相幫搞日本人的情報，一邊直接下手幹掉被列入鋤奸名單的日偽情報人員。當然，老豐這種參與是要收費的，他才沒有那份覺悟和閑空替布爾什維克從事義務勞動哩。別爾夫什卡每次找老豐幫忙，兩人都像商人談生意一樣，對於價錢咬得緊緊的，一輪一輪談判。
從1942年到1945年別爾夫什卡犧牲，柳盼豐一共和別爾夫什卡特工小組合作了十七次，其中收集情報十二次，鋤奸五次，趟趟成功，沒有一次失風，保密工作也做得很好。兩人一直都覺得合作得不錯，已經產生了一種很牢靠的信任關係。但是，最後一次合作卻發生了裂隙。1945年2月下旬，別爾夫什卡找到了老豐，交給他一張不大清晰的照片，要求他在半月內把照片上的那位幹掉。
照片上的人是一個妙齡美女，穿著一套和服，一看便知是日本人。別爾夫什卡知道老豐之所以願意和他合作，其中一個重要原因是因為他所要求老豐做的，都是跟抗日有關的，應該說，老豐雖然跟土匪有過合作，但這人的愛國熱情還是比較高的，否則，像他這樣的人物，早就可以去關東軍那裏當密探或者行動人員了。因此，別爾夫什卡每次向老豐交待使命時，都會把該使命的背景、意義交待清楚。這次也是這樣，別爾夫什卡告訴老豐，照片上的這個日本女人是剛從日本派過來的特工，真名不詳，代號叫“白虎”，精通俄語，是專門前來協助關東軍特高課對付蘇聯在中國東北的特工人員的。老豐說我知道了，隻要是日本方麵派來的人，管他是什麽來頭，我腦子裏沒有“可憐”兩字。
然後就照例談報酬，一番拉鋸後，達成口頭協議：幹掉“白虎”，老豐可得到五兩黃金。按照慣例，先付二兩作為定金，剩下三兩待完成使命後一次支付。老豐對於當時的局勢還是有所察覺的，他知道日本人大勢已去，失敗是早晚間的事了，因此他有點擔心像別爾夫什卡這樣的蘇聯特工人員是否會忽然消失——奉召回國去了，於是就提出需要擔保。這是以前沒有過的，別爾夫什卡沒有思想準備，稍一考慮說這樣吧，我把我的店鋪抵押給你，我可以給你一件信物，如果你找不到我了，可以把店鋪拿過去，一切都算是你的了。老豐表示同意，於是別爾夫什卡就給了他半枝撅斷的鉛筆作為信物。
老豐終於幹掉了那個日本女特務。因為生怕關東軍特高課查摸到線索，他下手之後就離開了哈爾濱，逃往阿城去避風頭。五天後，老豐安排的眼線給他捎來口信說沒有什麽問題，於是他就返回哈爾濱，第一件事當然是去找別爾夫什卡要那三兩黃金。可是，別爾夫什卡已經出事，那家俄式鹵味店鋪也關閉了。老豐向人打聽，得到的信息是別爾夫什卡被捕後，他的中國妻子張冬娜把店鋪賣掉了，帶著兩個兒子離開了哈爾濱，不知去向。
老豐當時雖然感到很是失望，但這是料想不到的意外，人家已經倒了大黴，別說張冬娜已經賣掉了店鋪，就是沒賣掉他也不好開口把鹵味鋪子拿過來了，否則他日後還怎麽在江湖上混？老豐想這件事看來就到此為止了。他擔心著別爾夫什卡被捕後是否會供出他姓柳的曾經相幫，做過不少令關東軍恨之入骨的事情。考慮到自己的安全，便立馬離開了哈爾濱，也不敢回巴彥老家，而是去了其他地方混了一段日子，直到日本投降了才敢回巴彥。不久他去過一次哈爾濱，這才聽說別爾夫什卡被捕後沒多久就讓日本人給殺害了。
對於老豐來說，替別爾夫什卡特工小組幹的那最後一次活兒的報酬問題就不存在了。民主政府治理下，也不容他像以前那樣四處亂竄了，隻有老老實實待在巴彥老家過他的日子，政府不來找他算舊社會時的那些賬已經算他走運了。但他沒了經濟來源，以前弄的錢鈔來得快花得也快，並沒有什麽積蓄，這樣，日子就過得緊緊巴巴的很不好受。老豐哪裏受得了這份艱辛，尋思自己有著一身本領，不用也是白不用，何不偶爾施展出來搞些收入解決燃眉之急。這樣，他就尋找機會作案，幹的都是搶劫的活兒。當然，兔子不吃窩邊草，為保自身安全，巴彥以及周邊縣份是不下手的，要幹也得跑哈爾濱什麽的地方。今年3月間，老豐又一次去哈爾濱，想找一個適合下手的目標幹一票。
那天，老豐正在香坊區的一家小酒館獨個兒喝著酒盤算幹一樁什麽樣的“活兒”，忽然有人招呼他。這個人姓劉，比老豐大幾歲，老豐喚他“劉哥”。老豐跟劉哥可不是外人，當初別爾夫什卡找到老豐請他協助對付關東軍特工，就是劉哥牽的線給介紹的。由此可想而知這人跟別爾夫什卡的關係該是多麽近了，據說別爾夫什卡當初被捕後，關東軍特高課接著要抓的第一個對象就是這位劉哥。但劉哥朋友多，消息靈通，立馬逃跑了，也是在外麵一直躲到光複了才敢返回哈爾濱露麵的。
老豐跟劉哥之前的最後一次見麵還是在別爾夫什卡那裏，屈指算來距今已有整整四年時間。當下，兩人自是不勝感慨，馬上坐在一起喝酒。喝過酒後，當然，老豐也不必去借旅館住宿了，讓劉哥一把扯住了就往家裏拉。到了劉哥家裏，劉哥說酒館裏喝得不過癮，咱們還接著喝，於是就讓老婆炒了兩個菜，打開一瓶燒酒再喝。
酒喝多了，話也就說得多了。兩人不知是誰先把話扯到了別爾夫什卡的犧牲上，然後又說到了各自替別爾夫什卡幹過的活兒。老豐既然沒把劉哥當外人，自然要說到他替別爾夫什卡最後一次幹的那樁活兒——幹掉日本女特工“白虎”，並說了隻拿到了二兩黃金的情節。
劉哥聽著便說，得了，兄弟，另外那三兩黃金，你現在有望拿回了！
此話怎說？
劉哥便告訴老豐：別爾夫什卡的那個中國妻子，當年我們都喚她“冬娜”的，如今是蘇聯國籍了，用的是那時別爾夫什卡給她起的俄國名字，叫葉卡捷林娜。葉卡捷林娜現在是蘇聯烈屬，由蘇聯僑民協會養著他們一家三口，給了她一幢花園洋房，吃喝玩樂上學看病全花的是僑民協會的錢。
老豐聽了初時不以為然，說人家一個寡婦，帶著兩個孩子，當年丈夫被日本人割了腦袋，她逃了出去，躲了下來，真正是不容易了，我怎麽好意思去問她討當年那三兩黃金呢？
劉哥說老弟若是這樣想，那就是你的不對了。我聽說，當年別爾夫什卡出事前，已經有了預感，他就把對那鹵味鋪子如何處理作了安排，所以他被捕後張冬娜逃跑前就把那店鋪給賣了。聽你剛才那說法，那店鋪該當是你姓柳的才對嘛。因此，你應該去向她討還這筆報酬。你說呢？
老豐沉吟道：“這……這樣做不妥當吧？顯得不仗義啊。”
“得了吧，老弟！我看你現在跟你劉哥我一個樣了，也是過了今天還不知明天的錢在哪裏吧？都到這一步了，你還客氣什麽？仗義不仗義，如今共產黨坐天下了，誰還管得了這個？再說，你也不想想，你去向張冬娜開口，她三兩黃金拿得出也罷，拿不出也罷，都不可能是她自個兒掏錢的。這件事是當初別爾夫什卡辦的公事，公事就應該公家掏錢，所以她隻要去對僑民協會一說，僑民協會肯定會把這筆報酬交她支付給你的。”
老豐聽著覺得不無道理，於是就點頭，說劉哥你告訴我張冬娜她如今住在哪裏，我登門去拜訪她一趟。如果這事僥幸弄成，三兩黃金我給你一兩。
就這樣，老豐決定去找葉卡捷林娜。他還念著以前跟別爾夫什卡的那份情誼，次日沒有去找葉卡捷林娜，而是先回了趟巴彥，弄了兩樣當地的土產作為禮物，重新來到哈爾濱，對葉卡捷林娜正式拜訪。
葉卡捷林娜很客氣地接待了老豐，但當她聽老豐說明了來意後，就說類似這樣的事情以前也有人來找過她，她沒有能力處理，就向蘇聯僑民協會說了，僑民協會關照她以後如果還碰到這樣的情況，就到僑民協會去處理——怎樣解決？她就不知道了。老豐聽著，認為這是對方有意推托，很是惱火，一怒之下轉身就走。自此，他再也沒去找過葉卡捷林娜。
當下，專案組聽柳盼豐如此這般說了一通，決定馬上去找那個劉哥調查。
一小時後，偵查員勞啟明、黃濤在道裏分局跟劉哥——大名叫劉福明——見麵，了解下來，跟柳盼豐說的沒有出入。
這樣，柳盼豐的作案嫌疑就給排除了。
迷宮之門由此打開
當天晚上，哈爾濱市公安局局長黃華青驅車來到專案組駐地，一是關注案情，二是慰問偵查員。
黃局長抵達時，殷正源正主持舉行案情分析會。黃華青說你們繼續進行吧，跟平時一樣該說什麽還是說什麽，我在旁邊聽著，正好給我提供了一個學習的機會。說著就在一旁坐了下來。
案情分析會開到這時，已近尾聲，前麵發言的偵查員都認為這個案件之所以到現在還未能查摸到有效線索，可能是我們沒有對症下藥。也就是說，本案作為一起很有可能是有預謀的惡性暴力大案，凶手顯然預先對於怎樣作案是有過考慮，甚至是來過現場察看的，問題是我們至今還沒有能夠獲得這方麵的相關線索。這麽大一起案件，不相信凶手沒有留下什麽破綻，所以，有必要對本案重新進行一番梳理。黃華青局長抵達後，專案組長在發言中為使局長了解情況，把之前一些同誌的觀點簡單拎了拎，然後闡述了他自己的觀點，表示讚同前麵偵查員的發言內容。
殷正源發言後，黃華青給大家發了一圈香煙，然後說他聽了大家的發言，也想說幾句，他特地聲明這是他個人的觀點，並非領導指示。時年34歲的黃華青是出生於安徽大別山區的一位老資格的領導，他早在1929年14歲時就已經參加革命，1931年參加中國工農紅軍，經曆過舉世聞名的長征。在出任哈爾濱市公安局局長前，曾先後在延安抗日軍政大學、晉察冀軍區擔任過保衛部門要職。因此，黃華青對於偵查案件絕非外行。他此刻的發言是提出了一個問題：如若從凶手的角度來考慮，他為何選擇在晚上八點半左右這麽一個時段下手？他是否還有別的選擇？比如深夜？比如清晨？
黃華青說到這裏時，接到了一個電話，市委請他馬上去參加臨時決定舉行的常委會議。於是，他便起身跟專案組告別，說他的發言是一家之言，不過是想到了就說一下，同誌們還是按照正常思路討論這個案件。
黃華青離開後，殷正源說我覺得黃局長提出了一個很有意思的問題，我們之前誰也沒有從這個角度來想過，大家就接著黃局長的這個話題聊聊吧。
黃華青局長的這個話題確實很有意思，專案組眾偵查員順著這個話題聊著，覺得凶手把作案時間定在晚上八點半左右似乎不是一個最佳選擇。之前勘查現場時，偵查員從凶手打碎廚房窗玻璃後進入洋房現場作案這點上作出的判斷是：凶手可能是一個跟被害人不認識的陌生人，否則他完全可以通過正常途徑進入現場的。但是，現在問題來了：如果凶手跟被害人不熟識，那麽，他為何選擇晚上八點半這個時間來作案呢？當時被害人一家三口都在客廳裏，他難道不怕在打碎廚房玻璃窗時被主人發現嗎？他可以在更晚的時候潛入現場，那就大大增加了成功潛入的可靠性。但是，凶手卻作出了這樣一個似乎與常理不合的決定。
這說明了什麽？
偵查員馬上得出了結論：這說明凶手可能是跟被害人熟識的一個什麽人！
偵查員喬曉光一躍而起：“還愣著幹嗎？趕快勘查廚房！”
這個提議是對頭的，既然凶手是跟被害人熟識的人，那他就不可能選擇打碎了廚房玻璃窗這樣一條通道進入現場，而是通過正常的叩門手段進入了葉卡捷林娜的洋房，作案後為蒙蔽警方，再故意偽造了一個從廚房潛入的假象。
專案組征用葉卡捷林娜一家生前居住的這幢洋房作為辦公駐地後，因為自己不開夥，一天三頓飯食都是南崗分局食堂送來的，所以廚房、儲藏室就沒有使用。當時殷正源也沒有考慮到竟然還會第二次勘查現場，但從老刑警的職業習慣出發，還是讓人把廚房、儲藏室都封了起來。所以，盡管已經時隔多日，但還是具有重新勘查的價值的。
不過，勘查結果卻還是未能發現什麽。案犯在作案後離開前很留心地擦拭掉了現場可能會留下的所有腳印，廚房這邊當然也不例外。
殷正源這下傻眼了，苦笑著自言自語：“難道是一個空歡喜？”
一旁的喬曉光盯著被破壞的玻璃窗上的那塊碎玻璃。案犯當時是這樣下手的：在這塊玻璃的外麵貼上了條狀白色膠布，然後弄碎玻璃，取下可以伸進半個手掌的碎片麵積，伸進半個手掌輕輕拔起了窗戶插銷。喬曉光看著看著，忽然提出了一個問題：“膠布是哪裏來的？”
偵查員黃濤說：“案犯是在外麵進行這個動作的，所以膠布是他自己帶來的。”
殷正源說：“我記得勘查現場時，曾經在客廳裏看見過一個家庭醫藥箱，當時也沒有在意，現在有必要檢查一下，箱子裏有膠布嗎？”
檢查下來，醫藥箱裏有家庭內外科的常用藥物，有消毒用的酒精棉球等，也有整卷的脫脂藥棉、繃帶，獨獨就沒有醫用膠布。
殷正源問：“這是偶然的嗎？”
喬曉光忽然說聲“等等”，一個轉身直奔樓上。眾人正覺不解時，他又急匆匆地返回客廳，手裏多了一件東西——葉卡捷林娜的那本台曆。
台曆上的4月13日那一頁上，赫然記著當天的開支，其中有“購膠布一卷”！
於是，懷疑終於得到了證實：凶手是熟人，他在通過正常途徑敲門進入被害人家裏後，跟主人一家三口坐在客廳裏說話，冷不防突然下手作案，製造了這起滅門血案。然後，故意製造了從廚房潛入的假象，以迷惑刑警，轉移偵查視線。
於是，專案組重新開始考慮另一個問題：凶手的作案動機是什麽呢？
謀財吧？女主人的金銀首飾、鈔票都在，存折也沒動。
情殺？被害人之一葉卡捷林娜沒有這方麵的任何緋聞和跡象。
那麽，難道是仇殺？
聯想到那兩個對別爾夫什卡有著刻骨仇恨的日本人中村大郎和兵部娟子，專案組又重新把思維觸角轉到了日本人方麵。這回應該增加了一個條件：這個日本人應該是跟葉卡捷林娜熟識的。
本案發生伊始專案組剛開始工作時，就已經通過廣泛調查收集了跟葉卡捷林娜熟識的各類對象，列出了一份長長的名單。現在，這份名單攤到了眾人麵前，發現其中有日本人，一共有三人，都是女性。之前，專案組曾找過這三個日本女子，但當時是為了詢問在跟葉卡捷林娜的接觸中是否發現過有什麽異樣的跡象，並沒有對她們本人以及家庭進行過調查。現在，專案組決定對這三名日本女子進行重點調查。
這種調查屬於外圍調查，跟被調查的對象本人並不接觸。據查，這三位日本女子以前都是在一家日本人在哈爾濱開的私人醫院當護士的，戰後因為中國這邊缺乏醫務人員，就動員她們留了下來，現在其中兩人已經當了醫生，另一人做了藥劑師。她們跟葉卡捷林娜的結識要追溯到九年前葉卡捷林娜的第一個孩子出生時，當時是難產，去了那家日本醫院施行剖腹手術，跟那三位日本女護士的友誼就是那時結下的。這三個日本女子，當時都未婚，戰後留下後兩個已經出嫁，丈夫都是鐵路局的技術人員，另一位還是獨身。據她們所在單位以及居住地派出所提供的情況看來，她們都沒有可疑表現。
殷正源說：“那就排除這三位吧。”
排除後，偵查工作似乎又回到了原地。偵查員正在煩躁時，忽然來了一個人，這個人的到來使案情偵查發生了變化。
滅門血案發生後，警方將勘查現場時整理出來的財物移交給了蘇聯僑民協會。僑民協會負責處理此事的伊萬諾夫先生是一個非常認真負責的蘇聯人，他認為這些遺產應該由別爾夫什卡和葉卡捷林娜雙方有資格繼承的親屬繼承，於是就分別跟雙方相關親屬聯係。跟葉卡捷林娜的丈夫別爾夫什卡的親屬是通過電報與其故鄉明斯克市政府聯係的，明斯克政府很快就發來了回電，說經征詢別爾夫什卡親屬的意見，他們表示願意放棄繼承權，請將遺產就近交由葉卡捷林娜中國長春的親屬處置。與此同時，伊萬諾夫也給長春市政府發了函件，請市政府跟葉卡捷林娜——張冬娜的姐姐張嫣娜聯係此事。
張嫣娜的姓名和地址還是專案組提供的，諸位可能還記得，本文開頭曾經出現過一個綠衣郵差，說女主人這幾天正在等候一封來自長春的信件。這封信件葉卡捷林娜沒有等到，在信件送抵之前十幾小時，她已經被殺害了。於是，該信就到了專案組手裏。
該信寄自長春，寫信人就是張冬娜的姐姐張嫣娜。張氏姐妹出生於長春的一個醫生家庭，父親張震世是留英醫學博士，當時是長春的一位著名外科醫生。姐姐張嫣娜比張冬娜大八歲，當年張冬娜追求進步秘密參加中國共產黨後被挑選支援蘇聯在華情報組織而“失蹤”時，張嫣娜已經是兩個孩子的媽媽了。由於張冬娜所從事的工作需要嚴格保密，根據規定她不但采取“失蹤”方式離開了長春，而且之後不能跟家庭、親友等所有熟人聯係。這樣，她的父母隻有將此行為理解為驟然遇害了。當時，不但在報紙上刊登了尋人啟事，還向警察局報了案，並出資雇請了私家偵探尋找。所有努力均無結果，最後，全家人隻好接受了這個殘酷的事實，心中留下了一份永遠的悲痛。張冬娜的母親因此而染上了疾病，健康狀況每況愈下。
幾年後，張氏姐妹的父親張震世因為同情抗聯，應邀秘密前往抗聯部隊的密營為負傷將士診治，返回長春後事情敗露而被關東軍殺害。張震世犧牲後沒多久，原就已經身染重病的張氏姐妹的母親也去世了。這樣，長春就隻剩下另立了家庭的張嫣娜了。為躲避日偽特務的追查，她甚至不得不改姓換名，從夫姓鬱，用了一個很男性化的名字：鐵林。對於當時的張嫣娜來說，娘家的意識已經是一個一想起就會使其傷感不已的概念了。
上述情況，張冬娜是不知道的。她參加蘇聯情報係統的工作後，嚴格遵守工作紀律，不能跟以前所有的親友聯係，當然也不能去長春。當然，想家想親人那是人之常情，在所難免，但張冬娜不會用悲觀的思維去猜測家人發生了什麽不測，而隻是一次次地在心裏默默地送上一份祝福。這樣一直到抗戰勝利後，張冬娜才敢把這份思念正式地對友人、對組織（蘇聯方麵）亮出來，要求跟親人取得聯係。但由於當時局勢未穩，這個心願未能實現。又過了兩年，那時蘇聯紅軍已經回國，張冬娜的組織就是蘇聯僑民協會，她向僑民協會提出要求：希望跟長春的父母、姐姐取得聯係。蘇聯僑民協會同意她的要求，讓她將此事交給協會辦理，也就是由僑民協會方麵出麵替她打聽清楚長春方麵的親屬情況並跟其親屬取得聯係後，再讓張冬娜跟親屬直接聯係。
不難想象，由於張家上述的巨大變故，哈爾濱蘇聯僑民協會要想跟張家在長春的唯一親人張嫣娜（已改名叫鬱鐵林）取得聯係的難度是何等大。哈爾濱蘇聯僑民協會先是通過哈爾濱市民政局、公安局跟長春方麵取得聯係，要求尋找目標。幾個月後長春方麵回複告知：張家父母已經去世，兩個女兒張嫣娜、張冬娜不知下落。然後，哈市這邊的僑民協會又派員專門前往長春市，請長春市蘇聯僑民協會設法打聽此事。如此一直折騰到今年3月下旬，長春那邊不知通過什麽路數竟然打聽到了張嫣娜——鬱鐵林，寄來了幾張照片。
張冬娜看到照片後，馬上確認鬱鐵林就是她的同胞姐姐張嫣娜，這項曆時數年的尋親工程終於有了結果。張冬娜於是就按照僑民協會給她的姐姐的住址寫了一封信過去，4月10日，她收到了同樣激動萬分的姐姐的回函。接下來，這對分別了十八年的同胞姐妹自然迫切希望盡快會麵。從後來寄達時因為收信人已經遇害而到了專案組手裏的那封張嫣娜的回信內容來看，張冬娜已經擬定了一個計劃，準備在最近帶著兩個兒子前往長春探望姐姐，當然，還有其他比如拜祭父母等等的內容，詢問姐姐是否可行。張冬娜在被害前兩天就開始等候的那封信件就是張嫣娜的回函。當然，誰也沒有想到，張冬娜最終未能讀到姐姐的回信。
張冬娜遇害後，蘇聯僑民協會負責處理其善後事宜的伊萬諾夫致函長春市政府請求轉告葉卡捷林娜之姐張嫣娜前來哈爾濱領取葉卡捷林娜的遺物。這種事情並非好事，長春方麵當然需要張嫣娜所供職的單位協助做好死者親屬的安撫工作，確認不會發生什麽不測之後方能告知噩耗，最好還得有人陪同張嫣娜一起前來哈市。長春方麵把工作做得很到位，最後由張嫣娜所供職的醫院指派了兩名女同事陪同她來哈爾濱了。
案情的轉折，就是隨著張嫣娜的到來而呈現的。這裏不說張嫣娜麵對著妹妹以及兩個從未謀麵的親外甥的遺體時的悲痛情景了，單交待她在接收遺物時的一幕：
張嫣娜打開伊萬諾夫交給她的那個木盒，裏麵放著三枚戒指、兩根項鏈、兩根手鏈、一副耳環。看了看，她問道：“伊萬諾夫先生，請問哪件首飾是我妹妹遇害時所佩戴的？”
伊萬諾夫是一個很細心的人，他在登記遺物時都一一作了登記並在遺物上做了相應的旁人難以察覺的記號，當下便挑出了項鏈、戒指各一，說就是這兩件。張嫣娜馬上搖頭：“錯了！”
為什麽錯了呢？張嫣娜拿出了妹妹寫給她的信說，這封信裏妹妹明明寫著，在這十八年裏，她經常思念著父母和姐姐，夜深人靜時每每對著她過十八歲生日時母親贈送給她的戒指項鏈垂淚不已。這些年來，她一天也沒有取下過母親所贈的那兩件首飾，一直到現在。張嫣娜說著，出示了自己的項鏈和戒指，說那是她十八歲生日前媽媽特地去銀樓定製的兩套首飾中的一套，另一套就留給妹妹了。這兩套定製的首飾上，鐫刻著姐妹倆的生肖，她的一套是龍，妹妹的一套是鼠。但是，眼前這幾件首飾中並沒有鐫刻著妹妹生肖的那一套，因此，這裏麵可能有問題。
蘇聯僑民協會當即給專案組打電話，未說張嫣娜轉述之語，隻是請專案組負責同誌馬上去僑民協會，稱有急事相商。
專案組長殷正源叫上喬曉光、勞啟明驅車急赴，聽說情況後立馬一個激靈，當即請張嫣娜前往市局單獨談話，了解情況。張嫣娜又提供了另一重要情況：她在得知張冬娜還活著的消息後，曾給她那未見過麵的兩個外甥寄過兩對金木魚作為禮物。可是，在遺物中，卻沒有金木魚。
跟張嫣娜談話並看了她所帶來的其妹生前寫的函件後，殷正源倒抽了一口冷氣，作出了一個決定：對這幾件首飾進行鑒定。
哈爾濱幾家最著名的銀樓的頂級首飾專家被緊急召至市局，受命分別對那幾件首飾進行鑒定，結果是一致的：這些首飾都是假貨！
迷宮之門由此打開！
血案，原來是這樣發生的專案組舉行了緊急會議，重新分析案情，一致認為凶手肯定是跟葉卡捷林娜熟識的人，作案動機也很清楚，就是謀財。
殷正源終於長長地噓出了一口氣：行了！既然有清晰的作案動機，那就可以確定調查方向了。
調查方向是：追查贓物的下落。
專案組立刻全體出動，分赴哈爾濱全市各大小銀樓、首飾店鋪、寄售店家，不查別的，就查具有明顯贓物特征的鐫刻著張冬娜生肖的項鏈和戒指，以及張嫣娜送給外甥的金木魚。
下午，專案組偵查員戚榮向殷正源報告：發現符合上述特征的贓物！
戚榮是南崗公安分局的刑警，因此殷正源分派任務時讓他去了南崗區。下午兩點多，戚榮走進了位於大教堂附近的一家寄售商行。該商行的老板姓李，戚榮原在該地區派出所幹過，跟李老板也算是點頭成交的熟人。他也不去查看店鋪櫃台裏擺出寄售的那些真真假假的首飾，而是直接找了老板。
李老板也是江湖上混的角色，知道警察登門絕對不會閑得無聊來聊天侃大山的，必定有事，不等戚榮開口便主動發問：戚同誌，有何見教？戚榮說也談不上什麽見教，隻是想了解一下貴號最近進過些什麽首飾。李老板不敢怠慢，立刻喚來一位店員讓把櫃台櫥窗裏的所有首飾，不問真假，統統都拿進來給戚同誌過目。
戚榮這一看，就發現了情況：這些首飾中有張嫣娜所說的鐫刻著張冬娜鼠形生肖的那條項鏈和一對金木魚。他一陣激動，表麵上卻聲色不露，問賣出去過什麽沒有。李老板說賣出去過幾件，拿來登記簿一一說了一下，張冬娜的那枚生肖戒指和另一個金木魚也在其內。
戚榮便立刻向殷正源打電話報告了情況，殷正源當即帶著另一偵查員小張趕到寄售商行，問了問情況，讓戚榮、小張向李老板了解相關情況，做個筆錄，自己帶著疑似贓物立馬奔張嫣娜下榻的賓館。
張嫣娜確認項鏈和金木魚確是張冬娜之物。
當然，這還不夠，於是那幾位頂級首飾專家又被請到了市局，將張嫣娜提供的自己佩戴的生肖項鏈、戒指與疑似贓物進行了比照鑒定，並辨認了金木魚上的製作店家的記號，一致確認張嫣娜的認定是準確無誤的。
寄售商行那邊，李老板提供的相關情況也已經製作成了筆錄，情況是：那幾件首飾是勞動節前夕的中午，由一個婦女拿來的。李老板和商行的一位老店員鑒定首飾後，確認是真貨，且成色都是24K的足赤金。於是就議價，寄售商行的經營方式有兩種，一種是將東西寄售，售出後雙方分成；另一種是商行直接收購，之後以多少價格出售跟另一方無涉。這位婦女選擇的是後一種方式，於是雙方簽了合約，當場銀貨兩訖立馬交割。
那位婦女留下的姓名是：謝翠珠。當時寄售商品還沒有規定必須出示戶口本，住址也可留可不留。因此這位謝姓女子沒留住址，李老板也未曾提出異議。
李老板對於謝翠珠的印象是：三十五六歲樣子，長相一般，肥胖，膚色白皙，操哈爾濱本地口音，談吐和穿著打扮看上去像是非勞動人民家庭的成員。
專案組於是著手調查這位謝翠珠。
先是抱著良好的願望，指望謝翠珠用的是她的真名，這樣就可以通過戶籍檔案比較容易地查到她。可是，這個希望被事實無情地證明不過是一個肥皂泡。那就隻好通過全市各派出所分頭進行查摸了。一份由哈爾濱公安局的名義發出的緊急協查通報悄然發往全市各派出所，要求每個戶籍警都行動起來，迅速查清各自管段裏是否有一個符合通報所列出特征的中年女子。
至次日上午十時，共有香坊、道裏、南崗等五個分局向專案組通報說管轄範圍內發現符合緊急協查通報中所說的對象，一共竟有八位。殷正源說我不嫌多，你們把她們的照片給我送過來。
八張照片匯總後，讓李老板和那個老店員辨認，他們用鑒定首飾真假的認真勁兒反複查看過後，指著其中一張照片說就是這個女子。
這個女子，是香坊區的一個家庭婦女，名字中倒是有個“翠”，但不姓謝，戶口本上寫著叫“王翠庭”，是個寡婦，丈夫原是關東軍的翻譯官，光複後被蘇軍逮捕，沒幾天就死在看守所裏了。王翠庭靠著丈夫以前弄得的不義之財還是過著不錯的日子，一直到現在還沒有找一份職業做。據街坊反映，說王翠庭的生活作風有點問題，經常有不明身份的男子在她家進進出出。
那麽，4月22日晚上王翠庭是否有作案時間呢？專案組對此進行了悄然查摸，最後收集到的確鑿證據表明王翠庭沒有作案時間。
當天晚上，專案組在派出所的配合下，悄然將王翠庭拘捕。隨即連夜對其住處進行搜查，沒有發現什麽可疑物品。這邊剛開始搜查，那邊對王翠庭的訊問已經在進行了。王翠庭起初矢口否認去寄售商行出售過首飾，專案組事先已有準備，把等候在局子裏的李老板和那位老店員叫過來當場作證，又提醒王翠庭可以將其在寄售商行登記本子上留下的簽名送交市局進行技術鑒定，王翠庭這才不得不承認是她去寄售商行出售了那幾件首飾。
那好！咱們接著往下談吧——你拿去出售的東西是從哪裏弄來的？
哪裏弄來的？撿的唄！
撿的？是從哪裏撿的？
王翠庭是一個說謊不會臉紅的女人，而且腦子反應很快，眼珠子一轉就是一個謊，當下便臨時編造了一段情節，倒也有時間有地點有事件還有人物，也不缺結果，說得有鼻子有眼。
可是，此刻王翠庭麵對著的是刑警，她這一招不可能起作用。不過，專案組這邊一時卻也找不到戳穿她的謊言的證據，訊問就這麽進入了僵持狀態。一直到天明，也沒有什麽突破。殷正源尋思這麽硬撐下去也不是個辦法，還是得另外設法尋找證據，於是就讓把王翠庭送到看守所關押，關照要將該人犯看管好，不能出現任何差池，否則破不了案子大家臉麵上都不好看。
據說王翠庭一進看守所倒頭便睡，而且睡得很沉。專案組幾位可就沒這福分了，自殷正源以下一個個雖然都是哈欠連連，可誰也不能休息，用冷水洗把臉後便集中到專案組駐地客廳裏開起了案情分析會。偵查工作進行到這當兒，目標已經牢牢鎖定了，王翠庭的所謂“撿來的”說法顯然難以掩蓋其對於該案凶手知情的事實。現在需要的是她的口供，以順藤摸瓜查清楚誰是凶手。鑒於王翠庭的抗拒態度，看來光靠單純訊問可能難以使其招供，還得搜集證據。這種搜集證據的過程也許同時又是尋找凶手線索的過程，所以大家必須認真對待。
專案組經過一番討論，決定圍繞王翠庭的社交圈進行廣泛查摸，於是當場進行了分工，兵分數路立刻投入工作。另外撥出兩人繼續對王翠庭進行訊問，政策攻心，指望能夠奏效。
偵查工作大多數時候其實是一種無聊的徒勞式勞動，出動多名偵查員進行長達數天甚至半月一月的調查，最後還是什麽線索也沒有摸到。這次王翠庭的社交圈調查就是這樣，三天之內偵查員總共接觸了上百人，但查來查去還是沒有收獲。對王翠庭的連日訊問也沒起到什麽效用。
案子辦到這份上，就像煮了一鍋夾生飯。於是繼續分析案情：如前所說，凶手應該跟被害人葉卡捷林娜是熟人。而他所獲得的贓物又是通過王翠庭銷出的，那麽，他就必須具備一個基本條件：既跟葉卡捷林娜熟識，又和王翠庭具有非同一般的關係。
那麽，王翠庭是否認識葉卡捷林娜呢？
偵查員勞啟明腦子裏忽然電光石火似的閃過一個念頭：葉卡捷林娜常去教堂，王翠庭是不是教徒呢？如果王翠庭也常去教堂，那麽，她們就可能相識。
勞啟明一說，殷正源點頭道：“對！順著這條線查一查！”
偵查員去了葉卡捷林娜平時經常光顧的那個教堂，了解下來，教堂方麵說不知道王翠庭這樣一個人。
這個推斷看來不存在。教堂接待偵查員的是一個五十多歲的華人神甫，姓鍾，他在送偵查員出門時微微歎息道：“太可惜了！”
偵查員小張問鍾神甫可惜什麽，鍾說：“那個葉夫根尼是個多麽聰明的孩子啊！”
小張暗吃一驚，尋思葉卡捷林娜滅門血案是保密的，鍾神甫怎麽知道了？一問，鍾神甫說這事幾乎全體教徒都已經知道了，教堂甚至還準備為死難者舉行祈禱儀式呢。
小張回去向殷正源一匯報，殷正源說時間已經有點長了，這麽大的案子當然是紙包不住火會泄露出去的。稍停，殷正源忽然說：“鍾神甫歎息說葉夫根尼聰明，為什麽他對一個九歲的孩子有這麽深刻、直觀式的印象呢？這需要了解一下。”
殷正源親自去教堂拜訪了鍾神甫，這才知道原來葉卡捷林娜經常去教堂其實倒也並非對東正教有什麽特別的興趣，而是她請鍾神甫教大兒子葉夫根尼俄文。因為她認定兩個兒子以後肯定要回到他們父親的家鄉去成長的，因此必須學好俄文。鍾神甫跟葉夫根尼接觸下來，發現這孩子簡直聰明絕頂，才學了幾個月，就已經能用俄文夾著中文造句甚至寫短文了。
這回，輪到殷正源電光石火了。他的電光石火內容是：葉夫根尼的造句和作文裏會有什麽線索嗎？凶手既然是熟人，那麽，孩子是否會在漫不經心間寫到他？
於是就去查看葉夫根尼的書包，裏麵果然有一個硬封麵本子，上麵寫著“俄文學習記錄”。本子裏果然是如同鍾神甫所說的以俄文為主、中文為輔的造句和短文，還夾雜著顯然是葉卡捷林娜加進去的漢語，估計那是葉夫根尼沒有學過的字。把本子交專案組配備的那位市局外僑科派來的翻譯，他看下來，說葉夫根尼在本子裏幾次提到了一個人：季叔叔。說這人來他家拜訪，給他和弟弟帶來了玩具。
可是，之前訪問到的葉卡捷林娜生前的所有好友、鄰居，誰也沒有說到過有這麽一位姓季的男子。這人可疑！
專案組經過研究，決定用這位“季叔叔”作為磚頭去砸王翠庭那顆硬核桃。
王翠庭一聽到“姓季的”，臉色就變了。堡壘終於由此攻破，王翠庭承認那幾件首飾是她的一位最近剛結交的名叫季耕的男子交給她讓她去出售的。
季耕何在？王翠庭供稱住在哈爾濱落馬湖一帶，具體地址她也不清楚。
專案組於是立刻去調查，當晚，季耕就落入了法網，隨即作了交代。
滅門血案終於真相大白：季耕，34歲，早年當過東北軍排長，後以做小生意謀生。當年別爾夫什卡小組開展秘密工作時，他曾被別爾夫什卡發展為外圍成員，提供和轉送過一些情報。後來，日本人實行了嚴厲的經濟政策，季耕的小生意做不下去了，別爾夫什卡就讓他到他的店鋪裏當雜工，做了大約八個月後才離開。之後，季耕就沒了消息，他去沈陽謀生了。哈爾濱解放後，季耕返回哈市，還是做起了小生意。他在沈陽時就已經聽說了別爾夫什卡被關東軍殺害之事，也就沒關心別爾夫什卡的妻兒的下落。不料今年春節過後的一天，他忽然在街頭與葉卡捷林娜不期而遇，雙方都是一陣驚喜，葉卡捷林娜熱情地邀請季耕去她家坐坐。這樣，季耕就知曉了葉卡捷林娜家的住址。
之後，季耕又去拜訪過葉卡捷林娜，每次待的時間不長。大約從第三次拜訪時開始，他就起了殺人謀財之意，因為他吃喝嫖賭開支很大，做小生意的收入根本不能滿足需求。為此，他就開始暗做準備。他的思維很是縝密，不但考慮了作案後如何偽造打碎玻璃窗從廚房進入現場的假象，還想到了如何轉移偵查視線的伎倆，於是就準備了數件假首飾，作案時進行掉包；另外，取現鈔時還故意剩下一部分，並“忍痛割愛”沒劫取女主人的手表。專案組果然為此付出了極大的精力和很長的時間，如果不是後來想到了查葉夫根尼的記錄，還真要花費更多的時間和精力進行查摸呢。
1949年9月，季耕被判處死刑，執行槍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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