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工蘇子元九死一生終不悔 - JustWorld發表於品茶小軒 - 論壇

蘇子元，著名的國際特工。1904年出生於遼寧省遼中縣，1925年加入中國共產黨。1927年被派往蘇聯，成為共產國際的一名軍事情報員，曾與博古（秦邦憲）、閻寶航、蕭三、周保中、任國楨、吳麗石、韓樂然、孫樂天等著名革命誌士結識、交往，並在日本占領的中國東北，建立了秘密地下交通線，冒著九死一生的危險搜集了大量日軍情報。不幸的是，在1937年蘇聯肅反大清洗中，他被監押、判刑、勞改18年，1955年底才被蘇聯當局恢複黨籍和名譽，1956年3月終於回到了祖國，1994年逝世，享年90歲。

蘇子元是我父親方未艾的同學、戰友，兩人經曆了人生無數磨難，劫後餘生再次重逢，都已是年逾80歲的老人了。生前兩位老人互相通信，總計有60餘封，推心置腹，感人至深。我每逢拜讀，都是崇敬之至，愛不釋手。如今，蘇子元老人已逝世20餘年，他一生的追求和奮鬥，永遠令後人敬仰和懷念。受黨委派．23歲走上國際情報員的征途

1927年，共產國際向中共提出借調中共黨員組建情報組。5月末，中共北滿地委書記吳麗石派在東北一帶從事黨的地下工作的蘇子元和高清友、白希清等5人，去了蘇聯海參崴列寧學校學習，成為共產國際軍事情報員。黨的命令，共產國際的任務，使這位23歲的東北青年，既要克服主觀能力所不能，又要克服經驗所不及，去做起初自己“根本不感興趣”的軍事情報工作。

情報人員在日偽的嚴密監控下，經常運用化裝偵察、打入內部和發展情報人員等方法，搜集在華的日偽軍事、經濟情報，如軍隊的編製、番號、武器裝備、駐防和調動的情況，以及哈爾濱地區的軍事設施、兵營和軍需工廠等，每天時刻都處在敵人跟蹤、監視、逮捕、殺戮的危險之中。

1 929年9月，蘇子元又被蘇聯遠東紅旗軍司令部第四科（情報科）送到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班級上同學幾乎都不懂俄語，教員是蘇聯人，翻譯是秦邦憲（博古），他同時又是班級政治指導員。同學全改用俄國式的名字，蘇子元的新名字是：西比裏切夫蘇子元。

一次偶然的機會，蘇子元在學校開會時遇到1927年在海參崴認識的蕭三（蕭子章）。他在莫斯科養病，蘇子元到他家訪問。當時，學校校長米夫登上了共產國際東方部的寶座。王明派正在奪取在共產國際裏中國共產黨代表團的大權。蘇子元征求蕭三對學校的看法，蕭三勸他專心學習，不參加派係活動。蘇子元回到學校後，埋頭鑽到書本中，不與任何同學交往。因為蘇子元在班上學習成績突出，秦邦憲曾多次找他個別談話，並想讓他做學習組長，都被他婉言謝絕了。

在蘇共中央監委的主持下，中山大學於1929年冬季進行了清黨，很多王明的反對派被清洗出黨，被流放、監禁、勞動改造。蘇子元由於沒有派別問題，繼續學習到1930年暑假。

暑假期間，蘇子元參加了在莫斯科附近舉辦的野營軍事學習。蘇聯軍官擔任指導員，野營結業後進行學習評比，蘇子元被評為連長級別。

當年，由於聯共中央決定關閉中山大學，繼續學習的學員隻好轉到國際列寧學校。此時，幾百人的中大學生僅剩幾十人，分成兩班，一班是具有一定文化水平的，一班是工人同誌，仍利用原中大教室學習。蘇子元與來自中國東北的中共滿洲省委軍委書記周保中結為同學。

1931年，蘇子元正式轉為聯共黨員，受蘇聯駐伯力遠東紅旗軍司令部情報科派遣回東北，負責建立情報網。他和負責電台報務的妻子朱紹華，攜帶電台回到了哈爾濱。哈爾濱先後被俄國和日本占領，更是中華民族反抗日寇壓迫的戰場，各種勢力交織在一起，情報戰空前激烈。

齊齊哈爾既是敵人的軍事要地，又距國境線相對較近，在這裏建站比較合適。蘇子元把這些情況報告後，上級批準在齊齊哈爾建立情報站。為掩護地下工作，建立了“龍江醫院”作為情報站的中心聯絡站。

蘇子元利用各種可靠關係在齊齊哈爾、沈陽、哈爾濱等地建立了幾處交通點，同時，在靠近蘇聯邊境的紮賚諾爾、二卡及綏芬河、蘿北等地建立起情報交通網，並開辟了六條護送人員去蘇聯的路線：一是滿洲裏國境線；二是紮賚諾爾、二卡國境線；三是瑗琿國境線；四是蘿北國境線；五是綏芬河國境線；六是佳木斯國境線。交通員每次去蘇聯送情報時，都是由上級指定路線而行的。

1936年7月，蘇聯遠東紅旗軍司令部情報科科長瓦林召蘇子元去他的住宅談工作，除瓦林外還有一位是莫斯科總參情報局的將軍，宣布了由總司令伏羅希洛夫批準的情報局長的命令。命令是派蘇子元去華北工作，任務是以北平為中心在華北、內蒙、東北南部等地組織情報網。首先是在北平建立無線電報站與伯力聯係，然後在華北選拔工作人員送伯力培訓，在上海籌建對蘇聯的交通站，搜集華北國民黨軍隊及日本駐軍的情報。

受命趕赴蘇聯，遭受大清洗身陷囚牢

1936年，斯大林在蘇聯以基洛夫被刺殺案件為導火線，搞了一場大規模的肅反運動。據俄聯邦安全部公布，被判刑的大約有130-150萬人，幾乎占蘇共黨員的一半。這場運動目的之一是將持不同政見的分子清除出黨，最終確立了斯大林不受任何製約，完全將個人意誌淩駕於黨和國家之上，實行個人專製統治。

1937年7月，哈爾濱、齊齊哈爾等地下軍事情報站遭到破壞，20多名情報人員先後被捕，大多數人員在敵人嚴刑拷打麵前沒有屈服，直至流盡最後一滴血。遠東紅旗軍司令部的情報部門在斯大林發動的大清洗中也遭遇重創，負責人波克拉多夫上校及其兩名副手以及若幹工作人員被指控為‘日本間諜’，遭到內務部人民委員會槍殺。

覆巢之下，焉有完卵。當時，受命蘇聯遠東紅旗軍司令部情報科指派在中國東北、華北搞軍事情報工作的蘇子元，便是這次大清洗的受難者之一。

1937年7月，正當蘇子元與幾位同誌在執行任務時，接到蘇聯紅軍總參情報局駐中國使館武官沙赫夫的通知，命令蘇子元“一個人設法回蘇聯”。

當時，蘇子元雖然感到不正常，尤其是讓他“設法”是有點奇怪的，但作為共產黨員，作為軍人，還是要在困難麵前執行命令。

早在1937年4月，由於中共哈東宣傳部負責人叛變，供出了滿洲裏、紮賚諾爾、博克圖、密山等地交通站的情況，20多名地下工作者先後被捕，使共產國際哈爾濱交通局完全被破壞，經東北日本占領區進蘇聯國境秘密交通線被封鎖。從上海秘密去蘇聯的海上交通也被斷絕，經外蒙從新疆去蘇聯又需很多路費。為此，他隻能利用“東北救亡總會”的社會關係，由閻寶航介紹為新任命的東北抗聯總指揮李杜將軍的隨員身份前往。7月間，他在上海由李杜的工作人員董麟閣辦理了國民黨外交部的護照，化名袁一遠，並在上海等候隨李杜一行乘船去海參崴。

“8·13”事件發生後，蘇聯方麵通知為避免在航行時遭到日軍艦襲擊，不能由海道去蘇聯。於是蘇子元夜間乘汽車經蘇州回到南京，他到駐南京的蘇聯大使館接洽，適逢大使館正準備撤退，要他之後到武漢去辦手續。

後來，蘇子元終於在漢口拿到了蘇聯大使館的簽證。他便由漢口轉武昌、廣州再去香港，1937年12月23日由香港登船繞道法國，再由法國巴黎直達蘇聯明斯克國境的火車。

1938年1月29日，在明斯克入境檢查時，他登記了自己的真實身份和姓名：蘇軍總參情報局西比裏切夫蘇子元。當他曆經180餘天的種種周折，終於到了莫斯科。下火車時，迎上前去的是兩名蘇聯內務部人員，沒有慰問也沒有鮮花，隻有冰冷的麵孔和嚴格的身份核實。

蘇子元隨著來人，拖著疲憊的腳步走出站台，當天被送到新莫斯科“紅軍之家”旅館軟禁起來。2月4日，來了兩名武裝警察向蘇子元宣示蘇聯內務部部長葉若夫簽署的逮捕令，遂之將他送進盧緬科監獄。一個多月後，又轉送到伯力內務部監獄。在這兩個地方，他看到監獄裏押著很多紅軍陸軍軍官，已是人滿為患了。

蘇子元晚年在回憶錄中寫道： “就這樣，結束了我在蘇聯軍隊10年情報工作的曆史。回顧這10年的工作，應當說是有成績的。從個人單幹獨闖( 1927-1929)到負責組織( 1931-1937)，在蘇軍總參情報局的檔案中，成為有功績的工作人員。正因為這樣，才成為蘇聯肅反工作的對象。”

被蘇聯內務部判刑、勞改、流放1 8年

不久，法庭審訊開始。蘇子元過去曾經思考過在敵人監獄中的鬥爭問題，可是從來沒想過在第一個無產階級國家，一名忠誠的共產主義者要被審訊。

第一次審訊，審判員指控蘇子元在1927年與當時駐華使館武官，現任伯力情報科副科長合謀，指揮東北軍襲擊使館並逮捕了李大釗同誌。

蘇子元辯解道：我在1937年以前沒去過北京，與那位蘇聯同誌也是1932年在伯力才相識的。他憤怒地駁斥了這種無端的指控。

第二次審訊，審判員指控他派一位中國同誌到蘇聯情報機關充當日本的偵探。蘇子元逐年說明這位同誌的曆史，要求審訊員向中共、共產國際、蘇軍總參謀情報局做檔案調查。

第三次審訊，審判員拿出了一個曾任駐日使館武官、後在伯力情報科工作的維申湟斯基的假供詞，指控蘇子元從1927年開始為日本搞情報。維申湟斯基於1930年至1931年在日本參謀本部學習期間，兩人之間互相有聯係。維申湟斯基在伯力曾經把很多機要情報交給了蘇子元轉送到日本關東軍。蘇子元對此一一作了據實駁訴。

1939年後，蘇聯內務部長葉若夫被撤職，日本從陸地出兵海參崴被遠東軍擊退，遠東特別紅旗軍司令部改組伯力軍區，蘇聯最早五大元帥之一的布留赫爾元帥被調往莫斯科（以後遇難），肅清運動仍在繼續進行，這些消息，獄中的難友用暖氣管道以收發有線電報方式互相傳遞著。

一天夜裏，一名蘇聯內務部軍官找蘇子元談話，用漢語說他1927年以來的10年間在蘇軍情報工作的業績，談了1929年至1931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的情況，又著重問了與遠東三巨頭——遠東特別紅旗軍司令員布留赫爾、遠東邊疆黨委書記拉弗魯切夫及遠東邊疆內務部長吉爾巴斯的關係等。其實，最終目的是讓他為三名遠東巨頭的一些無中生有的事情作證。

1939年4月14日，在原遠東軍區司令部軍法處，由一名蘇聯檢察官對蘇子元及其妻朱紹華宣布起訴。這是他倆從1936年冬天分手以來的初次見麵。朱紹華也是和蘇子元同一天在莫斯科“紅軍之家”旅館被捕的。起訴書宣稱蘇子元： “按1936年斯大林新憲法第58條有關人民公敵各款宣布：犯有該條第一款叛國罪，參加蘇聯陰謀叛國集團，密謀分割蘇聯遠東及東部西伯利亞領土，成立遠東共和國作為滿州國式的日本屬國。據第六款控為間諜，派遣日本特務幾十人潛入蘇聯情報機關，並為蘇聯高級軍官轉送機密情報給日本關東軍。據第九款，武裝襲擊蘇駐北京使館。據第十一款為曆史反革命。”

宣布起訴之後，蘇子元即被帶回囚室。蘇聯內務部給他無中生有地定了“四大罪狀”。

第二天上午繼續開庭。先由蘇子元申訴，他雖然逐條依據事實加以反駁並記錄在案，但在下午，還是宣布判處蘇子元死刑，判處朱紹華10年徒刑。

蘇子元氣憤得當場昏了過去。當被冷水潑醒後，蘇子元提出要上訴，要求陪審律師按在法庭的申辯記錄寫上訴書。

6月11日，終於等來了上訴結果：蘇聯最高法院軍法廳將蘇子元改判為15年，將朱紹華改判為5年。蘇子元心裏暗自慶幸，如果1937年受命赴蘇從上海出發一路成行，當年到了莫斯科，在當時混亂局勢下就會按所謂“三人團”專政方式，不經任何法律手續被判成死刑立即執行。

自此之後，蘇子元開始了勞改、流放生涯。先是在乾斯克木材分公司的勞改營裏修築鐵路支線、集運木材，學會了瓦工手藝，也曾在木刨床上或夥房裏幹過活。

一天，蘇子元被帶到乾斯克市的內務部，一名上校說要派他去中國東北做情報工作，但要先解決黨組織問題，這件事以後就沒有消息了。直到1949年初，蘇子元被轉到農業勞改營，10月又在乾斯克被內務部沒收了他自1940年以來寫的上訴底稿和寫給毛澤東主席信的提綱，然後被發送到伊爾庫茨克卜拉斯克水電站嚴重罪犯苦役營。

1952年9月4日，勞改期滿。他隨100多名幾十個國籍的“自由人”一起，被送到北葉尼塞流放區當了新移民。在一個淘金場當勤雜工，以後又在電站當鋸木工。這期間，他的右手五個手指，在一次事故中被電鋸鋸掉。

1953年3月5日，斯大林去世。1954年末，蘇子元在同室的一位老布爾什維克鼓勵和幫助下，又寫出了一份給當時蘇共中央書記赫魯曉夫的上訴材料。1955年元旦，在區內務部軍務處得到了自1940年申訴以來的第一次回答：拒絕重新審查案件。這個打擊比在法庭上判處死刑時更加沉重，蘇子元絕望了！

還是那位老同誌，告訴他說，如果你自認有罪，就默默無言，不然，就繼續向多方麵投訴。於是，蘇子元開始向蘇聯最高法院軍法廳、蘇共監委及最高蘇維埃、蘇共中央、北葉尼塞區內務部寫申訴書，向中國駐蘇大使館寫請求回國的信……

1955年9月29日，駐蘇中國使館來信說，蘇子元的回國申請已得到國內批準。12月4日，收到蘇共中央監委的信，恢複蘇子元的黨籍，待最高法院軍法廳審查原案結論，然後討論。12月24日，收到了最高法院軍法廳11月5日的通知，決定撤銷原案並恢複名譽。

1956年1月10日，蘇子元在乾斯克流放地的集體農莊找到了朱紹華，自1939被改判後，夫妻倆已經17年沒有見麵了。朱紹華是湖南武岡人，於1927年在北京加入中國共產黨，曾派到武漢工作。國共合作分裂後轉到上海工作，秋季由王若飛派到莫斯科東方大學學習，以後轉到中山大學，中山大學關閉後轉到列寧學校學習。1931年4月與蘇子元結婚，1939年被改判5年勞役，實際上是在1947年才離開乾斯克勞改營，成了無國籍居民並在集體農莊勞動。她收養了一名東北鄂倫春族的6歲孤兒莉莉，孩子隻會講俄語。

3月中旬，蘇聯還是寒風凜冽，蘇子元一家三口從莫斯科登上了開往北京的列車，返回久別的祖國。

回憶往事，絲毫看不出積澱多年的磨難

晚年的蘇子元，在北京的家中寫了一部極具史料價值的回憶錄《陳年往事——八十年的流水賬》，稿紙厚厚的一大摞八九萬字。

在這部回憶錄最後的“尾聲”部分寫道：

“列車駛進北京站，第一眼看到的是盛開的迎春花，使我感到春意盎然。這對我這個度過嚴冬的人，在心靈上是一種莫大的鼓舞和慰藉。

蘇共二十大後，由中共中央組織部帥盂奇同誌負責給從蘇聯恢複名譽回國的中共黨員安置工作。我去蘇聯的曆史( 1927-1956)中央沒有檔案，我在中共黨內工作的曆史( 1923-1927)除由中國駐蘇使館轉交蘇聯方麵提供的文獻外，中央也無其他資料。因此，中組部隻有從我寫的自傳提供的名單中，找到閻寶航和劉瀾波同誌，經他們的證實，很快恢複了我的組織生活並分配到國際電台對外部工作。

廬山會議後的反右運動中，檢查右傾稿件，我被定為右傾機會主義反黨分子，停止了工作。時間在1960年1月。

1965年4月20日，單位發給我退休證，在甘家口街道接受監督勞動。直到1979年9月18日，中央紀律檢查委員會為我平反，撤銷了原來的“右傾反黨”處分，改退休為離休。”

不幸的是，當蘇子元第二次恢複公民權、獲得人身自由時，多年患難與共的妻子卻沒有等到這一天，已於1968年因心髒病發作去世1 1990年，他因病截去了右下肢。每當有人來到他家訪問時，老人總是坐在輪椅上麵帶笑容安詳地接待訪客。

他思路敏銳，甚為健談，對往事記憶猶新，絲毫看不出他內心積澱多年的磨難和悲愴。

1994年8月1日《人民日報》，刊登了一則令人痛心的訃告：

“忠誠的共產主義戰士、中國共產黨的老黨員、廣播電影電視部副部長級離休幹部、原中國國際廣播電台蘇東部主任蘇子元同誌，因病醫治無效，於1994年7月2日在北京逝世，享年90歲。

蘇子元同誌1929年在莫斯科中國共產主義勞動大學（又名中山大學）學習，後轉入國際列寧學校學習，畢業後一直從事國際共運和中蘇友好工作。1956年3月調中央廣播事業局工作。1979年離休。蘇子元同誌的一生，是革命的一生，戰鬥的一生。”

當我看到這份訃告，心中很是悲痛。他是我父親在遼中師範的同學，又是在哈爾濱一起做地下工作的同誌。是他派地下交通員送我父親通過秘密交通線到蘇聯學習，是他在晚年從北京給我父親寫了60餘封信，訴說一生的經曆和感悟……我們將永遠懷念這位經曆不同尋常的國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