當初我之所以介紹Why the West rules，隻是希望說明文明不僅僅有不同，還有高下。對於文明的比較，是一個值得深入的課題，但是Morris卻浪費了一個好題材。
也不奇怪，在一個多元的社會，不管你是斯坦福大教授還是名不見經傳的無名學者，都可以發表自己的觀點。同樣，所有的觀點都可以被人評論甚至批判。沒有所謂的“主旋律”，尤其在社會曆史政治學領域裏，更沒有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
因此，Morris的觀點從一開始就受到廣泛的質疑。
首先，他對東西方完全以地理概念來劃分，而且用中國一個國家來代表東方，這就很不合理。從這個起點，讓地理因素來決定文明發展而完全忽視文化和製度，這顯然是一個硬傷。
新月沃土為什麽算西方，東方為現代文明做出巨大貢獻的古印度為什麽毫無蹤影？如果地理能決定文明走向，為什麽2103年“破產的美國將轉向繁榮的中國”？美洲板塊移動了還是美利堅合眾國搬家了？讀到這裏，好似看到一個風水先生拿著羅盤在指指點點。
同屬西方的東西德國，一牆之隔，為什麽恍若兩個世界？牆一倒，沒有幾年功夫便以同樣的步伐向文明邁進？同屬東方的南北韓，改革開放之前的大陸與台灣，為何天壤之別？大陸自改革開放後，尤其是加入世貿後的巨大變化，是地理因素造成的嗎？
最教人無法接受的是，雖然書名為Why the West Rules? 但是在長達645頁的敘述中，截至第433 頁，隻有不到20頁涉及西方曆史。“走向全球”（Going Global）一章敘述了葡萄牙探險隊和哥倫布，但重點卻放在蒙古人和鄭和船隊上。Morris照搬了早已被否定的孟席斯的著作《1421：中國發現美洲的一年》 ：“鄭和的下屬前往大西洋、北極、南極洲、澳大利亞和意大利的更令人驚奇的航行”的可能性（p 410）。雖然他認為意大利文藝複興是“曆史上最令人震驚的事件之一”（p 419），但他更關注中國“在 11 世紀”就已經發生的文藝複興（p 419 ）——“達芬奇的氣息真的比沈括的氣息更令人震驚嗎？”
這種語氣大有清代百科全書《欽定古今圖書集成》的自命不凡——溥天之下，莫非王土；率土之濱，莫非王臣。
沈括是否能與達芬奇相提並論，暫且不說。Morris應該知道，意大利的文藝複興湧現出的絕不僅僅是達芬奇一個人。僅在繪畫領域，就有波提切利、布魯內萊斯基、多納泰羅、喬托、吉貝爾蒂、米開朗基羅、拉斐爾、瓦薩裏和提香。他們創立了全新的透視繪畫方法，而這又受到 15 世紀一群著名數學家的影響，他們發明的代數和三角函數計算遠遠超出了希臘人和阿拉伯人的成就。這些名字載入了數學史冊：Scipio del Ferro, Nicolo Tartaglia, Johann Muller Regiomonanus, Giralamo Cardano， Luca Pacioli ，等等。
Morris將文藝複興一帶而過，該章節的主角是 12 世紀的儒家“理論家”朱熹與鄭成功。Morris說，朱熹的成就除了發揚儒家倫理之外，還培養了“非凡”的學生和“新文藝複興人”王安石，他“按照朱熹的建議，花了一周時間凝視一根竹子，結果不但沒有得到啟發，反而生病了”（p 426 ）。這當然不怪王安石，竹子雖然人畜無害，但盯著它看一個星期估計誰都要精神錯亂。
真看不出Morris在試圖解答自己的問題：Why the west rules? 從該書的內容看，好像是在問：Why the Chinese not rule？
Why did British boats shoot their way up the Yangzi in 1842, rather than Chinese ones up the Thames?（p 11）
這正是新幾內亞島上居民對《槍炮、病菌與鋼鐵》作者 Jared Diamond的質問：“為什麽你們白人開發了這麽多貨物並將其運到新幾內亞，而我們黑人卻幾乎沒有自己的貨物？”
難道都是因為白人生在了“西方”？
Morris的觀念與Diamond如出一轍，他們極力否認西方文化具有獨特性與創造力。早年他在劍橋大學攻讀考古學研究生期間，受部分人類學家影響，公開嘲笑希臘文化是獨一無二的“古怪觀念”。他認為 “西方所謂獨特的經驗與世界其他地區的曆史有著多麽強烈的相似性”（p 23 ）。這無疑和當今西方的政治正確有著高度的一致性。
Morris認為；所有文化都令人欽佩，以至於本質上都是一樣的：“東方思想和西方思想一樣理性和自由，西方思想和東方思想一樣神秘和專製”（p 261 ）。甚至，Morris認為包括佛教在內的所有一神教都講著“同一個真理”（p 325 ）。他一方麵批判基督教的“極端主義”立場和暴行，同時又小心翼翼地描述東方和伊斯蘭世界的“實用主義”、“理性”和“完美”信仰（p 324、362、372-3、472-3 ）。這似乎已不是什麽政治正確了，一個嚴謹的學者不該犯這種低級錯誤。
那麽，以這種你好我好大家好的理論基礎，Morris是否會認同那個代表了東方的中國經驗比之西方是否也沒有什麽獨特呢？
既然所有文明平等，為什麽在長達十頁的“古典”（The Classics）一節中，Morris將希臘和羅馬文明放在了大約一頁紙上（p 260 ），而將中國文明放在了另外九頁紙上（p 254-9 、p 261-3 ）。看來有些文明還是要比另一些文明更平等。
Morris非常熱衷描述東方（中國）的非凡成就，他認為即便到了1773 年，當歐洲終於趕上中國時，歐洲也並不十分出色。“牛頓科學和啟蒙運動的興起仍然微不足道。牛頓本人……對煉金術的熱情不亞於對萬有引力的熱情……”（p 470 ）。 “伏爾泰清楚地知道歐洲人應該在哪裏尋找更開明的模式：中國”。儒家思想“與基督教不同，是一種理性的信仰，沒有迷信和愚蠢的傳說。”事實上，“在他（伏爾泰）出生前一個世紀，中國知識分子就已經在挑戰專製主義了”（p 472-3 ）。哇，Morris莫不是在指明朝的東林黨，看來他對中國曆史太不了解了。
盡管如此，Morris仍然意猶未盡：17 至 18 世紀中國發生了一場思想運動，在各個方麵都與西歐的科學革命相似（p 473）。Morris的根據隻有一個：顧炎武。如果顧炎武的經史考證算得上思想運動，那麽同時代甚至更早的歐洲文藝複興算什麽呢？
談”思想運動“， Morris似乎忘記了明清的文字獄。相反，他認為，十八世紀，中國的印刷術為新思想創造了比西歐更廣泛的讀者群”（p 473 ）。且不說中國當時有多少文盲，即便有一點新思想，也是少的可憐的幾本小冊子。那些文人大都小心翼翼，用錯一個字便可以掉腦袋的。有不完整的統計，單單清代文字獄就讓超過 一萬部作品被列入禁書，約 2,320 部作品被徹底銷毀。
反觀同一時期的歐洲，單單一個英格蘭就被印刷品淹沒：各類小說、雜誌、報紙、哲學論文、科學手冊、期刊等等。17 世紀 20 年代，英國出現了大約 6,000 種印刷品，18 世紀 10 年代增加到近 21,000 種，到 18 世紀 90 年代增加到約 56,000 種。1660 年至 1800 年間出版的書籍和小冊子總數超過 300,000 種，售出 2 億冊。1750 年英國人口隻有 650 萬，而 1700 年中國人口約為 2.1 億。到 18 世紀 70 年代，英國報紙的年總銷量超過 1200 萬份，當時倫敦有 9 家日報，50 家地方周刊。
當然，大英帝國還是日落江河。沒有長盛不衰的文明，但有曇花一現的文明（瑪雅），更有死水一潭的文明（印第安）。強勢文明終究會衰落，但弱勢文明不一定就能取而代之。西方文明之後，一定是東方文明的天下嗎？東方就一定是中國嗎？how about India? 伊斯蘭文明呢（想想今天歐洲各國滿大街的伊斯蘭移/難民）？恐怕，在經曆一次世界性全麵核戰之後，一種全新的文明將會取代一切陳舊的存在，要麽人類麵對一個嶄新的世界，要麽根本沒有這個機會。
Morris自己也承認，東西方都麵臨同樣的困境，在東方有機會取代西方之前，天啟五騎士（氣候變化、移民、饑荒、流行病和國家衰敗）將開啟人類的末日。
不否認Morris是一個認真的學者。但是在人類麵對無數不確定因素的時代，與其花費大量的時間與精力去考究幾百年前誰祖上闊過，預測幾百年後誰的重重孫子會發達，不如探討當下：路在何方？
其實，無論誰rule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這個世界有沒有普世的價值觀？如果有，平等，自由，富強，博愛是不是人類應該共同追求的目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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