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明對話的對立麵是文明衝突。從現實主義角度看，文明衝突似乎具有較強的解釋力和影響力。西方文明以自我為中心，以異教意識為基礎，以文明與野蠻的二分法為視野，在近代殖民化與全球化過程中，構建了一種西方中心主義的文明觀和製度觀。
這種西方式中心觀念是殖民主義的精神基礎，是維持西方精神霸權與製度霸權的深層文化心理，但並不符合全人類的根本利益，不可能建成真正的人類命運共同體。單一文明中心主義，無論其自我標榜的文明性如何，最終隻能陷入霸權與征服的循環遊戲，帶來一個普遍動蕩與對抗的世界。
在西方文明理論中，亨廷頓總結提煉的“文明衝突論”代表了西方文明的本質視野和實踐方法，所以西方有相當發達的地緣政治學和霸權製度方法。福山的“曆史終結論”宣告了西方中心主義的目的論和曆史必勝論。這些有關人類宏觀曆史進程與道德目的之“大理論”，並非建立在事實和邏輯的基礎上，而是建立在主觀和偏執的基礎上，是人類道德心智不成熟的體現。
在這樣的理論指導下，西方的“霸力”疊加“蠻心”，造就了一個到處“起火”的世界。看看烏克蘭的戰火，看看加沙地帶的人道災難，看看中國周邊的對抗態勢，看看“顏色革命”所到之處的政治社會衰敗，看看西方社會的政治極化、種族歧視、權利泛濫與道德碎片化，這些都表明西方自我滿足的“文明衝突論”和“曆史終結論”不可能帶來可持續的世界和平，也不可能帶來西方世界的普遍安全。
西方的“中國威脅論”，本質是“西方威脅論”的想象與投射，是西方對另一個他們認為的同質於“西方權力”的恐懼。艾利森提出的“修昔底德陷阱”以及由此帶來的美國對華新冷戰的密集甚至非理性化的行動，都根源於這種恐懼。而這種恐懼的根源，是西方文明的自我中心化以及對文明平等對話的道德排斥。
西方文明在現代世界最偉大的成就是解放了“個人”，激活並煥發了個性解放與資本創造性的巨大生產力，以及以個體自由與人權為內核的巨大價值穿透力，由此帶來西方淩駕全球的道德和製度權威。但西方濫用了這一權威，暴露出其文明和政治的自我中心主義與等級製弊端，暴露出西方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的規範性對立。
西方不能帶來真正的人類道德自治和國際法治，救贖的希望隻能另尋他處。著名科幻哲學家劉慈欣先生在《三體》係列作品中，借助葉文潔之口道出了對人類道德自治能力的根本質疑，從而尋求地外文明“三體人”的道德拯救。這是一種關於人類永久和平的根本諷刺和預言，其意在倒逼人類思考整體存續的道德基礎與互動法則。
文明衝突疊加曆史終結絕對不是人類永久和平的理想解，康德提出了這一根本性問題，西方努力進行了求解，其結果是在西方文明範疇內無解。以文明對話超越文明衝突，堅持文明多樣性和文明互動民主化，堅持民族性與人類性的和諧統一，堅持和平發展的核心價值地位，堅持統籌實現中華民族共同體與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和諧共生，來自中國文化與中國實踐的係統方案，在百年未有之大變局下激蕩起全人類的強烈共鳴與回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