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34年1月，紐約布魯克林的牙醫莫裏斯·威廉給著名的猶太科學家愛因斯坦寫了一封信，提出了讓猶太人定居在中國的想法。他在信中寫道：“在去年9月拜訪布蘭代斯大法官（美國最高法院大法官）時，我們討論了德國猶太人所處的困境。他也認為，中國是希特勒受害者的最大希望之一。”
這位後來被邀請，但拒絕成為以色列總統的科學家（愛因斯坦）回信：“你的計劃非常不錯，應該得到積極推行。中國人和猶太人雖然在傳統上不同，但是兩者都有可以追溯久遠的文化傳承。”
那個時候，歐洲的猶太領袖們都在為猶太人尋找巴勒斯坦之外的家園。這種思想被曆史學家稱作“沒有錫安的錫安主義”。1882年，俄羅斯活動家萊昂·平克斯在《自我解放》宣言中寫道，“我們努力的目標必須不是‘聖地’（Holy Land），而是我們自己的土地。”這一派被稱為領土主義者。
所以，牙醫威廉的想法除了“中國”這個對象外並不新鮮。之前的猶太定居計劃，包括烏幹達計劃和猶太複國主義計劃本身，都是針對殖民地的領土。威廉是第一個提出“中國願意為猶太定居者提供空間”的人。
恰巧這位沒有接受過正規教育，又跟領土主義者無關的牙醫，既是當時中國國民黨政府眼中的哲學大師，也是美國猶太人群體裏的中國問題專家。
他1923年自費印刷出版的《曆史的社會解讀》，不知為什麽成了孫中山的喜好讀物。1924年，孫中山在演講中引用了威廉的主張。這一事件1927年被美國媒體報道，讓威廉躋進了美國上層知識分子圈，認識了很多朋友。其中就包括支持雲南猶太定居點計劃的實用主義哲學創始人約翰·杜威和卡耐基和平基金會重要成員，曾在巴黎和會上擔任美國總統顧問的哥倫比亞大學曆史學家詹姆斯·肖特維爾。
但中國政府不太願意。國民黨政府重視威廉的意見，更重視與德國的關係。國民黨領導層認為，為建立猶太定居點破壞中德合作是不合算的。幾年後，他們才絕望到要重新考慮這個問題。
“英國的經濟實際上由大商人和銀行家操縱，而這些人中很多是猶太人。因此這項提議將影響英國人對我們的態度。”
除了宣傳價值之外，孫科還認為猶太難民可以為發展落後的省份提供幫助。從長遠來看，猶太難民憑借其“雄厚的經濟背景和眾多的人才”，可以幫助中國發展成為一個偉大的國家。
孫科同時也提到了“英國人希望在巴勒斯坦為猶太人建立永久定居點，引起當地阿拉伯人激烈之反對，亂事至今未戢。”這讓國民黨一部分人懷疑，如果大量猶太人在中國境內聚居，終有一天會要求自治，甚至走得更遠。
但西方可能的援助更具吸引力。1939年3月，國民黨批準了孫科的建議，並開始在中美媒體上宣傳雲南計劃，在上海和華盛頓召開了多場會議。但國民黨沒錢，羅斯福政府也拒絕提供資金，將10萬猶太難民從中歐運到中國。
最終，使英美改變態度，支持中國抗戰的是珍珠港事件，而非猶太人的支持。等日本投降，孫科和國民黨政府很快就被趕到了台灣。
美《外交政策》為什麽突然提起這段曆史？
美《外交政策》講的故事少了什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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