蘇辛不是“開拓”詞路，而是擺脫不了唐文學“詩言誌”的影響。
莊子的逍遙，最終是個體於世故的識破和撂了它們：老子的道和後來的道家，是在做類似的“希望工程”培養“紅色基因”，總之，是在做公家的事；屈原的離騷，始於離國，終於個人命運的憤悶。而唐宋年間的國憂入詩入詞多是憂國完了，轉頭喝酒吃肉，啥也不耽誤。
中國文學踩不準文學的點。《文心雕龍》《文典》之類，是別樣的《易經》《藥書》，一鍋粥。
漢民族素質之中，奇缺理論力，抽象力。做起文學，全在碰，碰準了，出了個李清照，純文學出泥。可一轉眼，又給文天祥嶽飛張孝祥等拉偏。
形成美學，文學藝術才能有把握地走深走大。不然“摸著石頭過河”。
“豪放派”，顯示出了才華，但這才華往往與實際的人生無關。常是“公家”的大外宣的素材。蘇辛陸黃的詞作，在過日子遇到溝坎時，想起過它們？
較之唐文學的那麽濃的公家氣息，宋詞中這類的，見淡，但隻是褪色，不是創新。從這個角度看，能見到“豪放派”的力道其實不足。
《人間詞話》，開始有《隨園詩話》等曆代詩評詞注中沒有的美學視角。但仍顯抽象力理論力不夠。
李清照之後，半個魯迅，一個張愛玲，踩準了文學。他們都懂外國語 ，有了漢族以外的審美情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