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莊解放了。三天的慶祝活動過後，對漢奸和偽軍的清算運動開始了。這是解放後張莊的第一次群眾運動。
“那天，成百上的人控訴了漢奸頭子及其幫凶的罪行。張莊一位婦女講了她兒子金卯時如何被殺害的，當她講到保安隊如何把她兒子塞住嘴捆起來扔到井裏時，已經泣不成聲了。群眾中也有不少人跟她哭了起來。”（P151）
控訴大會結束前，張莊炮樓的偽軍司令溫啟榮和五區保安隊的隊長申計梅被判處死刑，大會結束後他們被拉到村邊的一塊空地上，麵對著他們曾經據守的炮樓被槍斃了。
八年抗張期間，漢奸們確實幹了很多令人深惡痛絕的壞事，抗日群眾對他們的仇恨是強烈的。對漢奸的清算主要是剝奪其財產，罪大惡極的頭目會被槍斃。這種清算活動，或者是自發的，或者是有組織的，在反法西斯戰爭勝利後的各國都不同程度的出現過。張莊的清算活動主要集中在剝奪漢奸資產上，這是因為張莊群眾認為，日偽期間，漢奸們靠欺負百姓掠奪了很多不義之財。抗戰勝利後，人們要討回本屬於自己的東西。
張莊“反奸運動”的領導並不是農民選舉出來的，也不是上級政府任命的，而是由幾個抗日青年自發組織的。他們在日本投降後就組建了張莊村公所，是抗日鬥爭勝利讓他們覺得自己具有合法性。後來共產黨五區和潞城縣委相繼承認樂這個年青人成立的村公所，才使得村公所具有了合法性。
“在師福元的領導下，村公所召開全村大會鬥爭了郭德有（尚石頭的繼任者）、郭富貴、李同仁和其他許多漢奸骨幹。每次鬥爭會上都有越來越多的人起來放開膽子站出來控訴。控訴中揭發了漢奸給人民帶來的巨大損失，即使拿出他們的全部財產也不夠償還。他們不僅貪汙，還名目張膽搶了不少值錢的東西，而且強迫別人代替他們出勞役。這些勞役加起來有好幾個月，要求還給代他們出工的農民。”（P153）
其實，一開始農民們心有顧慮，對共產黨是否能站住腳，是否會勝利沒有把握，擔心閻錫山打回來，反革命勢力會反攻倒算。所以他們既不敢控訴和鬥爭漢奸，更不敢剝奪漢奸們的財產。本打算分給農民們的漢奸資產沒人敢要，村幹部挨家挨戶去送也沒人敢收。在槍斃了幾個漢奸頭目後，農民終於敢於起來鬥爭了。這一幕與薑文的《讓子彈飛》裏槍斃黃四郎的情節頗為相似。長期以來，農民們對統治階級的畏懼已經刻在骨子裏，很少有人敢於造反。可一旦起來造反，往往表現的就沒有章法，不講政策，打擊一大片。很多被迫和短暫為日偽做過事的也都被剝奪了資產，哪怕是貧農和雇農也一樣被鬥爭和剝奪資產。這個過火的鬥爭背後，既有經濟利益的驅使，也有複仇欲望的驅使。這個特點在早期的土地革命時就已經顯露出來，但那時毛澤東是支持農民造反的，因為毛澤東認為這是矯枉過正，任何過分都有革命意義。
可在抗日戰爭剛剛結束的時候，國共還在談判，處於弱勢的共產黨還期望和平建國，所以並沒有放棄抗日戰爭時期的統一戰線政策，沒有開展麵向地主階級的土地革命。所以張莊的運動違背了當時中共的政策，明顯表現出無政府主義、混亂無序，亂鬥亂打的現象，屬於犯了左傾錯誤。張莊所在的五區的“反奸運動”是在1945年12月結束的，當時的區幹部已經發現了出現了問題，並及時進行了總結，但他們總結的教訓是鬥爭沒有體現階級性，並不是鬥爭違反了中央統戰政策。於是潞城縣委在反奸運動結束後，在群眾的呼籲下，隨即就開展了麵向地主階級的土地革命。這種左傾冒進極大地幹擾了中央的方針政策，加劇了緊張局勢。在群眾起來後，領導力量如果一味順著群眾意願行動就變成了民粹，所謂的領導就成了群眾的尾巴。農民的覺悟是有限的，他們更注重的是眼前利益，如果領導者不能及時製止冒進行為，群眾運動就會失控，反過來危害革命本身。
對漢奸的鬥爭相對是容易，可與教會的鬥爭卻不那麽順利。張莊的教會由來已久，勢力很大，是張莊最大的地主。日偽時期張莊的所有漢奸幾乎皆為教徒，這讓張莊農民自然而然地有了排教情緒。教會頭目孫神父有國民黨特務嫌疑，曾與日偽勾結，可信徒們依然信他（這有點像《周處除三害》裏那些信邪教的教徒）。幾次鬥爭都不順利。於是村幹部改變了策略，不再批判教義，而是揭發孫神父的非宗教活動，比如勾結日寇、勒索錢財、強迫入教、歧視窮人等劣跡。這個策略很管用，連他手下最忠實的教徒都起來揭發和批判他。
一個叫郭真寬的教徒起來揭發他說：“你讓我們窮人忍饑挨餓，不能生氣，不能越軌，可你自己天天吃肉吃白麵。不合你口味還要讓廚子重做。你每天夜裏跟修女睡一個被窩，自己不幹不淨，還讓旁人講德性。”
孫神父被質問的啞口無言。郭真寬繼續揭發和質問他：“再說你做彌撒，誰給的錢多就給誰做，誰給的錢少就往後擱幾天。誰要是沒錢，你就幹脆不給做。你做彌撒到底是為大夥，還是為做生意賺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