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猿聲啼不住
記憶豐富的上個世紀最後十年，反而一時不知從何說起。價格闖關失敗，而且是以最醜陋的方式結束，一個春天的故事幻滅。雙軌製依然在，成為權貴先富起來的捷徑。價格飛漲，官倒橫行。軍隊經商，走私猖獗。然後南巡，國企改製，職工下崗。清理三角債。亞洲金融風暴。還有談了十多年的入世（WTO）。
從包醫百病的改革開放，淪落到不得不血濺京畿。總設計團隊的挫敗沮喪無可避免。不用別人說，自己就覺得這也不行那也不行。要吃糧找紫陽的那個總理，莫名出來個大陸文明海洋文明，就差直說喝黃河水吃小米的就是不中。但趙總理還不是始作俑者，根子在總設計師。在於對前三十年的全盤否定，不惜造謠汙蔑，用權力高壓統一思想，開全黨會議做實“曆史決議”。從而造成對國家、體製、以及以前的工作成果都沒有任何信心。將繼承的全麵工業基礎貶低為零甚至負數，以便貪天之功據為己有。也有好處，讓後人沒法再說一次“國民經濟又到了崩潰的邊緣”。
“崩潰”二字有快感，自己說得，別人自然也說得。加入WTO的談判以及最後達成的協議，當時可是贏得全國一片哀嚎。罵朱鎔基喪權辱國，斷子絕孫的都有。大部分人認為，如此裸奔式開放，國內現有工業行業，撐不過三年，都得死光。當年中國人的自信力確實低到了塵埃裏。這也部分源於鄧小平執政後，強製統一口徑，抹殺中國工業化成果，多年崇洋媚外宣傳的結果。
美國這邊對中國入世的反應卻是憂喜參半。2001年我參加了一個律師事務所主辦的相關研討會。其間一個商學院教授問我，缺乏關稅限製，中國的紡織品家電等已徹底毀滅了國內的相關行業。你認為中國下一個大宗出口商品會是什麽？脫口而出：汽車！說完我立即後悔了。前一年國內的同學剛因準備入世而問過我，美國有哪些好用的非關稅壁壘可以“借鑒”。汽車行業恰恰是這些最好用的。果然，二十年過去，中國從油車到電車，迄今沒有一種能進美國市場的。恰好說明，入世一事，是麻杆打狼，兩頭害怕。
而在同一年，樂觀派律師章家敦，拋出了中國崩潰論。其理由是入世後中國經濟五年內必垮。當然以後二十年中他每年都會發現一個新理由。中國方麵對此多年一直沒敢理直氣壯地反駁。其時國內從上到下許多人私下也是這麽想的。章家敦的“中國即將崩潰”，與鄧小平的“國民經濟到了崩潰邊緣”，直接就是同曲同工。依據都是政治決定經濟（和馬克思正好相反）。可以說，是先有崩潰論，後有奇跡論。該崩潰不崩潰，一年又一年，可不是個“奇跡”麽？崩潰是奇跡之母。
直到十年後，當權者才反應過來。胡景濤推出了“道路自信、理論自信、製度自信”。再過十年，習又加了個“文化自信”。這些都是在彌補上世紀最後二十年瞎摸石頭整出來的理論漏洞。九十年代科委主任到埃及一遊，就覺得咱們文化也不如人家，不能精確到年月日。回來就搞個夏商周斷代工程。從經濟不自信會彌散到處處不自信，“四百個自信”恐怕也不夠。無論是“崩潰啦”還是“厲害啦”，都是不自信的極端表現形式。說的和被說的雙方都是。根源都在對理論和實際都僅有一知半解。
九十年代開端慘淡。64鎮壓的後果，導致了西方世界的全麵製裁。國內認為外資才是中國經濟發展的動力的那批人，真的以為馬上崩潰就臨頭了（和五十年代初美國國務卿的觀點一致）。當時還是有亮點，海外華人（港台新）的投資熱情並沒斷。中國當時也需要和感謝他們，稱“血濃於水”。財大氣粗技術領先的跨國公司的退場，原本為他們創造了得天獨厚的條件。不料這也是港台新小資本在大陸的最後一個短暫的春天。其實是出於這些資本的自身局限性。他們並沒有核心技術，也不長於工業生產組織。隻是因商機敏銳而搞些短平快的賺錢項目。而這些套路很快被大陸本土民營企業看透和學會。無論是辦新廠還是技術引進，大陸群眾都非常熟悉。從1953年開始，已經連續不斷地幹了四十年了。海外僑資被本土民營企業替代如此迅速，出乎所有人預料。原因就在中國前三十年工業化的深度，被低估了，又被刻意宣傳所誤導。
後來再進來的台資，是富士康台積電等。真有獨特的技術和生產組織能力。受限於國家政治製裁，對許多本有雄心壯誌的西方跨國企業，九十年代是個失去的十年。那些因為政治原因而退卻的外企，給了中國包括國有和民營企業一個發展壯大的窗口。等到了世紀之交它們再進來時，已經沒有了那種“外資是救世主，一切交給外資”的狂熱思潮。從此再沒有一個外資企業，能在中國主導壟斷一個行業甚至一個產品門類。
其實政治甚至政策對經濟的運行和發展，能起到的影響非常有限。但政治家們，需要經濟數據來背書他們的業績。如果數據不配合，隻好利用形容詞來講故事。給別人腳下挖個坑，往自己腳下墊點土，就能形成落差。奇跡論（唱紅）和崩潰論（唱衰）就是起這個作用。
在急需政績的年頭，前所未有的，中共中央與國務院聯合發文：《關於加快發展第三產業的決定》。當時的管理水平，出了些“全民經商”、“破牆開店”等現象。從下圖可以看出，發了文件後的92到97年間，第三產業比重不升反降。一直到97年後才進入快速上升期。第三產業作為生產產業的衍生產業，在國民收入達到一定水平後自然會快速增長，並不需拔苗。
九十年代有個“奇跡”，就是三位學機電出身的人做了中國最高行政領導。他們對待國民經濟就像對一部機器一樣，有一種精確強迫症。當然對待出現的問題，也是大拆大卸的機械處理方式。最傷筋動骨的大概是98年的國企改革與下崗潮。他們認為國企不行，計劃經濟不行，工業化的路也走彎了。我覺得那些結論下草率了，拍腦袋和拍桌子的拍得太快了。有沒有可能不是體製的問題，而是你們這些做計劃的，管理的，經營的人不行呢？但不管是什麽原因，有什麽道理要讓工人來承擔全部代價呢？
當然，朱鎔基的這個國退民進，客觀上為民營企業和“合資企業”廉價提供了一大批人力資源，這一批是中國曆史上最有紀律、素質最高的工人。連副總理吳桂賢都下崗辦廠去了。也就是從那以後，民營企業開始大型化，進入重工業領域。我們可以從上圖看到，中國的重工業比重，從1949年的30% 左右一路增加到了2010年的70%。隻有在從改革開放到2000年間，輕工業比重逆勢增長。造成這種現象的主要原因是那一時期，相對更重視財務效益而輕視技術積累。比如連運十飛機都莫名下馬。次要原因是當時新興民營企業等都集中在輕工業中。
從2000年到2020年的二十年，中國重工業比重再次增長到了80%，真的令人發指。如果是一個孤立的經濟，肯定是不健康的。但中國經濟高度參與了全球化。如果看看中國現在的出口產品結構，就能理解。現在主要是機械、電子、車輛、船舶等。輕紡產品已經無足輕重。中國其實已經接替了19世紀英國和二十世紀美國的位置，成為全球工業的發動機。在這個過程中，國有企業一直是主力軍。而這條道路，帶著顯著的中國特色，明顯的是從1953年開始一貫而來的。真正做得好的，是那些長期一貫堅持的領域；而那些突發奇想靠發文件改革的，至今尚未見到顯著成效。
回顧上世紀後五十年，中國國民經濟，問題多多，卻一直在高速發展中。一個大國的經濟，永遠不可能像一部機器，能按設計意圖來運轉，更不能用什麽“工匠精神”治國。不管是計劃還是市場經濟，總是時時刻刻存在各種不協調，出各種亂子。回頭去看，總是充滿各種錯誤與浪費。這就是無奈的現實。發展快的時候，可以容忍更多的亂子，發展慢的時候，又顯得特別突出刺眼。若是快一點就稱“奇跡”，慢一點就大喊崩潰。隻是一驚一乍地浪費表情。
如果一個經濟體，能生產足夠的糧食，能生產足夠的日用品和機械，還能自產相當的能源。很難讓它“崩潰”的。今天的俄羅斯，被戰爭影響和製裁到如此地步，毫無崩潰跡象，因為當年蘇聯的自足經濟老底子尚在。靠大合唱是無效的。迄今最大的合唱團是綠色經濟派。但唱到今天卻讓美國成為了世界第一石油產國。唱衰可能會對虛擬經濟、股市等產生一定的短期影響。對生產實體商品為主的經濟體卻無效。觀察經濟體的健康程度，要看具體的產品的數量質量變化，而不是去看已經嚴重失真失實貨幣GDP值。更不能看再換算成美元後的數值（美國除外），完全是隔靴搔癢了。
發展經濟要有耐心，有堅韌堅持。更需要大批人日複一日的不懈苦幹。大躍進不現實，卻未必不能實現。1958年毛澤東提出中國鋼產量15年超英20年趕美，聽起來在吹牛。實際上大概在1972年趕上英國1993年超過美國。可那一年我們並沒有感到有什麽不同，到了2020年，中國鋼產量已經超過其外全世界總和。也仿佛順理成章。我為什麽敢在2001年就預言中國會成為大宗出口商品？因為在中國時，親見千千萬萬人正在孜孜不倦地努力著。中國的工業化過程和那些四小龍等不同，不是靠幾個大企業就改變全國的。而是在全國範圍內，全部人口中，千千萬萬個企業，一個個產品，從解決身邊的日常需要開始，從落後的技術，粗糙的質量開始，一步步改進提高，直到走向世界。沒有奇跡，隻有一步一個腳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