莫言獲諾貝爾獎，得到西方世界的肯定，和他遇到葛浩文(Howard Goldblatt)這樣的翻譯家不無關係。葛浩文是一個傑出的翻譯家：他采用巧妙的方式把小說翻成英文。他不是逐字、逐句、逐段翻譯，而是將原文以整體的形式作大意翻譯，這是歐洲大約從18世紀以來流行的翻譯方法，去掉了很多不必要的部分，正好規避了原作者的寫作弱點。從翻譯理論的角度來看，作為譯者不能翻譯作家的錯誤，葛浩文的這種做法沒有問題。也就是說，葛浩文對作者的弱點知道得一清二楚。他把一切都整理好，然後翻成英文，語言比原來的中文更好。總的來說，莫言的作品比他的譯作遜色。葛浩文對《南方周末》記者說，“其實，他（莫言）的小說裏多有重複的地方，出版社經常跟我說，要刪掉，我們不能讓美國讀者以為這是個不懂得寫作的人寫的書。”
2012年11月，老牌文學季刊《凱尼恩評論》 (Kenyon Review) 發表了華人學者和小說家孫笑冬的題為《莫言的病態語言》( The Diseased Language of Mo Yan) 的文章，提出相同看法。她認為，“莫言的語言是‘病態的’，而且是與偉大的中國文學傳統割裂的；這種語言的病態體現在它雜糅了多種不同的語言種類（舊的、新的、粗魯的、優雅的以及革命化的），而他的主要翻譯者葛浩文為莫言作品創造出的翻譯文體在藝術上其實比原作要強”。
漢學家，現任美國普林斯頓大學東亞研究係教授林培瑞說，莫言的語言不能和最好的中國作家相比，他寫得太快，他自己也承認有時候寫得太快，比喻不太恰當，有時候顯得粗魯，粗糙。他想用山東高密的地域文化作為文學背景。很多作家從五四以來，想追求鄉土色彩，這是對的。有些也做得很成功，比如三十年代的沈從文，還有老舍，都掌握了"土"的文學。莫言有很好的機會，應該這麽寫，可是他不，他的文字有點規範化，有人說是翻譯體。比如他描寫晚清時代的《檀香刑》裏，人物說出了60，70年代共產黨的那種語言，什麽"領導者"之類的詞，他也沒有掌握鄉土對話，這也是一個缺陷。因此從語言和人生視野兩方麵，他不是一個頂尖的作家。當然他寫得很多，講故事很好玩，讀者也很多，所以也不是一個非常次的作家。
莫言的寫作是極為任性恣縱的，他放縱自己的想象，習慣於根據自己的主觀感覺來寫人物，常常把自己的感覺強加給人物，讓人物說作者的話，而不是人物說自己的話；讓人物做作者一意孤行要他們做的事，而不是他們根據自己的處境、性格和心理可能做或願意做的事。他寫人物毫無規矩，甚至胡鬧，寫他們在酒缸裏頭撒尿，在娶親路上顛轎，在高粱地裏睡覺，好像中國人的生活就是這樣，那些崇高而詩意的生活，高尚而美好的情感，與中國人是無緣的。正是通過一種簡單化的、遊戲化的敘事，莫言將中國人寫成了心智殘缺、情感粗糙、行為幼稚的人，寫成了一群對暴力、性、乳房、汙穢等充滿病態畸戀的人。無疑莫言用西方人熟悉的技巧，來寫符合西方人想象的中國經驗。
莫言的作品被指責為蕪雜、虛假、誇張、悖理，沒有中國文學的含蓄、內斂、精微、優雅的品質，缺乏那種以人物為中心、從人物出發的敘事自覺。中國當代小說家的作品總是很冗長，可能是因為多寫多賺錢的關係。莫言也不例外，一寫就是幾十號人物。而且他寫得太快，寫作是件嚴肅的事，需要認真對待，不能圖快。 他被人詬病的當然不隻是這些，批評他的學者還說他從“傳統文學”和“口頭文學”傳承的並不多，有的也隻是皮毛。
《生死疲勞》運用明清小說的章回形式寫成，但章回體隻存在文本表麵，小說的結構並無“各章回自成段落”的特點，敘述者也無“說書人”的特質，把章回回目換成西方小說式的章節標題並無分別。這是創新還是推陳而沒有出新？要是隻是披著古裝照相，就很難說他是如瑞典文學院在頒獎詞所說的，“向中國古典小說和民間敘事的偉大傳統致敬”，甚至會給人有點不倫不類的感覺。
雖然古典文學對莫言的影響有限，但在寫法上他也不是沒有傳承。在莫言的小說裏，有從《山海經》、《搜神記》、《聊齋誌異》、誌怪小說繼承下來的文學精神，甚至有地方戲曲和民間藝術的諸多元素，這是他的中國性所在。
莫言自己就公開說過，一個作家不需要思想，他隻需要描寫。在寫作技巧上，莫言從中國和世界現代作家那裏學到的更多，在現代作家裏，從西方作家身上學到的更多。莫言自己說了，他的寫作主要受到馬爾克斯和福克納的影響。莫言文學作品中既有批判現實主義也有現代派，藝術手法上的誇張帶著後現代印記，他學習借鑒了福克納的意識流和地域色彩（其實魯迅的魯鎮，沈從文的湘西都有地域色彩），馬爾克斯的魔幻現實主義，卡夫卡的荒誕，以及美國的黑色幽默等等，特別是前期作品明顯有模仿他人創作方法的痕跡。他一直在努力走出這種陰影，尋求自己個人的、民族的、鄉土的小說形式和小說語言。他在這方麵的努力應該得到肯定。
他喜歡講荒誕離奇的故事，用的是18世紀末的寫作風格。莫言小說有陳舊的一麵，但也注重長篇敘事在藝術形式上“推陳出新”，每一部小說都在努力突破自己，例如前麵提到的《生死疲勞》運用生命六道輪回的觀念，小說的敘述者不斷經曆輪回，一世為驢、一世為牛、一世為豬、一世為狗、一世為猴，最終又轉生為一個帶著先天性不可治愈疾病的大頭嬰兒，從這七個不同角度透視和展現中國鄉村社會充滿苦難的蛻變中的曆史。這種結構在中國，甚至世界小說中也前所未有。這就是瑞典文學院在頒獎詞所說的，能將“夢幻現實主義和民間故事、曆史記載及當代社會現實融合在一起” 。
德國當代著名作家馬丁•瓦爾澤這樣評論莫言：“他的小說有一種緊迫感和厚重感，無法用寥寥數語來描述。所有代表性的小說都講述了人類在情感受到世俗規則壓迫時陷入的衝突。莫言用一種足以讓人頭暈目眩的方式敘述了人們如何飲食，如何忍饑，如何受渴，如何交談，如何被愛，如何殺害。一位優秀的小說家熱愛他筆下所有的人物，全身心地投入到他的人物裏，也包括那些在小說裏將要或者必須犯下罪行的人物。任何人要是想談論中國，都應該先去讀莫言的書，我認為他可以和福克納平起平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