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航海最初就是在葡萄牙和西班牙兩個國家間競爭。葡萄牙有國王的大力支持，把大航海變成了國策，而西班牙則主要是私人行為。兩國因為競爭關係，曾一度搞得關係非常緊張，於是就請教皇來仲裁。教皇覺得既然歐洲的地盤都是我的，那未知世界也都屬於教土。當時也沒有其他歐洲國家參與大航海，所以，教皇對葡西兩國的仲裁也非常簡單，未知世界一分為二，東邊歸葡萄牙，西邊歸西班牙。後來又搞了個托爾德西利亞斯協定，將東西分界線往西挪動到涵蓋了現在的巴西東岸，正式地將未知世界一分為二。“按照現在的計算方式，它的位置大約在西經46度30分。這條新的分界線在大西洋中間，大約在佛得角群島和位於加勒比海的伊斯帕尼奧拉島之間，它給了葡萄牙人充分的空間，讓他們能夠從水路進入非洲大陸。”而為西班牙服務的哥倫布則按自己的設想向西大西洋探索。
曆史總是充滿了偶然性和不可預知性。誰也沒想到，這個在當時看起來對葡萄牙有利的劃分，後來卻給了西班牙一份意外的大禮。
其實，處於那個時代的人，誰也沒有超越時代的高瞻遠矚，畢竟歐洲每個國家都有自己的麻煩和眼前利益。法國那時的爭霸對象是哈布斯堡王朝，內部則陷入強化王權和削弱貴族的鬥爭中；英國則是把法國當作主要對手，生怕百年戰爭勝利後的法國會入侵英國；即使同樣熱衷大航海的西班牙，那時的主要任務也是將持續了七百年的宗教戰爭進行到底，要驅逐伊比利亞半島上的最後一個摩爾人。也是天公作美，非常巧合的是，當哥倫布在1492年發現美洲大陸時，西班牙恰好驅逐了伊比利亞半島上的最後一個摩爾人。
中世紀歐洲的一大特色，就是王國之間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相互聯姻，相互繼承，很多戰爭都是這種複雜的繼承關係引發的。當時的歐洲是貨真價實的封建割據和家天下，家比國大，家為先，國居後。這點和明治維新前的日本極其類似。也因此，歐洲的覺醒在國家層麵上就是民族國家意識的覺醒。當時歐洲最大的家天下就是哈布斯堡王朝。這個家族靠著聯姻輕輕鬆鬆成了世界之王，在查理五世時期，哈布斯家族控製的國家和疆域達到極致。不僅控製了西班牙、奧匈帝國、神聖羅馬帝國、波西米亞和北非突尼斯，甚至跨越大西洋，成了墨西哥的國王。西班牙攫取的殖民地也就是哈布斯堡家族的資產，但當時的查理五世對南美殖民地並不怎麽重視，因為從海外殖民地獲得稅收微不足道。
意大利半島上的兩個海上強國威尼斯和熱那亞依然熱衷於地中海的海權，美滋滋地與奧斯曼帝國做著貿易，樂嗬嗬地充當著奧斯曼和歐洲國家的中間商，靠揩歐洲國家的油賺的盆滿缽滿，因此對探索新航路的大航海毫無興致，以至於熱那亞航海家哥倫布不得不投靠西班牙。等到後來葡萄牙掌握了印度洋航線，對威尼斯的貿易霸權造成直接威脅時，這個地中海海上強國則悔之晚矣。待到1538年，奧斯曼帝國的海軍，以弱勝強，以少勝多，在希臘西部海域，擊敗兩倍於己的西班牙和威尼斯為主的歐洲聯合艦隊後，威尼斯不僅向奧斯曼割地賠款，而且徹底失去了地中海海上霸權。
奧斯曼在蘇萊曼蘇丹時期，達到了帝國的頂峰。在與奧斯曼的爭鬥中，此時的歐洲整體上處於下風。地中海已經被奧斯曼海軍控製，徹底阻斷了歐洲與東方的貿易聯係。然而，塞翁失馬焉知非福，對歐洲來說，失去地中海霸權，恰恰是塞翁失馬，迫使歐洲戰略轉移，將目光聚焦於大西洋探險。失去了地中海，獲得了大西洋和美洲大陸。這真是丟了芝麻，撿了西瓜。這個曆史事實說明了一個道理，那就是凡事不能死磕，要懂得變通和另辟蹊徑。
當然，探險活動必須能夠良性循環。又窮又小的葡萄牙之所以能夠完成大西洋到印度洋的探險壯舉，不隻是靠他們的堅韌不拔精神和對財富的渴望，而是因為他們找到了一條以探險養探險的良性發展道路。葡萄牙原本就在非洲西海岸從事黃金貿易，正是這些從非洲獲得的黃金資助了一次又一次的探險活動。等占領佛得角後，葡萄牙就以佛得角為跳板，從非洲獲得資源和財富來支持一次次的探險活動，後來的西班牙也一樣，靠的是從印第安人那搶來的黃金和奴役印第安人開采金礦獲得了向美洲大陸內部持續探險的經費。
而明朝永樂年間的鄭和下西洋，則是純粹的國力消耗，隻有投入，沒有產出，也因此，即使當時世界最富的大明王朝，也無法持續支持這種航海活動。政治和經濟是不可分的，沒有經濟支持的政治活動無法進行，沒有經濟效益的政治活動也不可持續。
當哥倫布發現美洲時，大明王朝正經曆最後一個短暫的興盛時期。那時離土木堡之變已經近半個世紀，當時的明孝宗皇帝，勵精圖治，廣開言路，革除時弊，被後世譽為弘治中興，但他對世界悄然發生的變化渾然不知。
後來的史學家對中國為啥錯過大航海紅利和沒有進入資本主義有諸多論述，很多都是一種馬後炮式的聰明。其實說中國錯過大航海完全是一種西方式思維，當時中國即使知道大航海有巨大紅利，也不會參與其中，這是中國文化所決定的，這也可從鄭和七次下西洋的所作所為得出這個判斷。中國是朝貢體係的中心國家，朝貢體係是建立在儒家文化基礎上的，對外隻講王道，不講霸道。王道是以德服人，國家不以大欺小，對小國弱國都一視同仁。朝貢雖然名義上好聽，實際上都是賠本買賣，等於中國花錢安撫周邊國家別生事端。所以，那時中國即使發現了美洲，也絕不會搞以強淩弱的殖民主義那一套。這就是中國文化的仁善內涵。
另外，明朝的戰略重心始終在北方。自朱棣時期收複了安南，將今天的越南變成中國的一個省，西南就安定了。鄭和下西洋後，南洋國家全部仰慕大明，沒有生事的，隻有日本的海盜偶爾生事，但那時還沒有坐大，而東亞的朝鮮一直是中國的屬國，與明朝相安無事。唯有北麵的蒙古一直是大明的安全威脅。自朱元璋起兵反抗蒙古統治後，蒙古是越打越小，可無論怎麽打，蒙古各部落隔一段時間還會再來搶劫，順道還搞點恐怖活動。朱棣時遷都北京，就是為應對來自北方的威脅。明朝曾多次遠征大漠，每次征伐都勞民傷財，朱棣就死在北征得歸途，明英宗還因禦駕親征被蒙古瓦刺給俘虜了，史稱土木堡之變，可每次安定時間也維持不了多久。盡管明朝軟硬兼施，征伐和聯姻兩條腿走路，也無法讓北方邊境持久安寧。
1514年葡萄牙船隊到達中國南方海岸時，明朝恰逢正德年間，大明王朝被一個活寶皇帝統治著。而此時的北部邊關不斷被蒙古韃靼部落侵襲騷擾，明軍無能為力。自朱棣之後，明朝就再沒出過一個能幹的皇帝。以至於毛澤東讀明史後非常氣憤，說整個明朝隻有朱元璋和朱棣兩個不讀書的人是好皇帝，其餘都不是好東西。一個國家再強盛，如果連續被不成器的皇帝統治也會衰敗，明朝就是如此。葡萄牙人那時野蠻豪橫，中國邊民對他們極其反感，可因為朱厚照與葡萄牙的翻譯火者亞三關係很好，地方官員一直不敢清剿這些葡萄牙人。一直到明武宗駕崩的1521年，江彬被殺，火者亞三被處死，明朝與葡萄牙殖民者的矛盾才公開化，隨後爆發了屯門海戰，葡萄牙戰敗撤出屯門據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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