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以前說道，中國的教育體製沒有培養學生的質疑精神，所以難有重大成就。有人就反問，毛澤東號召大家質疑一切，打倒權威，怎麽能說沒有質疑精神呢？
毛澤東號召大家質疑一切，當然不包括質疑毛澤東。反對毛澤東，就是現行反革命，會遭到鎮壓甚至槍斃。在美國質疑總統是正常的事情。
所以，毛澤東號召的質疑，就是奉毛澤東旨意的質疑，就是先有一個立場，然後拚湊證據，找理由或借口，這個理由邏輯上是不是可靠不那麽重要，不容許基於事實而得到相反的結論。比如說，毛澤東的秘書田家英得出了與毛澤東相反的結論，那就是死路一條。在美國，叛黨不是大逆不道的事情，比如，裏根總統和川普總統都是從民主黨轉向共和黨的。
而且，批判是一邊倒的，沒有另一方反駁的空間。一般人由於時間和知識的局限，難以看清一篇文章的邏輯破綻。俗話說，不怕不識貨 就怕貨比貨，所以，需要給另一方反駁的空間。
另外，紅衛兵質疑權威的方法，文的是以馬克思主義出發，武的是暴力進攻。比如說我看到過紅衛兵質疑相對論的文章，以馬克思主義出發，把馬克思主義當作放之四海而皆準的真理。如果有點科學常識，所有理論都有其適用範圍。順便說一下，在德國曾經也有100個科學家質疑相對論的事情，愛因斯坦的回答是質疑相對論不需要100個科學家隻需要一個事實。
有些意識形態的爭論，沒有客觀標準。寧要社會主義的草，不要資本主義的苗。改革開放時期關於實踐是檢驗真理的唯一標準的討論就是試圖糾正這個錯誤。
總之，這種質疑，是作為權力鬥爭的手段，而不是探索真理的途徑。這種現象不單是存在於毛澤東時代的中國，也不同程度地存在於美國及其他西方國家，隻是利益集團取代了毛澤東的位置。由於這個原因，美國的一些著名機構正在失去往日的光環，徒有虛名。
有一句名言，教育就是你忘掉所學知識後剩下來的東西。教育除了傳授知識，其實剩下來的就是思維方式，這種思維方式影響人的一生。
中國1952年以後的教育大體上來說就是以清華大學為代表的又紅又專。清華校長蔣南翔又長期擔任教育部長，影響到整個中國的教育係統。又紅又專，換成通俗的語言，就是聽話出活。這與培養獨立思考和判斷能力是不一樣的。
下麵舉兩個我所知道的反轉的例子。
一、固體中擴散的空穴機製。美國一個助理教授提出了固體擴散的空穴機製，一個學界大佬覺得荒謬，就把論文壓了下來，讓他的一個學生重複該實驗，意圖是證明相反的結論，但學生的結果與大佬的意圖相反而証實了該機製。最後，該論文是發表了，但這個延誤的時機是該助理教授評選終身教授的時候，他落選了，永遠離開了學術領域。
二、個人快速交通係統。有個美國交通界大佬讓他的一個學生收集証據來反駁，而他的這個學生在這個過程中接受了反麵的思想。
下麵舉幾個我自己質疑的例子。
一、金融derivative的黑瘦理論，諾貝爾經濟學獎。有一次拜訪了一位華爾街做金融分析的朋友，他介紹了黑教授和瘦教授的理論其實就是擴散方程。金融我不懂，擴散我是懂的，有兩位老師是世界一流高手。我看了一下，黑瘦理論有其適用範圍，否則會出問題，果然後來出了問題。他們當然用曆史數據檢驗過模型的正確性，所以就開公司想發大財了，結果賠了。
二、美國南方奴隸製效率高，Robert William Fogel，諾貝爾經濟學獎。如他所研究的那樣，奴隸製在種植園層麵確實在特定情況下效率高。那怎麽理解廢奴的合理性呢？他轉向意識形態。美國的廢奴確實是福音派教徒靠意識形態而主導的，問題是意識形態向外就是恐怖主義。比如John Brown，去南方把奴隸主殺了，把奴隸釋放了，就是一個典型的恐怖分子。其實，《美國的民主》的作者托克維爾是對的，奴隸製在州層麵是效率低的。順便說一下，林肯在南北戰爭有戰略誤判，奴隸製是個小問題，搞成戰爭得不償失。奴隸製度、封建製度、資本主義製度、社會主義製度、共產主義製度，各有其優越性和缺陷，在文學城裏就可以看到奴隸製優越性和封建之美的文章。
三、新冠疫情。美國主流專家的壓平曲線戰略是錯的，導致死亡人數增加了約十倍，經濟損失增加了約百倍。主流專家的戰略預測被事實證明是錯誤的，而我的戰略預測被証實。新冠疫情在基礎層麵也是一個擴散問題，擴散我是懂的。
四、新冠疫苗，諾貝爾醫學獎。mRNA新冠疫苗的戰略效果甚微，是一款失敗的疫苗，按正常疫苗標準根本通不過。健康人（未打疫苗）得新冠死亡的概率隻有十萬分之二，而打mRNA疫苗死亡的概率是十萬分之五，打完疫苗後得新冠的死亡概率當然要更低一些。如果單比較打疫苗和不打疫苗的新冠死亡率，而忽略打新冠疫苗本身的死亡率，這是誤導，誤導了公眾，也誤導了諾貝爾獎評審委員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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