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百多年來落後挨打的中國，一直是個資本短缺的國家。新中國成立後，麵臨的最大困難就是沒有資本，尤其是外匯短缺。那時國家的外匯來源主要靠海外愛國華僑的捐款，再就是靠出口自己也緊缺的農產品和水產品換匯。國家設在香港和澳門的兩個窗口公司華潤和南光就是做進出口貿易的，同時也是接受海外愛國華僑捐款的機構。設在澳門的南光公司是1949年新中國成立前夕在澳門秘密創辦的，啟動資金僅僅五萬港幣。在香港的華潤成立時間更早，其前身是廖承誌領導的八路軍駐香港辦事處。當時的經濟任務就是接受海外捐款捐物，支援抗日前線。如今這兩家公司都已成為業務線豐富的大型央企。
據傳，周總理去日內瓦開會的錢就是瑞士公司ABB捐助的，那時瑞士是西方少數幾個承認中國的的國家之一。中國也知恩圖報，此後中國的大型水電設備基本都采購自瑞士ABB公司。
在毛澤東時代，資本短缺隻能靠豐富的人力資源來彌補，而中國人口基本都是農民，於是剝奪農民剩餘勞動，就成了必要的惡。到我插隊時依然如此，修水庫水渠，甚至是修公路這些公共項目時，我們隻能拿一點很可憐的補助，基本都是無償勞動。記得修沈承公路時，每天累的半死，也沒多拿一分錢工錢，隻算整勞力一天的工分。盡管如此，很多人也願意去，因為在工地上能吃到大饅頭和豆腐，這是我們一年到頭都難得吃到的好東西。
盡管人力被剝奪殆盡，也沒有解決中國的資本短缺。改開後，要搞資本主義了，可發現最缺的還是資本。中國能拿得出的手還是人力和土地。那時的市場隻是個潛在的，和今天無法同日而語。但十億人口的大國，每人一口飯也能讓食品公司暴富。所以，改開後，最先進入中國的就是港台的食品公司和開飯店的，以及勞動密集型企業。廣東最早的港台企業基本都是做服裝、玩具、手工藝品，以及食品企業。那時西方跨國公司大都還在觀望期，有的隻是在香港成立一個辦事處。深圳先富的階級很多是當地農民，他們或者賣地致富，或者把自己的房子出租給打工的，再也不用臉朝黃土背朝天地幹農活了。每天的日子就是早茶，午茶加晚茶，早早過上了幸福的躺平生活。
八十年代時，很少有跨國公司的大項目落戶中國，所以廣東惠州引進荷蘭殼牌公司的大型石化項目就成了惠州地委的驕人政績。時任惠州地位書記鄧華軒也因此成為當時廣東四個改革明星書記之一。惠州原本是農業地區，八十年代中的廣東省委書記林若依然認為惠州還是應以農為主，不能亂上馬工業項目。於是地位書記鄧華軒與省委書記林若在惠州發展戰略問題上產生了分歧，這也是鄧華軒六四後裸退的原因之一。鄧華軒認為，改革開放就是要發展工業，農業地區有條件要搞工業，沒有條件也要創造條件搞工業，因為隻有工業化才能真正脫貧致富。早在鄧書記當縣委書記的時候就對搞工業著迷，當時的廣東缺乏搞工業的人才，在一次研究縣發展戰略的討論會上，一個縣裏的技術員在會上當麵反駁他的觀點，引起鄧書記的注意。會後，鄧書記找他談話，發現這個技術員很有工業頭腦，對搞工業有很深的認識。於是，鄧華軒就毫不猶豫地破格把他提拔到縣領導崗位。這個人後來一直輔助鄧華軒多年，為地方的工業化做出了很大貢獻。他就是後來任廣州市委書記和貴州省省長的林樹森。
不搞項目培養不出人才，項目是培養人才的最好學校。比如，搞硬件開發最好的辦法就是做項目，一個項目下來就培養出一批人才。搞工業化也是一樣，最初惠州搞石化項目時，一個懂石化的都沒有，人才都是從外地借調的。可項目完成後，人才也培養出來了，後來陸續來到惠州的石化項目就不那麽缺乏人才了。
九十年代鄧小平南巡講話後，外商看到了中國搞市場經濟的堅定決心，於是一些西方企業開始試探性地來中國投資，掀起了一波外商投資高潮。這些外商往往是先在北京和上海設立辦事處，先銷售產品，再考慮投資設廠。我一個校友兩口子就是九十年中期從德國拿到博士學位後，作為一家閥門企業的代表來北京設立辦事處的。中國的大型石化設備很多來自歐洲，因此配件也願意采購歐州標準的。雖然當時德國的化工配件確實質量可靠，但也不是不可替代的。九十年在沈陽參加一個工業展覽會時遇到一個來自上海的化機工程師，他告訴我，他們的產品其實質量並不比外國的差，但是國內大型企業都不願意采購，背後原因是外企能夠提供企業重要人物的出國機會，他們沒這個能力。而那時大型化工企業基本都是國企。
私企和鄉鎮企業就沒這個毛病，九十年代初我在瑞士留學期間，曾為瑞士一家紡織機器廠當過幾天翻譯，為來自中國的兩位溫嶺鄉鎮企業的技術員當培訓翻譯。兩個技術員都是企業的普通技術員，沒什麽背景。
我那個原本不願意改行當商人的校友，沒想到在國內的業務發展很順利，個人收入也是突飛猛進，很快就進入了中國的先富階級。看到在中國的業務這麽好，德國老板很高興，就考慮要在中國建廠。建廠前的第一步，是要消滅國內的潛在競爭對手。當時，世界閥門企業三強國家是德日美，中國排不上號。可德國老板還是不放心，擔心中國的閥門企業成為未來競爭對手，壓低自己產品的價格。他們采取的策略就是收購國內同類企業，其中一個目標企業就是名不見經傳的鐵嶺閥門廠。收購其實是跨國公司消滅潛在競爭對手的慣用手法，並不是真的需要這家企業的資源。而像日本普利司通與沈陽膠管廠的合資則是另一種相互需要的合作。普利司通利用膠管廠的客戶資源打開中國市場，膠管廠需要普利司通的技術和資金提升自己產品的檔次。
很多人很天真的把外商來中國投資，看作是對中國的幫助，其實不賺錢哪個商人也不會來投資的。當然，世界銀行是個例外，基本不以盈利為目的，但世界銀行的貸款都是有條件的，很多是製度性和政治性條件。比如九十年代初，世界銀行對中國私營企業有一筆專項貸款，以推動中國私營企業的發展。那時遼寧的鄉鎮企業和個體戶遍地都是，但私營企業幾乎沒有。於是遼陽市政府為爭得這筆貸款，就把個體戶劉忠田的個體企業包裝成私營企業。劉忠田本是個沒什麽文化的小爐匠，但此人個小膽大，他一口氣申請了八條生產線的貸款，根本不考慮是否能還上貸款，反正有遼陽市政府和中國政府做擔保。這就有了後來的遼寧忠旺集團。
而同時期的沈陽的遠大和強生兄弟公司膽子就不夠大，隻敢貸兩條生產線，因為那時遠大和強生有了一些資本，顧慮就多。正是因為膽子不夠大，在此後的鋁型材市場競爭中，就總是不敵忠旺集團。
九十年代時，因為對外資企業的條件很優惠，就出現了很多假外資企業。比如我一個大學校友兼鄰居創辦的一家合資公司就是一個假外資企業。他原本是某部進出口公司地方分公司的董事長，業務做得很好，賺了大量外匯，而且很多外匯結算在香港。他就用這些在境外結算的外匯在香港成立了一家投資公司，然後用國內的公司與這家境外公司合資。公司做的很大，一度曾當過遼寧足球隊的東家。他的故事很典型，以後有空我會專門講。
如今來自香港的投資依然占大陸外資來源的很大一部分，很多是大陸公司設在香港分公司的返程投資。
上世紀末和本世界初世界範圍的互聯網熱，把外商對中國的投資推上一個新的高潮。這期間的投資主要以風險投資為主，一時間，中國成了華爾街最青睞的投資國，哪個公司沒有中國投資項目簡直就是落伍的標誌。中國現在的互聯網大鱷和電商大鱷都是那時外國資本給養肥的。新浪、網易、搜狐、騰訊、京東、淘寶都是那時發達起來的。隻有華為是個例外。
等到中國在2001年加入世貿後，跨國公司在中國的投資才真正進入高潮。
經過改開後四十多年的高速發展，中國如今已經從一個資本嚴重短缺的國家成長為資本輸出國家。盡管外商直接投資近年有所下降，但資本不足已經不是國內的主要問題，而投資效率和產能過剩上升為主要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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